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心祭》、《银杏树》和《前妻》，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已经自觉地把笔触伸进了我们民族几千年封建文明的堆积层中。《心祭》和《银杏树》所选择的表现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往反封建题材作品所常鞭挞的那种带着浓厚封建传统意识的“老顽固”，而是把“爱克斯”光对准了共和国的青年一代，甚至是那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内心深处，透视潜藏在他们意识深层中民族的病灶。《心祭》以凄婉的笔调，深沉的忏悔，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潜藏着这样那样的悲剧因素，它渗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时常在扮演着悲剧制造者的角色而全然不能自知！作品中女儿们对寡妇再嫁的合理要求的指责和鄙视，对老年妇女守节的崇奉，表现出封建主义糟粕对人们灵魂的浸润，使之几乎融化为人的一种本能（尤其是表现在我们民族一代新人的身上就更有深刻的悲剧意义），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多么可悲！《银杏树》则从另一角度把我们引向更深一层的思考。这是一出别致的悲剧，作品通过男女主人公爱情婚姻的矛盾纠葛，对封建传统观念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精辟的剖析。作品所表现的固然是封建传统观念对我们民族青年一代的毒害，但这种毒害已经不以一种外在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人物内心的自我束缚，作品的主题表现得那样深沉、凝重，使我们惊讶地看到人们是怎样不自觉地用封建主义的蚕丝作茧，紧紧地束缚住自己，不能自知，更不能自拔。这两部作品对封建主义毒素在我们民族青年一代意识中表现的揭示，大大地超过了以往对“遗毒”、“残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历史积淀在我们民族意识中的消极落后因素的清理。《前妻》所写的虽然是一个弃妇的故事，所表现的也是那种典型的极善良而传统观念极深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但作品已经完全跳出了那种我们民族所习惯和感兴趣的对“陈世美”式的喜新厌旧的谴责和对人物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的圈子，通过对一个弃妇的内心世界的观照，把历史的追思和现实的考察结合起来，从我们民族所特有的婚姻形式这个角度，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在民族意识深层的积淀。如果说《心祭》和《银杏树》旨在表现现实中的某些可悲因素早已渗透在人们的“血液骨髓中了”；那么《前妻》所揭示的则是“在我们这块无边无垠的土地上，几千年封建文明的堆积层实在太厚了，‘五四’以来几十年的开垦，实在太短了”。
新时期的悲剧文学到了这个阶段上已经是一个重大发展了，这不仅是由于对悲剧原因的探索由外在考察转向了内在观照，也不仅仅由于对人的内在性格缺陷的挖掘使对悲剧社会原因的探索更显得深刻。重要的是：它使对悲剧原因的探索跳出了具体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约束，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和更深的意义范畴内，对我们民族的悲剧的原因进行了有意义的开掘。这种开掘贯通了历史、现实，甚至未来，透露出这样的启示：我们民族的奋起，我们社会的变革，重要的在于人的改造，在于有效地剔除历史文化积淀在我们民族意识中消极、落后的因素——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否则一切都可能落空。悲剧文学的历史沉重感和现实的纵深度由此都大大地加强了。
因此，这个时期悲剧文学的悲剧美感也显得与以往大不一样了，它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悲愤，不如说是悲哀，一种对人的悲哀，准确地说，是对处于悲剧的境地却不能自知，甚至还自得其乐的悲哀，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哀。有人或许要哂笑了——悲哀怎么算得上美感！然而我们怎么能小觑这种悲哀呢？没有这种悲哀我们怎么能观照自我？怎么能清醒地了解我们民族的弱点呢？这种悲哀实际上饱含着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忧患意识。正是透过这种悲哀，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原因才更为鲜明地显现了出来。因而仅就对悲剧原因的探讨这个角度而言，它是比悲愤、悲壮更高的美感层次。
这个时期对社会主义时期悲剧探索的另一种形态也开始出现，这就是以改革为题材的反映改革者悲剧性遭遇的作品的出现。这类悲剧作品通过新的历史时期内代表着社会发展必然趋向的改革力量所遭到的阻碍，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和变革社会的合理要求遭到不应有的挫折，反映社会变革时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挖掘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原因。
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改革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这不可能不引起作家的注目。一批有见识的作家在以欣喜的心情迎接新生活到来的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的要求和传统意识的冲突还有可能带来悲剧性的结局。悲剧不仅仅存在于极“左”思潮猖獗的特定历史时期，在极“左”思潮遭到唾弃和抑制的变革时期，悲剧也可能产生。只有跳出悲剧只存在于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这个圈子，才有可能更深一层地去探索悲剧的根本原因。
当然，作家在这方面的探索最初并不是以自觉形式出现的。最早发表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是一种非主观意识的悲剧作品，即作家并非着意地去表现一个改革者的悲剧性遭遇，乔光朴的追求带有悲剧性的色彩只不过是现实与人物性格的汇聚点上所呈现出的客观效果。尽管如此，乔光朴的际遇毕竟在客观上给作家以启示，为新时期悲剧文学开拓了新的思路。此后出现的柯云路的《三千万》、吕雷的《火红的云霞》、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改革的现实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但是和反映极“左”思潮猖獗时期的悲剧作品相比，反映变革时期悲剧的作品就显得逊色和不够成熟了，这类作品的发展也显得比较缓慢，这除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过于迫近而显得不易透视等原因外，主要还在于作家本身认识的局限。首先是作家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潮流与改革的阻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本质揭示得往往不够充分。事实上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农业文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影响我们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和扬弃，于是当这一传统中的消极因素以历史沉淀的方式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洪流中重新泛起的时候，就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发生冲突，令人遗憾的是作家在这方面的开掘实在是不充分的。在那些作品中除了《祸起萧墙》、《赵镢头的遗嘱》等少数作品对历史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意识中的消极因素与现代化的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冲突作了有限的揭示外，其他作品在这方面似乎都还比较朦胧。
