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将“干预文学”与秦兆阳并置起来，并非否认“干预文学”生成中的其他因素，而是因为无论当年的批判者，抑或《人民文学》在1956～1957年的史实，都说明了秦兆阳在“干预文学”的生产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限度的“思想纲领”
在1956～1957年，秦兆阳更愿意做一名作家，而不是编辑。以作家身份来从事编辑工作，是秦兆阳从50年代的《人民文学》到80年代的《当代》都引以自命的。在《秦兆阳小说选·自序》中，他曾描述“作家”和“编辑”在自己一生中的错位和纠缠。在1957年秦兆阳给邵荃麟的信中，更明确地表示，“荃麟同志，过去我也对您说过，解放八年来我做了六年的编辑工作，从自己搞创作的方面想，我不能不心里难过……我要写的东西很多，心里非常着急……”见《新文学史料》1996年2期。与秦兆阳一起在《当代》工作的何启治曾记述秦兆阳的告诫，要“用作家的眼光”的来编辑刊物。见何启治：《“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5卷，289页。究竟作家与编辑两种角色有如何细微的区别，秦兆阳的作家思想在他的编辑角色中有怎样的投射？
作为作家的秦兆阳，在50年代有影响的小说是《农村散记》，至于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则是80年代的事。秦兆阳在5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论文和文学评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修正主义完整纲领”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如李希凡认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集中地尖锐地表现了近两年来修正主义思潮的最完整的纲领和路线。”《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11期。尽管有作家之念，但其整个作品在虚构与非虚构文体上的比例，表明秦兆阳所拥有的主要是“作家的眼光”或“作家的思想”。以此作为尺度，他在纯职业性的编辑和作家之间取了个中间角色：作家型编辑。应该说，这是17年期间《人民文学》编辑群体的主要特色。作家的思想没有自觉地转化为诸多的虚构作品，却时时袒露在他的文艺批评中。
被称为秦兆阳修正主义思想纲领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作为刊物第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在1956～1957年“干预文学”出现之前，秦兆阳的思想已经表露出来。此一时期秦兆阳所表现的，是要求文学表现光明，而不是揭露问题。在《论一般化公式化》中，针对《人民文学》来稿、乃至整个文坛盛行的“落后转变”叙述模式，秦兆阳指出：“我们不能忘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推动社会进步的、带领人类前进的、使落后转向进步的力量，是已经觉醒了的人和他的行动。”换句话说，他所要求于创作的，是直接写新人物。这样的新人物是否符合他后来的“真实”并不关键，关键的是新人物能够实现秦兆阳所谓的文学目的性，“终极目的是要提高人的意识，像高尔基说的：‘引人向上’”。《论一般化公式化》，《人民文学》第4卷第5期（1951年9月）。他又解释抓住“进步力量”的写作方法，是以全局的目光、“从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上来看取一件事情”。《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活》，《人民文学》第5卷第2期（1951年12月）。这种方法论，闪射着茅盾那种社秦兆阳的《农村散记》陆续发表在《人民文学》1953年5月号和6月号上，一时间成为当时文学界谈论的热点话题。
会分析的色彩，是在“普遍联系”的关系分析中去捕捉“客观规律”。建立在历史乐观主义和本质论基础之上的客观规律，以及对未来远景的憧憬，表明50年代初的秦兆阳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统观念基本一致。
《农村散记》是秦兆阳这一思想的创作实践。如胡风所说的“精神负担”在《农村散记》中有所体现，但秦兆阳最关注的却是历史由“旧”到“新”巨变的“关节点”：农民在这一“关节点”呈现出祥和、满足、光辉的一面。不久就有批评者指出《农村散记》“缺乏矛盾冲突”。浦存伍：《谈秦兆阳的〈农村散记〉》，《文艺报》1954年6号。不过，批评者所持的本质论和历史乐观主义与秦兆阳并无不同。因此，秦兆阳的答辩更显得有理，他将这种“美化”当作文学“多样化”的证据，“表现生活中发展的优美情调，引导读者从日常生活中看到发展，看到生活的诗情，从而引导他们去热爱生活，这是不是也有意义呢？”秦兆阳：《对〈农村散记〉的批评的感想》，《中国当代作家选集·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07页。秦兆阳“美化”的立足点是对问题或生活中缺点的有意疏离。到1956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遭受质疑、“无冲突论”遭受批判之时，尤其是周扬在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公开指出，《农村散记》“有时显得是在美化生活，有意地给生活渲染上一种牧歌式的情调”，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189页。秦兆阳才在后来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一语道出真情：“美化生活”并不等于作者没有发现现实问题，也不等于作者没有批判的意图，问题在于，那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化的理解，以及动辄得咎的批评环境，使作者的“美化生活”往往走到了无原则的“粉饰”。
耿简的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5月号，这是《人民文学》在“干预文学”旗帜下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56年前，中国文学界对苏联文学资源的选择趋向，尤其是文学界为确立工农兵文艺的权力地位所发起的一系列批判，直接强化了“公式化”创作的弊病。不过，对秦兆阳来说，历史乐观主义和对“客观规律”的本质论强调才是关键。在写于1953年的《理想和现实》中，秦兆阳首先确认历史有“未来”的美好性，其根源在于历史前进的总的规律和趋势；其次，他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过去的事物并非全是衰朽了死亡了”。但对“过去”和“现在”的评判，他所依据的尺度依然是“将来的理想”。《理想与现实》，见《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这种思想在创作上其实等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远景”。
