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人大多仅欣赏牡丹之美艳相比，很多宋人的牡丹玩赏活动上升到了科学甚至是哲学的层面，这使得宋人牡丹玩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化的特征。宋人牡丹玩赏活动的学术化是植根于宋人的观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物思想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于物之物理或生物属性的关注和考察；其二则是透过物来悟道（人生哲理或自然规律）。前者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为代表，影响所及，宋人纷纷给他们所关注的花卉作记作谱，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生物学、民俗学知识；后者以邵雍为代表，他晚年居洛，潜心著述，观物穷理，并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恰在此时，洛阳牡丹正值全盛，因此，牡丹成为他进行哲理思索的特殊媒介和观照对象。他的许多透辟精警的哲思便是通过对牡丹的歌咏表现出来的。
一、博物学、民俗学的记录与探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花木谱类著述极多，仅《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者即达二十二种，其目如下：
《筍谱》一卷，僧赞宁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僧惠崇撰）
《越中牡丹花品》二卷，僧仲休撰。（一作《花品记》一卷）
《牡丹谱》一卷，欧阳修撰。（此书通名《洛阳牡丹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时改名为《牡丹谱》）
《冀王宫花品》一卷，题景祐元年沧州观察使记。
《吴中花品》一卷，李英撰。
《花谱》二卷，张峋撰。（一作《花谱》一卷）
《牡丹芍药花品》七卷，不著名氏。
《洛阳贵尚录》一卷，殿中丞新安邱濬道源撰。
《芍药谱》一卷，中书舍人清江刘攽贡父撰。
《芍药图序》一卷，待制新淦孔武仲常甫撰。
《芍药谱》一卷，知江都县王观通叟撰。
《荔枝谱》一卷，端明殿学士莆田蔡襄君谟撰。
《荔枝故事》一卷，无名氏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蔡襄撰）
《增城荔枝谱》一卷，无名氏撰。
《四时栽接花果图》一卷，无名氏撰。
《桐谱》一卷，铜陵逸民陈翥撰。
《何首乌传》一卷，唐李翱撰，宋人增广之。
《海棠记》一卷，吴人沈立撰。
《海棠谱》一卷，彭城刘蒙撰。
《菊谱》一卷，史正志撰。
《范村梅菊谱》二卷，范成大撰。
《橘录》三卷，知温州延安韩彦直子温撰。
除《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外，尚有见于《宋史·艺文志》、《笔记小说大观》著录或收入者，如邱濬《牡丹荣辱志》、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张镃《梅品》、赵时庚《金漳兰谱》、王贵学《王氏兰谱》、任诪《彭门花谱》、张翊《花经》、阙名《荻楼杂抄》、范成大《桂海花木志》、谢翱《楚辞群芳谱》十三种。另有陈思《海棠谱》、黄大舆《梅苑》、陈景沂《全芳备祖》三种，以收录文学作品为主。
以上著述，仅牡丹一门，就有十四种之多，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人对于牡丹的关注程度。在这些著述中，又以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最为著名，几乎成为宋人编著此类著作的范本。本节所要论述的就是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文化史意义。
宋代花谱类著述之所以如此多，一方面与宋人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的高雅化、精致化甚至诗意化有关，另一方面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巨大影响有关。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并非最早的花谱类著作。早在唐代，已有李德裕《平泉花木记》和罗虬的《花九锡》，前者记录李氏所住平泉庄内之奇花异卉，后者则为世间花卉按品秩排列等第。宋初僧人仲休亦著有《越中牡丹花品》，对越中牡丹以及与之相关的赏花习俗作了记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可能受过上述著作的影响和启发，但自欧记产生以后，上述著作完全为其光辉所掩盖，均已亡佚。（仲休《越中牡丹花品》唯余一序，收入《直斋书录解题》、《古今图书集成》和《全宋文》之中）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所以影响巨大，首先是因为欧阳修在宋代文坛上的崇高地位。欧阳修是一代文宗，留意于洛阳牡丹，以两千六百七十余言为其作记，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洛阳牡丹记》写成之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蔡襄由衷喜爱，遂将其全文抄录，以书法艺术的形式予以保存。欧阳修《牡丹记跋尾》对此有详细记载：