由于作家本身改革意识的朦胧，给作品带来了较大的局限。与其说这些作品表现了改革意识，不如说是表现了“清官意识”，作品对改革的呼唤，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停留在对清官的呼唤上。试想，当《乔厂长上任记》问世的时候，人们是怀着怎样近乎迎接“救世主”降临一般的兴奋，欢呼乔厂长的诞生，甚至写信要求派“乔厂长”到自己单位工作（从表面看，似乎作品收到了极佳的社会效果，但我们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发现我们民族的某种局限——民众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以为出现了几个像“乔厂长”这样的“清官”，改革的大业就可以完成了）。这种对“救世主”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封建文化的积淀造成的历史惰力——这种积淀难道不是首先从作家本身的意识深层表现出来的吗？
正因为如此，那些反映改革悲剧的作品，虽然反映了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却无法揭示造成改革者悲剧的真正原因。
三、宏观的考察——民族文化的反思
经过作家几年的辛勤开垦，新时期悲剧文学逐渐地成熟起来，开始出现了综合的趋势，即悲剧作品不再是单纯的控诉、批判，也不再是侧重于人物悲剧性格的探讨，而是在二者结合的意义上探讨“文化大革命”与性格的关系，揭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原因。这个时期的悲剧作品注重于悲剧内涵的深刻，既脱尽了早期的浮露之气，也较少过渡时期的理念痕迹，呈现出纵向发展的态势；悲剧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每部作品都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意义。
这类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大林莽》等表现理想和青春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定环境中被扭曲、摧残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已经脱出早期作品对人的善良本性被环境所扭曲的简单暴露的局限，从环境和人物性格的恶性循环的关系中表现悲剧性的结果，即和我们的共和国一道诞生的，在20世纪60年代被扭曲的强化的，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与青春的狂热、盲从、轻信结合在一起，在被极“左”思潮所利用而客观地成为“文化大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同时，又被“文化大革命”这样阴暗的社会环境所无情地嘲弄和糟蹋。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思索是相当深沉的。人物的献身精神是可贵的，但这种精神却是毫无意义的，这两种全然悖谬的东西奇妙地融合在同一篇作品中，使我们在深刻地了解社会本质的同时，又能进行内心的自我观照和反省。
较早出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悲剧文学发展到综合型阶段的标志。作品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描写了一群知识青年投身于北大荒的开垦事业的悲剧性遭遇。作者既不去表现知青的蹉跎岁月、犹豫彷徨，也不反映他们对人生的探索寻求，而是着意地挖掘时代和人物性格的关系，展示了社会环境把人物的奋进、追求精神和青春的理想扭曲成了盲目、狂热和冒进的性格，人物的这些性格弱点，又将极“左”思潮具体化为盲目、冒进的行动。作品将时代背景、自然条件（危机四伏的“鬼沼”）、人物性格熔于一炉；寓豪壮于悲剧之内，化沉思于暴露之中；在批判和惋惜之余又流露出真挚的赞扬，以内外因素的综合、主客观的统一，使新时期悲剧文学的发展踏上了新的里程。
如果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对悲剧的社会原因的揭示批判还显得较为薄弱的话，那么，《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李存葆）则更注重于揭示在那样的年代里，充满豪情壮志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是怎样地被那些野心家们送上了政治野心的祭坛。较之于前者，这部作品显得更为成熟、更为深刻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品把极“左”思潮猖獗的社会环境、个人野心家的私欲，同正面人物的盲从、轻信和狂热结合在一起，全面而深刻地剖析揭示了“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从而真实地再现了那荒唐的年代人们真挚的感情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如何被利用、摧残，成了极“左”路线的殉葬品的可悲事实。作品是表现得那样深沉、凝重，显示出作者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
孔捷生的《大林莽》的发表也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部作品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浓缩和概括，表现了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作品既是写实，又是象征。作品的象征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它象征着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苦难的历程，而我们民族的整整一代青年不也曾在那样的“大林莽”中迷失、徘徊、挣扎、探寻吗？人们陷入“大林莽”并非全然被动的，人们不正是带着盲目和狂热扑进“大林莽”的吗？当然作品所蕴含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我们仅就其对悲剧原因的揭示而言，作品已经是另一层次上更为鲜明和全面的综合了。
当然，上述作品所表现的对悲剧原因的综合性探索，无疑可以使对悲剧原因进行相对整体性的把握。但是这种综合还是以横向的综合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这些作品都把揭示的焦点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悲剧现实感增强的同时，历史感也相对地减弱了。这种综合也使悲剧美感显得比较复杂，作品中往往悲哀、悲愤、悲壮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悲怆的美。
这个时期改革题材的悲剧也开始成熟起来。肖马的《铿锵将军》就是一部具有很强的改革意识的作品。这部作品虽然并不直接表现改革时期的社会现实，但通过主人公一生的际遇，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和改革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实质。1984年发表的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与作者以往的作品相比也有了明显的长进。尽管作品还带有较浓的理想色彩，但这部作品的立意，与其说是欢呼和赞美武耕新这样的改革家的出现，不如说作者重在探索为什么像武耕新这样的新型农民企业家的出现，会遇到重重的阻力和障碍，必须“怀着一种悲剧性的热忱和执拗”去闯出一条新路的原因。在作品中作者已经有意识地去表现社会化的大生产与小农经济意识的矛盾；将武耕新和李峰等人的冲突，实际上作为适应四化要求的创造需求和封闭、保守心理的矛盾冲突加以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和我们民族文化意识传统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