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末，俄国国内许多城市已有社会革命党人的小组与团体在活动。1896年建立了以八.A.阿尔古诺夫为首的萨拉托夫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文献中通常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北方同盟）。1897年，同盟的领导人迁居莫斯科，并开始同其僧城市和国外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1901年同盟出版了两期《革命的俄罗斯》报。1900年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一些南方城市的组织代表们的大会，大会宣布了社会革命党的成立。然而，实际上建立的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人称南方党）。
1901年7月，“老民意党人小组”的印刷所出版了塔拉索夫（H.C.鲁萨诺夫）编辑的杂志《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这一期刊登了一个通知：《我们的纲领》。《纲领》的作者们宣布自己是民意党的思想的继承者，并承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通报》的出现在社会革命党人诸组织的团结上起了不小的作用。1901年秋，在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北方同盟和南方党商定了关于合并与建立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事。而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国外同盟、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和一些其他组织也加入到它们之中。1902年1月，在国外出版了《革命的俄罗斯》报第3期，这一期刊载了一个有“社会革命党”签字的简短的通知，内称，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同盟同社会革命党业已实行合并，《革命的俄罗斯》报将成为联合起来的党的正式机关报，《俄国革命通报》也将成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这份通知是判定新党成立的业已发表的惟一的一份正式文件……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的问题上学术界迄今尚无一致的意见。
卡廷事件元凶之谜
卡廷事件，又称卡廷屠杀事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波兰军官被集体枪杀的事件。事件发生以来，西方学者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议谈此事，但前苏联国内对此却久已绝口不提，在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卡廷”这个词语。半个世纪以来，究竟是苏联或是纳粹德国杀害了这些波兰军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直至1990年4月13日，当时的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承认对50年前的卡廷屠杀负有责任，卡廷遇难波兰军官死于谁手才大白于天下。但这事件至今仍然笼罩着层层迷雾，有待史家的进一步研究的澄清。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大战正式爆发。9月17日，正当波军奋力抵抗而濒于绝境之际，苏联红军却根据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以“解放”波兰人民为借口进占波兰东部，包围并拘禁了几十万波兰官兵。9月28日，华沙军民战斗到弹尽粮绝，被迫停止抵抗；德苏签订边界条约，另附三个秘密议定书，调整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的双方势力范围，近半个波兰的领土划归苏联。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大举进攻苏联。苏军由于措手不及、指挥失当，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大损失，西部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1941年7月30日，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签订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对苏联境内因被俘等原因而失去自由的波兰公民予以特赦，并在苏联境内建立一支波兰军队，与苏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敌。波兰安德尔斯将军负责组织工作，然而，苏联只交给他448名被俘军官，另有1.5万多名波兰军官却杳无音讯。为寻找这大批失踪被俘军官，波兰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安德尔斯将军在责令恰普斯基搜集失踪军官资料的同时，又和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高级领导层进行多次交涉，督促寻找。但他们得到的往往是模棱两可、强调困难的答复。直至11月8日，莫洛托夫发来照会，内称苏联过去所拘禁的所有波兰公民均已释放。但是，波兰地下组织进行调查后报告说，无论各家家属中，或是德国战俘营中，都没有这些军官。这些人从1940年4-5月起就同家庭断绝了联系。释放的人到哪里去了呢？12月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波兰西科尔斯基总理和安德尔斯将军时对失踪波兰军官的下落提出的一个假说是，“这些战俘大部分已逃往中国东北”。
正当波兰政府寻找失踪军官毫无结果之际，柏林电台于1943年4月13日宣布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发现了掩埋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的大批坟墓。因为当地土质特殊，尸体早巳变成干尸。经过验尸和当地目击者的证词确定共为1940年4月以前关押在苏联科泽尔斯克俘虏营中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总数约为1.5万名。两天以后，苏联电台作出反应，指责德国法西斯的“无耻捏造”，竟把自己的罪行栽赃到苏联的头上。波兰战俘1941年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地区从事建设工作，他们是被1941年7月占领该地区的德军杀害的。4月17日，波兰政府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前去调查，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有关战俘命运的翔实材料”，对德国人的说法“只能用不容置辩的事实去反驳”。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塔斯社和莫斯科电台指责波兰政府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是同希特勒携手合作，制造反苏言论。4月25日，苏联宣布与波兰断绝外交关系。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委员会也因苏联反对而未能组成。
4月28日至30日，由德国人倡议而建立的一个中立的国际委员会在卡廷森林进行了三天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信件、笔记和报纸判断，行刑时间应在1940年3月和4月。”从而肯定了波兰军官为苏联人所杀，但只说明从其中的7个墓穴发掘出982具尸体，做了分析研究，而未说明卡廷遇难波兰军官的总数。
斯摩棱斯克州从德军手中解放发后，苏联又搞了一次“客观的调查”。以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卡廷掘出并检验了925具尸体，倾听了当地许多居民的证词，得出了结论是：波兰官兵尸体总数为1.1万具；据目击者所证，死者身上1940年4月以后所有文字资料都被德国人取走；枪杀事件发生在1941年9-10月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最后审讯时，曾根据苏联法官的要求，把卡廷屠杀事件人写在起诉书中，但在最后审判时，却因证据不足而只字未提。
从此，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之谜。
战后，西方为解开卡廷之谜继续进行调查，公布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美国国会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过一年半调查而缉成的五卷本文件汇编。1990年4月13日苏联发表声明，承认贝利亚及其助手对杀害1.5万名波兰军官的罪行负有责任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娜.别列杰娃，根据一系列有关材料进一步研究，使卡廷迷雾日见透明：