右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其平生手书小简、残篇断稿，时人得者甚多，惟不肯与人书石，而独喜书余文也。若《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余家《集古录目序》，皆公之所书。最后又书此记，刻而自藏于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遗予，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至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于戏！君谟之笔既不可复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于是可不惜哉！故书以传两家子孙。
欧阳修为牡丹作记，蔡襄以书法形式加以表现和保存，这在南宋时期被传为美谈。如陈傅良《牡丹和潘养大韵》云：“还知姚魏辈何在，但有欧蔡名不泯。”刘克庄《六州歌头·客赠牡丹》词云：“忆承平日，繁华事，修成谱，写成图。奇绝甚，欧公记，蔡公书。古来无。”都对此事作了记述并加以赞美。
由于《洛阳牡丹记》与这些当代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自然会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次，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结构完整，内容充实而且丰富，具有典范性，这给后人的同类著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洛阳牡丹记》由“花品叙”、“花释名”和“风俗记”三部分组成。其中“花品叙”开宗明义即言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然后列举自己亲眼见到的洛阳牡丹中的名贵品目，如姚黄、魏紫等二十四种。这段叙文还对洛阳人对牡丹之热爱有所强调，同时对一些不准确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
“花释名”解释“花品叙”部分所列二十四种名贵品种名称的来历，指出“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同时对每一个品种名称的来历、花期、花形、花色等显著特征予以相当科学的描述。这种生物学的描述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沿用。“花释名”的最后一节，追述了牡丹花的源起，指出牡丹自唐武则天以后始贵，至欧阳修所生活的北宋前期而臻于极盛，其说大体可信。
“风俗记”记洛阳牡丹玩赏之风俗与栽培之方法。首述洛阳人爱花之风俗；次言西京贡花之举；最后详述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以及花之忌讳等，通过众多侧面表明洛阳人对牡丹的喜爱。
总体而言，作为一部随笔杂记性质的作品，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不仅层次谨然，结构完整，而且内容充实、丰富，体现出理性、科学的态度，是宋代博物学著作的典范，对后人影响极大。这种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在形式上对后人影响颇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天彭牡丹谱》在结构和内容上完全模仿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其也分为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像陆游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对欧阳修的著作如此步趋，可见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之巨。第二，在内容上对后人影响最大。《洛阳牡丹记》用了大量的篇幅对牡丹之花名、花形、花色、花期以及栽培方法等进行了详细描述，所列二十四品还有排列品第的意味。后来的花木谱大多沿着这一思路，释花名，述花形、花色、花期等生物属性，对栽培方法乃至栽培过程中的禁忌等都有描述，几乎所有的花木谱都有排列品第的意味。如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愚叟邱濬《牡丹荣辱志》、彭城刘蒙《菊谱》、吴门史正志《菊说》、赵时庚《金漳兰谱》、王贵学《王氏兰谱》、范成大《梅谱》和《菊谱》、张钅兹《梅品》等，侧重点都在这里。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还曾以史家的眼光，对牡丹之渊源、洛人爱好牡丹的民风民俗进行了如实的记录，这一点在许多继作者那里也得到了体现。如张邦基《陈州牡丹记》专记风俗，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在描述花品的同时也附带对风俗进行了描述，刘蒙《菊谱》序，陆游《天彭牡丹谱》之花品序、风俗记部分，赵时庚《金漳兰谱》，王贵学《王氏兰谱》，范成大《梅谱》卷首及后序和《菊谱》卷首及卷尾之杂记、补意，张钅兹《梅品》序等，都述及风俗。这使得这类博物学著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情趣。第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还在此类著作的编撰态度上给后人立了一个规范。《洛阳牡丹记》虽属杂记，但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却是值得后人遵循的。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后人的同类著作之中。除少数作品，如《牡丹荣辱志》，对牡丹进行品第排列时有较多想当然的成分之外，大多数作品对于所谱之花木还是有较细致的观察，是以较客观、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创作的。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早已超越其本身，具有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意义。