白危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4月号。
被认为是秦兆阳推行“干预文学思想纲领”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无论对秦兆阳还是对当时的文学界来说，都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主要在于，要求还给文学书写“真实”的社会问题、人的复杂性的权利。
秦兆阳从苏联对“无冲突论”的批判，尤其从西蒙诺夫的理论、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等“干预”现实的作品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西蒙诺夫1954年12月在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苏联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首先开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质疑，认为该定义中的后一句抹杀了艺术性和真实性本身的力量，从而导致了文学教条化、“无冲突论”、成为政治传声筒的弊病。这篇文章1955年1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关于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学界的传播以及对1956～1957年中国文学界反思自身的影响，参见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28～294页。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这篇论文探讨的主要问题。秦兆阳从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被教条主义地理解开始。他不认为在内涵上新旧现实主义有性质之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在“时代”。由此，秦兆阳提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在秦兆阳看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广阔的，本身就包含了政治性。但是，政治性发挥作用的方式，依靠的是艺术的力量，而不是将文学向政治文本上变异。因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于作者，是解除教条主义束缚，发挥出独立思考的主体性，以自己的热情和科学精神去体验、研究和发现生活的真相，即“严正地正视”生活，既看取积极和正面的东西，也不避存在的问题和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人心灵中的多元性。现实主义之于创作客体，主要是对复杂性——即生活中的矛盾和人的内心中的多种可能性的关注。
现实主义之于文学表现手段，是艺术性，即并非以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以多样性的方法，描绘出生活中的冲突、并存于性格中的歧异。
作者的主体性，生活的复杂性，心灵的矛盾性——这是秦兆阳现实主义理论中文学的三个重要命题。如果沿着这一逻辑走下去，自然将抵达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当时的批评者将这一点定名为“暴露”。在批评者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避讳描写矛盾，也不避讳对缺点的“批判”。但“暴露”和“批判”之间的区别，根本在世界观，在怎么写。秦兆阳并非不强调世界观，不强调党性。他与那些批评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从文学的艺术性上来立论，认为政治性的要求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根本问题上，秦兆阳与后来的批判者没有差别。他质疑的只是捆绑文学的“千万条绳子”，而不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事实上，他对“什么是真实”的判断，仍然依据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具体来说，依据是否对党的事业有利。他对“是否实现了艺术性”的判断，仍然着眼于能否培养人们的崇高情感，“更长远地去对人民的精神品质起到影响”。由此，他以文学手段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所能抵达的不过是制度，而不是体制；是阻碍“远景”实现的消极力量，而不是“远景”本身是否荒谬。也正是这一限度，使他对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依然保持警惕。
秦兆阳在那一时期看来属于极具突破性的文学主张，在90年代的作家那里却被贬诋为“伪真实”和“假崇高”。参见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干预文学”中的“真实”，事实上依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心灵的矛盾性依然是秩序中“合目的性”的逻辑演绎。秦兆阳只不过是试图回到恩格斯、别林斯基那里，回到以反映民生疾苦、忠言直谏为己任的中国古代士人传统那里。
“干预文学”之所以能在秦兆阳那里出现，秦兆阳自身的精神个性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他的自述中，“较真”与“画家梦”是他童年性格的两极。现实的、探索的理性推演与未来的、冥想的感性体验，奇妙地共存于他的精神结构中。在青壮年时代，这两极又被升华和磨砺。“……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给我以光明，昭我以真理，亲我以人民，练我以战争，溶我于时代，引导我走进了胜利以后的新中国，使我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寄托，所以我心里总有一股火热的味儿。”《秦兆阳小说选·自序》，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理性的教育和感性体验，使他有了“第二生命”，有了新的“灵魂”。如在《追求》一文中，秦兆阳称，取消了党籍，等于“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见《秦兆阳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较真”的性格也变成探索不已的“认真”，而感性的战争体验及与群众的生死与共，尤其是对群众高度奉献的朴素的感恩之情，使他在关照某些观念上的教条主义，以及现实中的制度弊病、文学上的粉饰时，有明确而深广的参照群体。由此，思想世界中由抽象的“党性”向依然为政治术语，但较有明确所指的“人民性”上置换，对他来说也更为轻易。甚至可以说，文学的“党性”在他那里向“人民性”变异。返馈献赠、舍生取义，以文学形式反映民生疾苦、揭示问题的“干预”姿态，既来自朴素的情感愿望，也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激情所指。
