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平凡的世界》只是平行地、比附式地描写社会变革的表层运动，那它是不能被称为深刻的。我们发现，作家并没有把历史理解为高速旋转的万花筒，也没有浮浅地认为，只要描写了历史的主要动向就算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是既看到生活的喧哗与躁动，也看到历史的凝重与安详，既看到因政治事件、政策、商品刺激引起急遽变化的短时效的易变因素，同时看到人文环境、思维方式、情感方面等等相对稳定的深层的因素。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小说走向了深厚。作为一部侧重于揭示社会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与时下偏重于文化审视的小说是不同的。但作家并没有忽视对村社文化心理的考察。它与许多文化小说的区别在于，它并不追溯血缘种姓，家庭意识，宗法观念，乡土观念的原始的或历史的形态，它所关心的始终是这些传统意识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基层的政权组织的潜在影响，它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意识的现实活动形态，比如，田福军升为黄原行署专员的消息传来，田姓家族和双水村便沉浸在骄傲与兴奋中。在城里，闻风来看望田福军的首先是些“原西籍老乡”。“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这其实是很深刻的笔墨，依稀可见出乡土礼俗文化的影子。至于在斗争满银、捉奸、偷水等事件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更多。每当事情关乎家族的荣誉和尊严时，家族意识作为一种深固的精神因素，总使人际关系发生微妙的分化与组合。
就这样，表层的与深层的、活跃的与沉滞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多重精神层面，构成了小说的立体与纵深；而以田福军，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田润叶，孙兰香们所代表的生机勃勃的历史前进力量，则始终是纵贯这幅画卷的主导流向。
也许，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仅从外观看这部作品，还没有真正进入它的丰富的人的世界。我们说过，《平凡的世界》具有史的骨架、诗的品格，它的内里涌动着深沉的激情，这是它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来源，那么，是些什么样的诗情，这诗情又缘何而起呢？托尔斯泰曾自述，他是看到了不屈的牛蒡花的自然景观而激活了《哈泽穆拉特》的创造思维。读《平凡的世界》，敏感和颖悟的读者可能会在这样一行文字面前停下来：
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如果不查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谁能想象来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中，究竟有多少村落和人家呢？旅人们！你们也许跑了不少路，但对这块和阳光同色的土地所留下的印象，恐怕仍是豹之一斑…
相信，这是悬浮在作家路遥心目中的一幅永恒的意象，他为之魂牵梦绕，深情眷顾。把它看作整部小说的创作起始点和灵感发源地，也未尝不可。似在写地貌，又何止写地貌，它所喻示的是与悠久的土地紧密联系的勤劳而伟大的人民。这混沌的意象是如此地忧郁。古老，又是如此地博大、崇高。作为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路遥对家乡的土地和人民怀着深刻的爱，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要把这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置放到当代生活风云变幻的时空，透视它内蕴的精神，其实是要发掘民族的精神。由于这一审美基点本身的大和深沉，就正像作家秦兆阳所指出的，“路遥有一种感生括中朴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气质”。
在《平凡的世界》里，可以明显地感到，作家对民族的文化精神有他独立而坚定的看法。他不是不了解农民身上背负着的某些愚昧、保守、狭隘的精神重担，但是，在由多重要素合成的民族精神中，他孜孜寻求的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凝聚力、承受力和延展力的所在，他更多地发现着劳动者身上的刻苦耐劳、自强不息、不惮苦难的愚公移山般的意志力量，他也更为珍视他们宽厚、仁爱、亲亲、扶困的人伦情感和道德情操。在路遥看来，经历漫长历史过程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可以超越历史阶段继承和发展下去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的精华既是推进历史的燃烧剂，又是抵抗现代社会道德沦落的抗蚀剂，他说：“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封建色彩的，现在已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任何阶段，这种美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路遥与一些着重文化批判的作家在审美焦点上的差异。路遥不是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他是诗人。他对文化精神的看法是否严密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开掘出源自生活的真实而撼人的诗的元素。一大部《平凡的世界》固然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倘若我们看不到这一侧重点，就无法理解小说的魅力所在。它是它的基础和沃土。