二、观物思想的体现——邵雍与牡丹
在宋代哲学家、思想家中，邵雍（1011—1077）可以说是一位与牡丹有着不解之缘的人物。他祖籍范阳，早年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苏门山下，筑室苏门山百源上读书，学者称“百源先生”，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仁宗皇祐元年（1049）定居洛阳，他以教授生徒为生。嘉祐七年（1062），西京留守王拱宸等为其营建新居，名“安乐窝”，因此自号“安乐先生”。他居洛期间，与王拱宸、富弼、司马光等著名人物有密切交往，其哲学著作《皇极经世》（包括《观物内篇》和《观物外篇》）与诗集《伊川击壤集》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先天说”和“观物论”，前者属世界观，后者则是方法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并用诗的形式予以表述。这使得《伊川击壤集》成为一部哲理味很浓的著作。
在《伊川击壤集》中，邵雍写了大量吟咏安乐窝中花草树木的诗篇。这些作品不是单纯地吟情咏性的诗篇，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用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表现他实践自己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过程。在这些诗篇中，牡丹的出现频率极高，俨然成为他观物穷理的重要道具。
牡丹之所以成为邵雍观物穷理的道具，有着特殊的历史机缘。一方面，邵氏中年以后定居洛阳，洛阳人种植、爱赏牡丹之民风民俗，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位哲学家。尤其是晚年他接受王拱宸等人馈赠，居于安乐窝中，与王拱宸、富弼、司马光等人诗酒往还，对酒赏花是他们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王拱宸、富弼、司马光等人在园中广植牡丹，而且邵氏安乐窝中也种了很多牡丹。邵氏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有这么多诗酒唱酬的好友，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咏及牡丹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邵雍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他取譬于身边之物作为阐述哲学思想的媒介。他的哲学观、方法论的核心之一就是观物论。他认为人和万物一样，是天地阴阳的创造物，而人与万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备有万物”，人“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二）》），但他同时又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观物内篇（二）》）。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圣人“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而“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观物内篇（十二）》）这种通过观物来达到对于世界、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理解与阐释，既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也是邵雍一生身体力行所努力想达到的境界。因此，在邵雍眼中，身边的一切都是他观照的对象，都可以成为观物穷理的道具，成为他阐述哲学思想的媒介。