“母亲”和“火”在秦兆阳精神结构中是两个重要的意向。“母亲”这一形象，在他晚年的感觉中等同于博大、温暖而又无怨无悔的大地。如蒋子龙曾这样描述秦兆阳：“五十七年前，一个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少年，提着一个旧皮箱，告别亲人热土去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再回头，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他，形神清肃，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前不久秦先生还对大女儿说：‘原来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注视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所以，他的内在稳健专一，树立了一种精神凝重的风格……”《慈祥的火：秦兆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2期。“火”既是他喜欢自照的意象，又是精神气质中热情的写意。“火”与“母亲”结合为对人民的关注，对土地上朴素人生的歌唱，以及性格中的耿直。“从本性来说，我由衷地愿意对生活唱赞歌。即使是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愿意为了赞颂正面事物而处理矛盾。”因此，“干预文学”在他那里所显出的质素，主要在文学突破“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意义，而不是对自己所信奉的革命、制度和文学想象进行对抗。《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中一段形象化的质问，涵盖了这一问题。“你心里的火焰，是否能够跟你所描写的对象互相照映？当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否善于用你的热情的光亮，照见他的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感情的流露？”见《中国当代文学作家选集丛书·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这是对作家姿态转换的呼吁，又充满着要求作家对客体以复杂化认知、对人以矛盾性表现的热力。
□《人民文学改进计划》的三个文本
一篇并没有公开发表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18条，在批评者那里被称为秦兆阳推行“修正主义”的“行动纲领”。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作为“修正主义”在创作上主要表现的“干预文学”，自然与这篇“行动纲领”具有莫大的关系。关于“行动纲领”，有三个文本值得关注。
主持《人民文学》“编政”之前，秦兆阳在周扬、刘白羽的视野里是批判胡风的一员干将。此时，参加土改回来的秦兆阳正做《文艺报》的执行编委，与张光年、侯金镜等一同为批判胡风组稿、写稿。为挽回“压制小人物事件”所遭受的负面影响，张光年等主持下的《文艺报》先是改版，继而在批判胡风运动中表现得极有火力。秦兆阳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功不可没。但作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此时不能让人满意。如《人民文学》曾经为自己在批判胡风中表现不够热烈作检讨。在《读者和作家对〈人民文学〉的意见》中写道：上海读者何满子指出《人民文学》根本的缺点是‘战斗性不够’……他说：‘不能相信文艺界甚至《人民文学》自身所发表的作品中没有应该激起争论的内容，但《人民文学》却好像对批评置身事外似的，使人觉得它的态度十分暧昧’。他认为对《洼地上的“战役”》一声不响是不正确的。志愿军冯刚认为对于《洼地上的“战役”》至今尚‘容忍不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指出，‘对于路翎式散布资产阶级意识的作品，有值得开展批评的必要，这样的任务，负有主要责任的《人民文学》是不能不管的’。见《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胡风是《人民文学》的编委，“胡风派”创作方面的旗帜性人物路翎，不仅连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而且接连列为重点推荐的头题。当“胡风派”成为批判对象，作协党组副书记主编邵荃麟只能从《人民文学》主编岗位离去。副主编严文井次第上升，改任主编。不过，严文井严谨、不张扬的个性，与如火如荼的批判“胡风派”、“丁陈”两线战斗，以及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在1955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正式公布实施。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农村，迎接农业合作化——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高潮。1956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此文写于1955年12月27日）。1956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在全国进入高潮。到1956年底，在文联和各协会的组织安排下，大批作家到农村深入生活。所以，在1955年12月秦兆阳进入《人民文学》的改组，是适应这一高潮而做出的。即将到来所要求的文学繁荣似乎难以合拍。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又作出了改进报刊的决定，要求各报刊“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编辑工作，加强刊物的群众性和战斗性”，要求《文艺报》在1956年改为“具有群众性和政治性的文化艺术的报纸（三日刊）”，要求《人民文学》的销量要在1967年之前达到30万份以上。《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文艺报》1957年7号。各种紧迫的任务和逼人的形势，要求《人民文学》必须配置一个能执行“现实性、战斗性、群众性”的将才。于是，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去了《人民文学》。