波兰亡国后，苏联境内的大批被俘官兵统一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管理。波兰士兵一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解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军官中的极少数人，主要是高级将领，被转移到莫斯科的户卞卡监狱；其余部分则被转移到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三个集中营。从1940年4月起，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负责，开始对上述三个集中营进行“清理”。1940年4月前夕，三处一共囚禁着大约8700名波兰高级军官和7000名下级军官和士兵，经过“清理”，这些人基本上都“失踪”了。对部分有关档案材料的研究表明，1940年4-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斯克营为4404人，奥斯塔什科夫营为6287人，斯塔罗别尔营为3891人。
虽然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声明解开了1.5万名波兰军官死于谁手之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一、死于卡廷的波兰军官到底有多少？二、除卡廷外，是否还有第二、第三个“卡廷”？三、苏联内务部为什么要集体枪杀这些波兰战俘呢？目前有三说：一是“苏联根据德国人的要求”而制造了卡廷悲剧；二是苏联为了“减轻战争负担”；三是苏联为消灭振兴波兰的“骨干”力量而采取的一次性“清理”行动。看来，卡廷迷雾的彻底揭开还有待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
谁是纵火者
1933年2月27日晚，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西侧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顷刻，黑烟滚滚，火焰冲天。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国会纵火案”。那么究意是谁在夜里潜入帝国议会大厦并把它付之一炬呢？
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匪徒就以此为契机，嫁祸于共产党人。案情发生仅半小时，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国会议长兼内务部长戈林就驱车赶到现场，便穷凶极恶地嚎叫：“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随后希特勒也赶到出事地点，并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随着希特勒的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冲锋队员冲进现场，当场抓住了“纵火者”。他是一个荷兰青年，名叫范.德.卢贝，还马上宣布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从而断言：这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纵火，并以此作为革命暴动的信号。第二天，纳粹党按照起火之前就已拟定的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3月3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被捕，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霎时间，乌云压城，浊浪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
1933年9月至12月间，就“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组织公审。但是“纵火犯”卢贝在法庭上，当众表明：他从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还有三个抓住卢贝的警察也否认在卢贝身上搜出有共产党员的党证。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无可奈何，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无济无事，最后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宣告破产了。
后来，经过专门调查，“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人为寻找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自己一手导演的丑剧。是他们密令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事前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秘密通道里，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在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纳粹分子也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晶，顿时，浓烟四起。正当卢贝在国会大厦内迷失方向，四处乱窜的时候，真正的纵火者已偷偷从原路撤走了，留下的卢贝被当做纵火的替罪羊而被抓获，并通过阴险的手段捏造卢贝是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
但欧美的专家学者们一直未停止对“国会纵火案”的调查，翻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系主任瓦尔特.霍费尔，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的研究，排除了共产党人作案的可能性，认为“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系纳粹党所为，纳粹分子是直接纵火犯或幕后操纵者。可是，事隔不久又风波突起：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写了一本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一书。在此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托比亚斯在此书作出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这一结论如石激水，引起了史学界人士众皆哗然。其中有英国、美国、荷兰、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而瑞士、法国、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则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对立的两派史学家争论不休，甚至发展到互相指责、辱骂的地步。
1968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等人成立了一个卢森堡“1933-1945年独裁统治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8年提交两份文件汇编集，表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用大量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再次证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确系纳粹党所为。但是，托比亚斯和他的盟友汉斯.莫姆森等教授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979年他们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时代周报》上刊登题为《还历史本来面目——论有关“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的向壁虚造》，对以霍费尔为首的史学家提的论点进行了还击，提出：卢森堡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爱德华.卡里斯，是一位大可怀疑的人物，是在颇为跷蹊的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教授的。其采取极不正当的学术手段，胡诌乱编，虚构历史。他在1968年出版的《剥掉假面具》一书中所提及的资料纯属子虚乌有，是肆意伪造历史的无耻之作。1986年初，这几位教授又出版了一本文集，继续指出卢森堡委员会出版的文集是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委员会的史学家们心中有鬼，不敢展示原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