水瑛回娘家探望当校长的父亲，她从父亲的学校拿教学工具，包括布黑板、粉笔、本子和铅笔，还有用于刻写的蜡纸。水瑛的教材有小学一至三年级的旧课本，也有自己编印的辅导材料。水瑛在煤油灯下刻写蜡纸，有时候刻不完，便叫花枝帮她刻。花枝的字写得工整漂亮，她刻写的蜡纸无人能比。她们在夜晚把材料刻好后，白天再拿到小学校油印出来。水瑛经常请花枝做此类的事，久而久之，花枝成为她的助教。水瑛有事无法开课，她也请花枝帮她上。花枝上了几回课，听上去还像模像样的。她虽然年纪尚轻，但站在台子上庄严肃穆，教学态度十分认真，从而获得学员们的尊重。她们把水瑛叫作大老师，把花枝叫作小老师。水瑛的女儿嘲笑花枝说：“你当老师了，跟我妈一个级别，那我们可以叫你小妈妈吗？”
花枝说：“你再贫嘴，我割你舌头。”
亚洲吐了吐舌头说，“你来割呀，小妈妈！”
亚洲是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她月经初潮的那一天，正在地里跟母亲收割麦子。夜校老师看着女儿脚踝上有血迹，停下手中的刀子嗔怪道：“干活小心点，看你把脚踝都割破了。”亚洲弯下身子卷起裤子，可是那血丝是从大腿上流下来的。亚洲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哇啊”一声哭了起来。水瑛紧紧地抱住女儿，她给女儿上了一节女性卫生课，交代亚洲当月事来的时候，她应当如何去对付。那年夏天，花朵投水事件之后，夜校老师狠一狠心，突然停止了最大女儿的学业。她对亚洲说：“女儿家识字就好，家里孩子多，我种地又教书，实在没有法子呀！”
亚洲与母亲抗争了几日，方法是采取一种消极抵抗。亚洲始终保持沉默，像个木头人，既不说话也不发脾气，弄得水瑛没了辙。水瑛要男人拿主意，二郎看了看女儿，用一句话就断了她读书的念头。二郎说：“你是老大，你如果想再读，那欧洲不能读了！”欧洲比亚洲小两岁，她拉着姐姐的手说：“姐姐，你读我不读，我来照看妹妹们。”亚洲看了看欧洲，突然掩脸跑出家门。她跑到水南婆婆家住，陪伴花枝度过那段痛苦时光。她们在月夜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听窗外的蟋蟀鸣叫着。“我不能再读书，我恨死了！”花枝说：“你妈还想生孩子，她是顾不到你们呀。”亚洲说：“有时候，我……我真想死，像你姐姐那样死了！”花枝把她抱得更紧，她的泪水滴在亚洲的头发上：“我也想呀，不知想了多少回了。昨晚我梦见姐姐了，她全身湿漉漉的，坐在水塘边的石头上唱歌呢！”亚洲说：“你姐姐唱歌真好听，如果她还活着，我真想跟她学唱歌呢。”花枝说：“咱们可去找她，她可疼我呢，她一定会教咱们的。”亚洲沉吟一下说：“我不去，我害怕呢。”花枝从床上坐起来，她理了理鬓发，对亚洲说：“你不去我去，一个人去好了，我找姐姐去。”当时正是深夜，亚洲看着花枝走出门口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害怕极了，大声地哭起来。哭泣声惊醒了水南婆婆。老人家跌跌撞撞冲在水塘边，操起木杖对着湖水使劲地打，湖水溅湿了水边的花枝。月光笼罩在湖水的上面，湖面上雾茫茫一片。花枝转身走了回去，一声不响地又睡下去。水南婆婆把房门反锁上，才上自己的房间睡觉。当亚洲抹着泪水依偎在花枝怀抱里，她听到花枝散发着香气的胸口，有水流漫过冰冷的湖坡，直淹到她们住的地方。
水瑛的四个女儿，像她手中的粉笔一样洁白修长。她们在村庄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最大的亚洲后脑束着一条马尾，走起路一甩一甩的；老二欧洲梳着两管羊角辫子，笑起来一脸的孩子气；老三非洲好像应了她的名字，个儿瘦而黑，却有一口白玉般的美牙。她的头发被编成小小的三束，光溜溜的让人喜爱；最小的美洲才六岁，整天擤着两串鼻涕，眼睛有一半时间是湿的，她的头上竟然有四条细细的龙须儿，每条根部都绑着一根红丝线，看上去像刺绣的花纹一样。夜校老师每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书，三分之一的时间打扮她这几个宝贝女儿。有时实在太忙，她用连环梳头法实现她的愿望：她只梳理美洲的四条龙须儿，让亚洲来梳理欧洲的，让欧洲来梳理非洲的，亚洲自己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样省去四分之三的时间。村里人说，水瑛这般喜爱女儿，第五个一定是女儿了。可等来等去，水瑛的肚子还是没有挺起来。水瑛说，这肚子呀，生男生女它还没有个决断，只好让它先空着……