我想，《平凡的世界》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是作品的主人公？谁最能体现作家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谁又是划破作品时空的思想的星辰？是孙少安吗？不。诚然，作者对孙少安的坚韧品格和令人荡气回肠的道德情操倾注了深情和赞美，但主要是把他作为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具有极大普遍性的人民的化身来看的。他是精神的基石。作者并不想制造一个小生产者们牵肠挂肚的温情世界，也不满足于把作品仅仅变成传扬传统美德的舞台。事实上，作者时刻有种冲出陈旧生产方式的冲动，有种超越农民精神樊篱的欲望，向往着现代文明之光普照黄土高原。就这个意义来说，作品的主人公是孙少平，还有站在他身后的那个“浪漫、独立，希望一生火热”的少女田晓霞作为辅助。
在作者的思想深处，其实存在着二律背反式的矛盾：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尊敬并推崇农业文化中的宽厚、温情、淳朴，农民身上的坚忍和刻苦，把它看作精神栖息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意识上，他对世世代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又持否定的态度，期待农民母体诞生新的分子，创造另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种作家主体的矛盾在路遥身上由来已久，《人生》就是证明，这矛盾既带来缺失也产生魅力。在《平凡的世界》中，两种倾向在作家头脑中无法调和，又无法解脱，便裂变为两个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都从传统的基地出发，又是同胞兄弟，不乏共同之处，但他们终究体现着两种人生选择和两种生活哲学。他们一个求实，一个幻想；一个重物质，一个重精神；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一个倾向传统，一个指向未来；一个深植农村，一个被“远行的梦”所召唤。就其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的相近以及烙刻着作家自身的经历印痕而言，孙少平是作家最钟爱的；就其对作品思想走向的影响而言，孙少平也是最重要的。他在今天农村现实里，也许刚刚诞生，为数甚少，是有如普列汉诺夫常说的“拉赫美托夫气质的人”。
路遥是个顽强地探索当代青年农民及其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家，这是他的思路的大动脉，《人生》如此，《平凡的世界》亦然。他在《人生》中成功地刻画了在思想上有其超前性，在行动上却表现出浓重个人主义色彩的高加林这一充满矛盾困惑的形象。人们一直关心高加林的下落，希望读到续篇，却又担心新的作品无非是高加林的重复。看来，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虽然孙少平与高加林有许多外在特征的共同：一样地忍受过饥饿和贫穷，一样地怀着苦闷和躁动，一样的“爱看报纸”，一样地对父辈的活法表示否定，并向往外面的大世界。但是，孙少平不再像高加林那样虚飘和浮躁，那样迷信机遇和怀着侥幸；那样珍视一已的荣辱，那样轻率地割弃传统美德的滋养。他依然充满想象和冒险精神，但脚踏实地得多。在个人和环境的冲突中，他主要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砥砺，更注意个人的意志、胸襟、素质的提高，更注重个人与时代的结合。正是在这两个既密切联系叉截然不同的形象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思考的发展、深化和成熟。小说结尾：孙少平工伤痊愈出院，看见“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是啊，太阳永远属于走向未来的人。
路遥构思和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期，正值我国文坛风靡着新观念、新方法的热潮，反映论、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等等确实受到冷落以至贬抑；甚至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风尚所及，路遥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心理压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路遥还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艺术家的勇敢。在他看来，尽管作家有选择各种方法的自由，但现实主义是强大的、主流性的，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它的巨大能量尚未得到长足地发挥。无论从现实主义自身的力量，还是路遥自身的气质和积累，抑或与他所要表现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他都坚信现实主义对他是最相宜的，他还认为，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应有更广阔的艺术视野，更繁复更新鲜的手法和更广大的前途。就《平凡的世界》来看，如评论者们指出的，它是既有师承，也有开拓，显示着作者辛勤而坚实的努力。这都作品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它使人们看到：现实主义发展着，且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生活的深刻性和时代精神的渗透，任何时候对艺术创作都是最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