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19]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17]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
汉画像石《孔子问礼》拓片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20]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21]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22]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23]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24]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25]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26]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
孔子像
孔子像
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27]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28]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29]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30]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卒葬泗上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31-32]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成就编辑
道德学说
孔子立像
孔子立像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33]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34]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34]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像
孔子像(6张)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无道。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31]“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爆发。[32-33]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
明朝的建立
明朝的建立
1352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备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2] 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小明王任其为左副元帅。[34-35]
1356年，朱元璋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战略要地，获取一块立足之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36] 1360年，鄱阳湖水战中歼灭陈友谅的主力。1361年，朱元璋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败亡。[37]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初步建立政权，史称“西吴”[3]。与占平江府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38-39] 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后又灭浙江的方国珍[40]。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4]他先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41]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42]，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43]之后朱元璋又相继消灭四川的明夏和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辽东的纳哈出。又八次派兵深入漠北，大破北元的军队。[44]
洪武之治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恢复社会生产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45]在地方确立里甲制，[46]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46]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在政治上，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明太祖在位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之役大破北元，消除外患。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也对功臣有所猜忌。[47-49]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46] 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50]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1390年，李善长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46]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49]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51]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
永乐时期
1398年，朱元璋去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帝。建文帝为巩固中央集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52]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逼自杀。[53-55]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朱棣的精兵，欲铲除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经过四年的夺位战争，最后率军南下，攻占京师（今南京），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1402年，燕王朱棣即位，改元永乐。[56]
朱棣即位后，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
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明成祖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厂卫制度由此确立。
1405年，朱棣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隔年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1420年完工，1421年迁都北京。
永乐时期武功昌盛，明朝收复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打击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57]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58]东北方面，朱棣还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59]
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来往[60]，增长财政收入[61-62]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63]《明史》评价明成祖时期的国力“远迈汉唐”[64]。
仁宣之治
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
朱棣去世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在位期间为政开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在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65-66]
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明宣宗即位后迅速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并延续明仁宗的治国理念，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继续重用“三杨”，息兵养民，赈荒惩贪，使明朝天下安定，社会经济迅速发展。[67]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68]
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69]但其执政期间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70]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乱政埋下隐患。[71] 143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宣宗去世。
由盛转衰