小美洲的第一颗门牙松动，刚好是非洲最后一颗乳牙的脱落期。一大早，水瑛包了六个鸡蛋拉着孩子到了水南婆婆家。水南婆婆正在取井水漂白粿，她利用太阳折射在桶里的水光查看非洲的牙齿。“这孩子好牙呀，将来不笑还罢，一笑惊人呢！”水瑛说：“这颗乳牙晃动了好些日子，我担心再不拔会长重牙的。”水南婆婆伸出食指探了探牙齿，进去取出针线盒子。她戴上了老花镜，抽出一根白线，在一端打了一个套结，便端起非洲的下巴张口往里套。非洲看见脸长在镜片里，惊讶地发出叫声。水南婆婆扶住她的下巴说：“你看哪，屋脊上老猫背着小猫呢！”非洲张眼看去，恍然间牙齿便没了。水瑛说：“先含着血别吐出来，憋紧你的嘴，待会儿再用盐水漱。”水南婆婆拉着非洲站在屋檐下，举行一个丢牙仪式：“把脚站齐整，我数一二三，你就往屋顶上丢。”非洲摸摸那颗牙齿，狠命往屋顶丢上去。早晨的阳光晃眼花呢，非洲看到光线儿在空中飘。她感觉一团红太阳被她含在了嘴里，她低头把血水一口啐了出去。
“姐姐，我没有看到你丢的牙齿。”
小美洲的嘴吮着一根草茎，在回家路上提出疑问。非洲伸出小手掌给她看，美洲惊讶地抬起头说：“你真没有丢掉呀？”非洲说：“这是最后一颗牙齿，我要留着它呢。”美洲说：“你留一颗老牙做什么？”非洲说：“这是我嘴里掉出来的，我要留着它做纪念呗！”美洲看了看走在前的妈妈：“你可别让妈知道了。”非洲说：“知道又怎么样，我的东西我自己做主。”小美洲说：“你没有照她说的做，妈知道会打死你。”非洲抬腿踢飞一块石子，大声地对妹妹说：“妈才不管咱们，她整天想的全是生弟弟！”
那时候水瑛怀孕四月了，她的腰变粗了，从背后看已经是一位准孕妇了。水瑛的妊娠反应异常严重，先是接二连三地呕吐，接着嘴巴感觉寡淡得飞出鸟来。水瑛一天能吃半碗腌酸菜，却对什么食物都提不起兴趣。“这样下去不行呀，会饿了肚里的小子，你当为他把饭咽下去。”二郎下水塘摸螃蟹，到海边买海鲜，变着法子伺候妊娠的女人。女人看着男人说：“如果我生不出男孩儿，你的心意白花了。”男人说：“我有信心，你怎么能没有信心呢？你就为我争这口气！”女人叹口气说：“生孩子能像捏土人多好，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男人说：“这回怎么捏，也要捏一个有柄的。”
水瑛挺着大肚子当老师，扫盲班的学员越变越多，夜晚成了女人们的聚会场所。好多婆娘上课时，顺手把孩子也拉上，这班办起来乱纷纷的。读书声、孩子的叫声和母亲的骂声此起彼落，吵得水瑛上不了课。水瑛说：“这里到底是夜校还是托儿所？你们能不能把孩子留在家里？”妇女们嘻嘻地笑着说：“老师呀，是你先破了规矩，你看你带着孩子教书，我们不能带着孩子读书呀？”水瑛抚摩着肚子说：“再过两个月，我就要生产了，你们这么不珍惜学习时间，到时候谁来教你们呢？”
女人们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停下课业，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她们突然发现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个夜校，更不能没有水瑛老师。童养媳贝贝和琦琦当场哭起来。夜校教她们识字，更给她们一种自由快乐的时光。水瑛老师的每节课，都充满着朴素的温暖，这种温暖在的时候还不觉得，这种温暖如果不在了，她们就有孤独和悲伤。水瑛的所有课程都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的，她不但教语文和算术，还教历史和地理。她教她们的时候不是分开教的，而是合在一起穿插着教：一堂课从语文开始说到历史，从历史的纪事年代运用到数学，最后在两张地图上结束。童养媳贝贝有无限的想象力，她对历史的纪年感兴趣，她听水瑛解说公元前和公元后，对时间的设置产生了一种怀疑：时间在一条道上走，会不会绕了一圈又走回来呢？水瑛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不过是一滴水而已，你想那么远做什么？贝贝说，公元前和公元后，不都是时间转来转去转出来的吗？你说我们跟公元前的人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活着的他们早已活过了。婴儿皱着一张老头脸，活到老的人性子像孩子一样，时间绕了一圈又走回来，我们活着等于没有活过呀！