我们不妨看一看邵雍是怎样在观赏牡丹的过程中体现其哲学思想的。在邵雍《伊川击壤集》中，咏及牡丹者近五十余首，这些作品或描述其观物穷理的日常生活状态，或直接阐述其哲学观念。邵雍在他的《新居成呈刘君玉殿院》中写道“众贤买得澄心景，独我居为养志秋”，他还经常把自己比作颜回、陶渊明等前代贤哲。“养志”实际上成为他隐居安乐窝的主要目的。而所谓养志，就是通过观物穷理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所以他韬光养晦，长年隐居于安乐窝中，以观物悟道自娱，凡有所感，即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他认为造物是无私的，他在《小园逢春》中写道：“小隐园中百本花，各随红紫发新芽。东君见借阳和力，不减公侯富贵家。”在《和张子望洛城观花》中写道：“造化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在《接花吟》中写道：“物为万民生，人为万物灵。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兴。男女天所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与外，率是皆虚名。”在《牡丹吟》中写道：“一般颜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异常。真宰功夫精妙处，非容人意可思量。”这里的“阳和力”、“造化”、“天”、“真宰”实际上都是指一个东西，那就是所谓“太极”。太极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的创造者，它是绝对公正、无私的。这就是他所鼓吹的“先天说”（也可以说是“创世说”）的核心观念。
但是他又认为人有贤愚之别，只有圣贤之人，才可能窥知天地奥妙，才可以做到“以物观物”，从而能“反观”宇宙、历史与人生，芸芸众生则做不到这一点。他在《和张子望洛城观花》中讽刺芸芸众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得春”，在《洛下园池》中讽刺那些空图虚名而最终一无所获者“虚名误了天涯事，未必虚名总到身”。他在讽刺别人的同时又标榜自己是善识花之人，而其他人则根本无法在赏花之中有所收获。如他的《独赏牡丹》云：“赏花全易识花难，善识花人独倚栏。雨露功中观造化，神仙品里定容颜。寻常止可言时尚，奇绝方名出世间。赋公也须知不浅，算来消得一生闲。”在《安乐窝中自贻》中写道：“造化分明人莫会，花荣消得几何功。”在《善赏花吟》中写道：“人不善赏花，只爱花之貌。人或善赏花，只爱花之妙。花貌在颜色，颜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在《洛阳春吟》中，他写道：“春归花谢日初长，燕语莺啼各自忙。何故游人断来往，绿阴殊不减红芳”，“游人莫合无凭据，未必红芳胜绿阴”。如此言之，只有他和少数几个知己是善赏花之人，即可以从赏花中窥知造化之功，领会宇宙奥妙的贤哲。
他还通过观物来表达他的历史观。他在《落花长吟》中通篇咏史，以花之开而必落，喻历史之兴衰成败，最后表达他的历史观：“开谢形相戾，兴衰一理同。天机之浅者，未始免忡忡。”
当然，他的这类诗也时时流露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这无疑是他对于人生的体悟，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惜芳菲》云：“细算人间千万事，皆输花底共开颜。芳菲大率一春内，烂漫都无十日间。亦恐忧愁为龃龉，更防风雨作艰难。莫教此后成遗恨，把火尊前尚可攀。”《落花短吟》云：“满园桃李正离披，更被狂风作意吹。长是忧愁初谢处，却须思念未开时。奈何红艳易消歇，不似青阴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尽，樽前安忍更颦眉。”《对花饮》云：“人言物外有烟霞，物外烟霞岂足夸。若用校量为乐事，但无忧挠是仙家。百年光景留难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对酒无花非负酒，对花无酒是亏花。”《对花吟》云：“春在花争好，春归花遂残。好花留不住，好客会亦难。酒既对花饮，花宜把酒看。如何更满酌，乃尽此时欢。”《对花》云：“花枝照酒巵，把酒嘱花枝。酒尽钱能买，花残药不医。人无先酩酊，花莫便离披。慢慢对花饮，况春能几时。”《春阴》云：“花好难久观，月好难久看。花能五七日，月止十二圆。圆时仍龃龉，开处足摧残。风雨寻常事，人心何不安。”《嘱花吟》云：“把酒嘱花枝，花枝亦要知。花无十日盛，人有百年期。据此消魂处，宁思中酒时。若非诗断割，难解一生迷。”《窥开吟》云：“物理窥开后，人情照破时。欲知花烂漫，便是叶离披。”《对花》云：“新花色鲜艳，故花色憔悴。明朝花更开，新花何有异。”时光流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些诗作大都流露出时不我待的忧患意识。不过，邵雍对此的态度却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也和寻常人一样，认为岁月如流水，故当及时行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不过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因此而紧张忙碌，虚耗光阴，当平心静气，观物悟道。
通观邵雍的这些歌吟牡丹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观物悟道、观物穷理是其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他是在日常生活中贯彻他的哲学主张的，包括直接呈现他的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也包括实践这种观物悟道、观物穷理的认识论、实践论本身。
可以说，由于邵雍与牡丹的结缘，宋代的牡丹文化增添了一分哲理的色彩，不管邵雍本人的哲学思想是否为世人所接受，其活动本身对于牡丹文化却是一种丰富。当然，通过观物以悟道，甚至直接通过观照牡丹而表达哲学思想的绝不止邵雍一人，只不过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罢了，故我们在此只谈邵雍而不及其他了。
附1：宋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
