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4月5日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地方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自发性革命活动。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逝世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悲痛。
全国人民深切悼念周恩来，但“四人帮”却借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压制和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甚至下令不准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妄图以此来割断人民对周恩来的追思与怀念。更有甚者，“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在3月5日学雷锋的版面上，擅自删去了周恩来的题词；3月25日又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言论。这种公然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行径，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之情。一场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代表的各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终于爆发了。
抗议活动首先从南京爆发。3月29日，南京的群众在街头贴出“《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在南来北往的火车、长途汽车上，也刷上了动员人民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标语口号。群众还自发地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进行悼念活动。向周恩来遗像敬献花圈。
在北京，人民群众从3月20日起，连续几天自发地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标语、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4日是清明节，北京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
面对愈益高涨的群众义愤，“四人帮”惊惶不安、恨之入骨。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会议，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反扑”，“中央有后台”，矛头对准邓小平。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将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及其决定写成书面报告，向重病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群众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听说还有人被抓了，异常气愤，于是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了强烈的抗议行动，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晚上6时半，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出面发表了广播讲话，说“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半，1000余名民兵、3000多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和逮捕。
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天安门广场的政治事件和邓小平的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