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此时太监王振开始干涉朝政，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后去世之后王振大肆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72]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73]英宗对他信任有加。[74]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75]
此时，明王朝流民问题十分严重。正统时期，流民问题几
于谦
于谦
乎遍及全国。打破了明初确立的基层里甲控制体系。[76]明王朝为榨取更多白银，加紧盘剥矿工，对闽、浙、赣部分山区实行封锁，1444年，叶宗留、邓茂七等发动起义，沉重打击了明王朝在闽浙的统治势力。此外，正统时期，英宗与王振连续发动对麓川的征讨战争（明征麓川之役），数十万人被征用，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侵明。王振怂恿英宗集结五十万军队御驾亲征。[77-79]大军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80]英宗被俘，[81]王振为乱军所怒杀，[82]史称“土木之变”。[83]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75]
土木之变后，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改元景泰。[84]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85]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86]屡次大破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179]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但是粮食有些地区不足，各区域之间经常调剂粮食。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180]。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179]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181]，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手工业
明朝最早开始繁荣的手工业是棉纺织业，早在明初时候的江南，手工业便已经相当发达，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些以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明朝中后期，随着京城的北迁，中原地带和华北地区，特别是环渤海湾一带，手工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82]
明朝手工业分官营与民营两种，其中官营又分中央管辖和地方管辖两大系统。在明朝，进步最快、规模最大的是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生产，而明朝手工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民营手工业的大规模兴起，并在明朝后期逐步取代了官营而在手工业市场占有主要位置。[182]
商业
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
景泰蓝瓷器
景泰蓝瓷器[183]
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 1502年全国钞关收入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1597年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184]
人数众多的富商巨贾们凭着资本的雄厚，往往开有几个或几十个店铺。当时全国各重要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商的店铺，如运河沿岸的城市临清，徽商占从事工商业人数的90%。为了使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有些商人把商业资本直接投资于生产中，并雇用了大量的雇工和奴仆从事生产，从而转化为“产业资本”。明代商业资本的兴起，对于加强各地区的联系，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明代富商巨贾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更安全，往往通过打权贵人物的招牌、与官僚资本合伙经营或者捐官买爵等方式，和各级官吏紧密结合。[185]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末占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186]，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24]
赋税
主词条：承宣布政使司、一条鞭法、矿监税使、鱼鳞图册
货币
明朝实行中央集中的货币政策，货币铸造、印制、发行、
宣德通宝
宣德通宝
流通、管理均听命朝廷，力求货币稳定，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太祖定都金陵，仿元钞法，以宝钞为主币，在全国推行。因其钞法措施不当，事与愿违，只行了几代就销声匿迹。多次禁民间用银锭，但时禁时放，后来只好由官府带头将银作货币。中叶前，宝钞已不用，形成银锭、铜钱并行币制，直到明亡。由于明朝政局和内外关系总处于紧张状态，国内无法安定，其货币制度也未稳定过，最后天启崇祯两代内外交困，恶钱泛滥成灾，引起恶性通货膨胀。[187]
人口
明代户口峰值出现在晚明，但对于具体时间与人口数，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易中天认为明末人口六千余万[188]；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明朝于1626年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一亿人左右[189]；王育民认为万历年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实际人口在1.3亿人至1.5亿人之间[190]；何炳棣认为1600年实际人口达1.5亿[191]；葛剑雄认为1600年明朝约有1.97亿人，并推测1655年明清之际人口谷底约为1.2亿人[23]；曹树基认为1630年明朝达到人口峰值，实际人口大约有1.9251亿人，1644年实际人口约有1.5247亿人[24]；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则认为1600年明朝实际人口大约有1.6亿人[192]。
明朝户口流动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备注
洪武十四年（1381年）
10654362
59873305 [193]
-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10684435 56774561 [194]-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10652870
60545812 [195]
实际人口达七千万[23]
建文四年（1402年） 10626779 56301026 [196]-
永乐元年（1403年）
11415829
66598337 [197]
此为官方统计的户数峰值
永乐二年（1404年）
9685020
50950470 [198]
-
永乐十年（1412年） 10992436 65377633 [199]-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10066080 52468153 [200]-
洪熙元年（1425年） 9940566 52083651 [201]-
宣德十年（1435年） 9702495 50627569 [202]-
正统十四年（1449年） 9447175 53171070 [203]-
景泰七年（1456年） 9447175 53712925 [204]-
天顺八年（1464年） 9107250 60499330 [205]-
成化十五年（1479年）
9210690
71850132 [21]
此为官方统计的人口峰值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 9214144 65442680 [206]-
弘治四年（1491年）
9113446
53281158 [207]
-
弘治十五年（1502年）
10409788
50908672 [208]
-
弘治十七年（1504年）
10508935
60155835 [209]
-
正德元年（1506年） 9151773 46802050 [210]此为官方统计的人口谷底
正德十年（1515年） 9383148 62573730 [211]-
正德十五年（1520年） 9399979 60606220 [212]-
嘉靖元年（1522年） 9721652 60861273 [213]-
嘉靖十一年（1532年） 9443229 61712993 [214]-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9599258 63401252 [215]-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1609350 63344107 [216]此为官方统计的户数谷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9638396 63654248 [217]-
隆庆元年（1567年） 10008850 62537419 [218]-
隆庆二年（1568年） 10008850 62537419 [219]抄旧，即户部官员连年照抄户口数。
隆庆三年（1569年） 10008850 62537419 [220]抄旧
隆庆四年（1570年） 10008850 62537419 [221]抄旧
隆庆五年（1571） 10008850 62537419 [222]抄旧
万历六年（1578年）
10621436
60692856 [223]
-
万历三十年（1602年） 10030241 56355050.5 [224]口半，即“五分丁”，此年垦田面积达11618948倾，为明代之最。
泰昌元年（1620年）
9835426
51655459 [225]
-
天启元年（1621年） 9835426 51655459 [226]抄旧
天启三年（1623年） 9835426 51655459 [227]抄旧
天启五年（1625年） 9835426 51655459.5 [228]抄旧，口半。
天启六年（1626年） 9835426 51655459.5 [229]抄旧，口半。
注：本表数据出自《明史》、《明实录》。
瓦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