花品叙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仑磅礴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所谓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臃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一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围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有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臃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早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座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固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名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花、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捻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捻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
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
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祭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
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
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数十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
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一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西京贤相坊，自青州以橐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谓之鞓红。
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
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也。
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毛色。
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
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
一捻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深红一点，如人以三指捻之。
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
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阳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
丹州、延州红者，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
左花者，千叶紫花，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
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尚未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
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藂中，旁必生一大枝，引枝叶覆其上。其开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
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藂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
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
多叶紫，不知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未出时，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
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言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间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风俗记第三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人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醮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分其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避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琉黄针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葱。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
附2：宋周师厚撰《洛阳牡丹记》
姚黄，千叶黄花也。色极鲜洁，精采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与瓶并色，开头可八九寸许。其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中传接虽多，惟水北岁有开者，大岁、间岁乃成千叶，余年皆单叶或多叶耳。水南率数岁一开千叶，然不及水北之岁也。盖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粪壤，非其性也。其开最晚，在众花凋零之后，芍药未开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荣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贵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不过开三数朵，都人士女必倾城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贵重如此。
胜姚黄、靳黄，千叶黄花也。有深紫檀心，开头可八九寸许。色虽深于姚，然精采未易胜也。但频年有花，洛人所以贵之。出靳氏之圃，因姓得之，皆在姚黄之前。洛人贵之，皆不减姚花，但鲜洁不及姚而无青心之异焉。可以亚姚而居丹州黄之上矣。
牛家黄，亦千叶黄花，其先出于姚黄，盖花之祖也。色有红与黄相间，类一捻红之初开时也。真宗自汾阴还，驻跸淑景亭，赏花宴诸从臣，洛民牛氏献此花，故后人谓之牛花。然色浅于姚黄，而微带红色，其品目当在姚、靳之下矣。
千心黄，千叶黄花也。大率丹州黄，而近瓶翠蕊特盛，异于众花，故谓之千心黄。
甘草黄，千叶黄花也，色红檀心，色微浅于姚黄，盖牛丹之比焉。其花初出时多单叶，今名园培壅之盛，变千叶。
丹州黄，千叶黄花也，色浅于靳而深于甘草黄，有檀心深红，大可半叶，其花初出时本多叶，今名园栽接得地，间或成千叶，然不能岁成就也。
闵黄，千叶黄花也，色类甘草黄而无檀心，出于闵氏之圃，因此得名。其品第盖甘草黄之比与。
女真黄，千叶，浅黄色花也。元丰中出于洛氏银（疑为“民”）李氏园中，李以为异，献于大尹潞公，公见心爱之，命曰女真黄，其开头可八九寸许，色类丹州黄，而微带红。温润匀荣，其状色端整，类刘师阁而黄。诸名圃皆未有。然亦甘草黄之比与。
丝头黄，千叶黄花也，色类丹州黄，外有大叶如盘，中有碎叶一簇，可百余分，碎叶之心，有黄丝数十茎，耸起而特立，高出于花叶之上，故目之为丝头黄。唯天黄寺僧房中一本特佳，他圃未之有也。
御袍黄，千叶黄花也，色与开头大率类女真黄。元丰礼应天院神御花圃中植山篦数百，忽于其中变此一种，因目之为御袍黄。
状元红，千叶深红花也，色类丹砂而浅，叶杪微淡，近萼渐深，有此檀心，开头可七八寸。其色甚美，迥过众花之上，故洛人以状元呼之，惜乎开头差小于魏花，而色深过之远甚。其花出安国寺张氏家，熙宁初方有之，俗谓之张八花。今流传诸谱甚盛，龙岁有此花，又特可贵也。
魏花，千叶肉红花也。本出晋相魏仁溥园中，今流传特盛。然叶最繁密，人有数之者至七百余叶，面大如盘，中堆积碎叶突起圆整，如覆钟状，开头可八九寸许，其花端丽，精采莹洁，异于众花，洛人谓姚黄为王，魏花为后，诚为善评也。近年又有胜魏、都胜二品出焉。胜魏似魏花而微深，都胜似魏花而差大，叶微带紫红色，意其种皆魏花之所变与？岂寓于红花本者，其子变而为胜魏，寓于紫花本者，其子变而为都胜邪？
瑞云红，千叶肉红花也，开头大尺余，色类魏花微深，然碎叶差大，不若魏之繁密也。叶杪微卷如云气状，故以瑞云目之。然与魏花迭为盛衰，魏花多则瑞云少，瑞云多则魏花少。意者草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势不并立与？
岳山红，千叶肉红花也。本出于嵩岳，因此得名。色深于瑞云，浅于状元红，有紫檀心，鲜洁可爱。花唇微淡，近萼渐深，开头可八九寸。
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八九寸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大黄蕊之所变也。
金系腰，千叶黄花也，类间金而无蕊。每叶上有金线一道，横于半花之上，故目之为金系腰。其花本出于缑氏山中。
一捻红，千叶粉红花也。有檀心花叶，叶之杪各有深红一点，如美人以胭脂手捻之，故谓之一捻红。然开头差小，可七八寸许。初开时多青，折开时乃变成红耳。
九萼红，千叶粉红花也。茎叶极高大，其苞有青趺九重，苞未折时特异于众花。花开必先青，折数日然后色变红，花叶多铍蹙有类揉草，然多不成就，偶有成者，开头盈尺。
刘师阁，千叶浅红花也。开头可八九寸许，无檀心，本出长安刘氏尼之阁下，因此得名。微带红黄色，如美人肌肉然，莹白温润，花亦端整，然不常开，率数年乃见一花。
寿安有二种，皆千叶肉红花也，出寿安县锦屏山中，其色似魏花而浅淡。一种叶差大，开头不大，因谓之大叶寿安；一种叶细，故谓之细叶寿安云。