有一天，水瑛从小学弄来一个地球仪，她转着花花绿绿的地球仪对学员们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呀，地球是圆的，每天它从东往西自转，每年它还围绕着太阳公转，春播秋收，夏旱冬寒，我们都是这么转过来的。学员们被老师无限拓展的时空概念弄得头都大了。她们怯生生地围着地球仪，伸出手摸着说，“你说我们的村庄也在这个地球上面，那我们为什么不会从上面掉下去呢？”“你看哪，它还倾斜着，多危险呐！”“老师，你骗我们是吧？这大地怎么看都是平的，连海平面也一望无边，地球怎么会是圆的呢？”水瑛被她的可爱学员弄得大声地笑起来，她说地球好大好大呢，上面还有七大洲四大洋，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几千、几万个我们这样的村庄呀！
“那他们的村庄也跟我们的村庄一样吗？他们也种地养牲畜生孩子养孩子吗？”
水瑛不知道跟这些女人说什么。她是村庄最有文化的女性，也是除了水南婆婆外，村庄里最有见识的女性。她创办夜校扫盲班，最初动机其实十分简单，她只想让这些连钞票都不识的女人认得几个字，看得懂最简单的东西。可教到后来，她越教越上了心。每当她站在讲台上，她就有一种从事启蒙教育的自豪感。这些女人在她眼中像地里的旱作，多么需要水分的滋润呀。她们生长在村庄，在村庄生儿育女，最后老死在村庄，一辈子没有走出村庄一步。她们对于外面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对于抽象的东西理解力又差。她不可能教她们太多，可她又无法不把知道的东西教给她们。这种两难的处境决定了她的教学方法。她向水南婆婆多次请教有关教学安排，水南婆婆说，她们都是你的姐妹，你不但要教她们认字懂文化，还要教她们明理有信心。水瑛因此尽心善待她的学员，在她体贴入微的教育下，女人们会写各自的名字，同时也认识了村庄的事物——通过文字的认识和话语的转换，使动植物有了名称，使每种现象有了比喻，并赋予它们应有的生命。“这是一件多好的好事呀，它带给我的喜悦如同看着沙地上长出种芽一样。”水瑛在心底里感慨万千，她身为女人最能体会女人的苦衷。她多次对学员说：“我教你们说普通话，就是要让你们走出去，走到一片开阔地带！如果你们只说方言，那就只能停留在村庄里。如果掌握了普通话，就会走得更远看得更多！”
许多个晚上，水瑛停止了授课，她在桌子上摆上一台收音机，把音量调到合适的高度，让声音不停地传播着。“这是标准的普通话，它是由北京人说的，不像我教你们的读音，还有一股子地瓜腔呀！”女人们说：“我们喜欢听北京人说话，可我们也喜欢你的地瓜腔！”水瑛说：“这算什么话？我听人家说话，这心里都感动得直掉眼泪！我们跟北京人比，简直就是土拨鼠！”女人们齐声唱道：“我们是土拨鼠！我们是土拨鼠！”“我们爱土拨鼠！土拨鼠也爱我们呀！”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水瑛迎来了教学以来最特殊的一堂课。天刚擦黑，学员们便齐齐整整坐在教室里。她们穿上只有节日才穿的衣服，每个人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脸面上一副庄严的神情。水瑛站在讲台上，她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一点也听不出她内心的激动。她把目光巡视着她的学生，最后落在靠墙一排的旁听者身上。他们是队长、工作组组长、乡干部小谢和县教育局下来的两位同志，他们带着赞许的神情认真地听着她的课。水瑛先教学员们朗读那首古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诵读三遍后，水瑛问：“谁来说说读这首诗的体会？”教室里一片寂静，原来预先安排答题的贝贝，这时候临时怯了场。她勾着头埋在臂弯里，一双眼睛老鼠似的与老师对瞪着。水瑛又提高点声音问：“谁来回答老师的提问呢？”水瑛微笑着说：“没有关系呀，你们把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就行了。”这时，大乳房穗儿突然站了起来：“老师，这四句话就是写给咱乡下人看的，意思像光头上的虱子，有什么好说的！”学员们全笑了起来。水瑛也笑着说：“古诗就是好懂好记，平中见奇，回味无穷，说出人想说又说不出的意思。你们说是不是呀？”水瑛又出了几道算术题，让学员们上黑板做笔答。最后水瑛朗读了一段课本默写，她把她们的纸张收上来，交给县上下来的同志手上。
“我的学生就是这个水平，你们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