洗妆红，千叶肉红花也。元丰中忽生于银李圃山篦中，大率似寿安而小异。刘公伯寿见而爱之，谓如美妇人洗去朱粉，而见其天真之肌，莹洁温润，因命今名。其品第盖寿安刘师阁之比与。
蹙金球，千叶浅红花也。色类间金而叶杪铍蹙，间有黄稜断续于其间，因此得名。然不知所出之因，今安胜寺及诸园皆有之。
探春球，千叶肉红花也，开时在谷雨前，与一百五相次开，故曰探春球。其花大率类寿安红，以其开早，故得今名。
二色红，千叶红花也。元丰中出于银李园中，于接头一本上歧分为二色，一浅一深，深者类间金，浅者类瑞云，始以为有两接头，详细视之，实一本也。岂一气之所钟，而有浅深厚薄之不齐与？大尹潞公见而赏异之，因命今名。
蹙金楼子，千叶红花也，类金系腰，下有大叶如盘，盘中碎叶繁密耸起而圆整，特高于众花。碎叶铍蹙互相粘缀，中有黄蕊，间杂于其间。然叶之多，虽魏花不及也。元丰中生于袁氏之圃。
碎金红，千叶粉红花也。色类间金，每叶上有黄点数星，如黍粟大，故谓之碎金红也。
越山红楼子，千叶粉红花也。本出于会稽，不知到洛之因也。近心有长叶数十片，耸起而特立，状类重台莲，故有楼子之名。
彤云红，千叶红花也，类状元红，微带绯色，开头大者几盈尺。花唇微白，近萼渐深，檀心之中皆莹白，类御袍花。本出于月波堤之福严寺，司马公见而爱之，目之为彤云红也。
转枝红，千叶红花也，盖间岁乃成千叶。假如今年南之千叶、北之多叶，明年北之千叶、南之多叶。每岁互换，故谓之转枝红。其花大率类寿安云。
紫粉丝旋心。千叶粉红花也。外有大叶十数重如盘，盘中有碎叶百许，簇于瓶心之外，如旋心芍药然。上有紫粉数十茎，高出于碎叶之表，故谓之曰紫粉旋心，元丰中生于银李圃中。富贵红、不晕红、寿妆红、玉盘妆，皆千叶粉红花也，大率类寿安而小异。富贵红色差深而带绯紫色，不晕红次之，寿妆红又次之，玉盘妆最浅淡者也，大叶微白，碎叶粉红，故得玉盘妆之号。
双头红双头紫，皆千叶花也。二花皆并蒂而生，如鞍子而不相连属者也。唯应天院神御花圃中有之，不有多叶者。盖地势有肥瘠，故有多叶之变耳。培壅得地力有簇五者，然开头愈多，则花愈小矣。
左紫，千叶紫花也。色深于安胜，然叶杪微白，近萼渐深，突起圆整有类魏花，开头可八九寸，大者盈尺。此花最先出，国初时生于豪民左氏家。今洛中传接者虽多，然难得真者。大抵多转枝不成千叶，唯长寿寺弥陀院一本特佳，岁岁成就。旧谱所谓左紫，即齐头紫，如碗而平，不若左紫之繁密圆整，而有夫合稜之异云。
紫绣球，千叶紫花也。色深而莹泽，叶密而圆整，因得绣球之名。然难得见花，大率类左紫云。然叶杪色白，不若左紫之唇白也。比之陈州紫袁家紫，皆大同而小异耳。
安胜，紫花也，开头径尺余。本出于城中千叶安胜院，因此得名。延岁左紫与绣球皆难得花，唯安胜紫与大宋紫特盛，岁岁皆有，故名。圃中传接甚多。
大宋紫，千叶紫花也，本出于永宁县大宋川，豪民李氏之谱（疑作“圃”），因谓大宋紫。开头极盛，径尺余，众花无比。其大者，其色大率类安胜紫云。
顺圣，千叶花也。色深类陈州紫，每叶上有白缕数道，自唇至萼，紫白相间，浅深同。开头可八九寸许，燕宁中方有。
陈州紫、袁家紫、一色花，皆千叶，大率类紫绣球而圆整不及也。
潜溪绯，本千叶绯花也。有皂檀心，色之殷美，众花少与比者。出龙门山潜溪寺，本后唐相李潘别墅。今寺僧无好事者，花亦不成千叶，民间传接者虽众，大率皆多叶花耳，惜哉！
玉千叶，白花，无檀心，莹洁如玉，温润可爱，景祐中开于苑上（疑为“范尚书”）书宅山篦中，细叶繁密类魏花而白，今传接于洛中虽多，然难得花，不岁成千叶也。
玉楼春，千叶白花也，类玉蒸饼而高，有楼子之状，元丰中生于河清县左氏家，献于潞公，因名之曰玉楼春。
玉蒸饼，千叶白花也，本出延州，及传到洛而繁盛过于延州时。花头大于玉千叶，杪银白，近萼微红，开头可盈尺，每至盛开，枝多低，亦谓之软条花云。
承露红，多叶红花也，每朵各有二叶，每叶之近萼处，各成一个鼓子花样，凡有十二个，唯叶杪折展，与众花不同。其下玲珑不相倚着，望之如雕镂可爱，凌晨如有甘露盈箇，其香益更旖旎。与承露紫大率相类，唯其色异耳。
玉楼红，多叶花也，色类彤云红而每叶上有白缕数道，若雕镂然，故以玉楼目之。
一百五者，千叶白花也，洛中寒食，众花未开，独此花最先，故此贵之。
附3：宋陆游撰《天彭牡丹谱》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今惟三并李氏、刘村母氏、城中苏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余力治亭馆，以故最得名。至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桥上下，花尤超绝。由沙桥至堋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濛阳，则绝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种，然著者不过四十，而红花最多，紫花、黄花、白花各不过数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状元红至于欧碧，以类次第之。所未详者，姑列其名于后，以待好事者。
状元红、祥云、绍兴春、胭脂楼、玉腰楼、金腰楼、双头红、富贵红、一尺红、鹿胎红、文公红、政和春、醉西施、迎日红、彩霞、叠罗、胜叠罗、瑞露蝉、乾花、大千叶、小千叶。
右一十一品红花。（按，当为二十一品）
紫绣球、乾道紫、泼墨紫、葛巾紫、福严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黄、庆云黄、青心黄、黄气球。
右四品黄花。
玉楼子、刘师哥、玉覆盘。（按，“刘师哥”或即周师厚《洛阳牡丹记》中的“刘师阁”，音近而讹也）
右三品白花。
欧碧。
右一品白花。
转枝红、朝霞红、洒金红、瑞云红、寿阳红、探春球、米囊红、福胜红、油红、青丝红、红鹅毛、粉鹅毛、蹙金球、问（疑为“间”）绿楼、银丝楼、人对蝉、洛阳春、海芙蓉、腻玉红、内人娇、朝天紫、陈州紫、袁家紫、御衣经、靳黄、玉抱肚、胜琼、白玉盘、碧玉盘、界金楼、楼子红。
右三十一品未详。
花释名第二
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彭人谓花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近岁尤贱川花，卖不复售。花之旧栽曰祖花，其新接头，有一春两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则花稍多。及成树，花虽益繁而花叶色减矣。状元红者，重叶深红花，其色与鞓红、潜绯相类，而天姿富贵，彭人以冠花品。多叶者谓之第一架，叶少而色稍浅者谓之第二架。以其高出众花之上，故名状元红。或曰，旧制进士第一人即赐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云者，千叶浅红花，妖艳多态而花叶最多，花户王氏谓此花如朵云状，故谓之祥云。绍兴春者，祥云子花也，色淡伫而花尤富，大者径尺，绍兴中始传。大抵花户多种花子以观其变，不独祥云耳。胭脂楼者，深浅相间如胭脂染成，重趺累萼，状如楼观。色浅者出于新繁勾氏，色深者出于花户宋氏，又有一种稍下，独勾氏花为冠。金腰楼、玉腰楼，皆粉色花而起楼子，黄白间之如金玉色，与胭脂楼同类。双头红者，并蒂骈萼，色尤鲜明，出于花户宋氏。始秘不传，有谢主簿者，始得其种。今花户往往有之，然养之得地，则岁岁皆双，不尔，则间年矣。此花之绝异者也。富贵红者，其花叶圆正而厚，色若新染，所异者，他花皆落，独此抱枝而槁，亦花之异者也。一尺红者，花性颇近紫色，花面大几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红者，鹤翎红子，花色红，微带黄，上有白点如鹿胎，极化工之妙。欧阳公花品有鹿胎花者，刀（当作“乃”）紫花，与此颇异。文公红者，出于西京潞公园，亦花之丽者。其种传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浅粉红花，有丝头，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间红晕，状如酡颜。迎日红与醉西施同类，浅红，花中特出深红，花开最早而妖丽夺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丽，烂然如霞。叠罗者，中间琐碎如叠罗纹。胜叠罗者，差大如叠罗。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蝉亦粉红花，中间抽碧心，如合蝉状。乾花者粉红花而分蝉旋转其花。大千叶、小千叶皆粉红花之杰也，大千叶无碎花，小千叶则花萼琐碎，故以大小别之。此二十一品，皆红花之著者也。紫绣球一名新紫花，盖魏花之别品也，其花间（当作“圆”）正如绣球状，亦有起楼者，为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晕红，出未十年。泼墨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单叶，深黑如墨，欧公记有叶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圆正而富丽，如世人戴葛巾状。福严紫亦重叶紫花，其叶少于紫绣球，莫祥所以得名。按欧公所记有玉板白，出于福严院。上（当作“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来，谓之旧紫花，岂亦出于福严耶？禁苑黄盖姚黄之别品也，其花闲淡高秀，可亚姚黄。庆云黄花叶重复，郁然轮囷，以故得名。青心黄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两品，或正圆如球，或层起成楼子，亦异矣。黄气球者，淡黄檀心，花叶圆正，间背相承，敷腴可爱。玉楼子者，白花起楼，高标逸韵，自然是风尘外物。刘师哥者，白花带微红，多至数百叶，纤妍可爱，莫知所以得名。玉覆盆者，一名玉炊饼，盖圆头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欧碧，其花浅碧而开最晚，独出欧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旧品，独以姚魏为冠，天彭则红花以状元红为第一。紫花以紫绣球为第一，黄花以禁苑黄为第一，白花以玉楼子为第一。然花户岁益培接，新特间出，将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尚屡书之。
风俗记第三
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帟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在寒食前者，谓之火前花，其开稍久，火后则易落。最喜阴晴相半，时谓之“养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观，不敢轻剪，盖剪花则次年花绝少。惟花户则多植花以牟利。双头红初出时，一丛花最直至三十千。祥云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两千。州家花时，以花饷诸台及旁郡，蜡蒂筠蓝，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岁常得饷，然率不能绝佳。淳熙丁酉岁，成都帅以善价私售于花户，得数百苞，驰骑取之，至成都，露犹未晞，其大径尺。夜宴西楼下，烛焰与花相映，影摇酒中，繁丽动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以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其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阴陆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