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4月号，这篇文章披露了秦兆阳“改进”《人民文学》的思路、做法和种种“内幕”。张光年时任作协领导，其批判代表着作协的态度。
虽然，秦兆阳仅担任副主编，且有葛洛在侧，但作协领导人的安排则有意无意为秦兆阳留出了足够的权力：严文井“靠边”，葛洛到作协参加批判“胡风派”和“丁陈”派的“审干”。秦兆阳拥有《人民文学》事实上的决定权。这就为秦兆阳推出“干预文学”提供了可能。但“受命”而来的秦兆阳，自然是在权力者许可的限度内完成“使命”。
从“行动纲领”三个文本的矛盾中更能看出秦兆阳的限度。这三个文本，分别为秦兆阳《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发言》，张光年披露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和《人民文学》1957年1期的《编者的话》。就时间来说，《改进计划》写于1956年秋天。会议在1956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举行。《编者的话》发表在1957年1月。也就是说，三个文本在时间上前后紧连。但性质不同：《发言》属于党内公开的文本；《改进计划》主要属于秦兆阳个人。关于这一点，张光年有一段说明：
这个《改进计划要点》18条写于1956年秋天，正是他决心要以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为宗旨，要把《人民文学》办成一个“独特风格”的“流派”的时候。秦兆阳本来要把他这18条在《人民文学》上公开出来，以表示他锐意“革新”的雄图；由于作家协会领导同志的制止而没有实现。但是从后来一个时期的刊物的面貌看来，他还是一心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做下去。只是碍于“环境”（照他说来，是“自愧没有改变环境的能力”），《人民文学》编辑部有些同志又不赞成，这个计划才没有全部实现。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人民文学》1958年4月号。
由此看出：（1）《改进计划要点》主要是秦兆阳的主张。按照惯例，这一计划应该代表《人民文学》的集体意志，但从秦兆阳在《人民文学》的事实领导权，以及他个性很强的作风，尤其是“编辑部某些同志也不赞成”来看，这一《改进计划要点》应该属于秦兆阳个人的思想。（2）“一心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做下去”而“没有全部实现”，无意间说明“干预文学”在《人民文学》上并没有按照秦兆阳的主张走下去。那么，“干预文学”是否能代表《人民文学》的全貌？“干预文学”在《人民文学》怎样呈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向“非干预”的因素倾斜？所倾斜的是什么？（3）身为批判者，张光年的看法并不能全信。张光年将秦兆阳设定为“修正主义者”，就意味着将“干预文学”推到了对立面。“干预文学”真是完全与张光年正在扶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截然对立吗？对立在什么地方？
1957年11月，李希凡在这篇文章大力批判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推行的“干预”文学。
至于第三个文本《编者的话》，则公示于众，应该说是秦兆阳个人、《人民文学》集体、作协领导相互妥协的官方文本。三个文本之间的出入，所体现出的既是《人民文学》和“干预文学”有可能不同的走向，也是权力关系在《人民文学》的折射。
1956年“双百方针”的出台，尤其是从毛泽东、陆定一到在文学界权力日盛的周扬，都亲自鼓动人们去执行这一方针来看，这应该是“干预文学”大兴其道的最佳契机。但是，三个文本之间的不同，表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改进计划要点》从没有公开发表，这里将18条要点摘录如下：
1.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
2.以提高质量、树立刊物的独特风格，为今后改进的中心问题。
3.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不因政治标准而忽略或降低艺术标准，但在具有特殊性的作品面前，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4.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
5.提倡题材、风格、样式的多样性，举凡散文、散文诗、游记、速写、杂记、故事新编、古诗文今译、爱情诗、赠别诗、风景诗、新内容的古诗、词、曲等等，皆在注意之列。题材不分新旧、风格不分朴素华丽，均应重视。
6.决不一般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对全国性或世界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动，要表示热情的关切，但也不能勉强的、一般化的、枯燥无味地反映。
7.决不发表平庸的，可有可无的作品。
8.对短篇作品力求新颖精致。重视极为短小的精致的作品，例如数百字的散文，三五行的诗。如无好的短篇，宁可腾出篇幅来发表中、长篇。
……
11.在评论工作上，以研究当代的作品和创作中的问题为主；对古典文学和我国文学，主要是从创作的角度研究作家和作品；以论文、创作谈、短论三种形式出现。论文对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经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
……
13.每期目录，题目可多可少，栏目也不固定。
14.版面形式力求高雅大方。
15.根据以上要求，编辑工作应以为版面服务为宗旨，因此必须加强与作家的联系，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机构联系，加强对新作家的有重点的培养。
16.编辑部必须经常密切注意当前文艺创作的情况和文艺思想的情况，必须经常参加各种重大问题的研究，经常表示刊物对各种重大问题的鲜明态度。
17.刊物不避免与任何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发生有意义的争论，但不作平庸的烦琐的讨论。
18.编辑丛书一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便吸引来稿，及团结和培养作家。张光年在《好一个“改进计划”！》中曾逐条对此批驳。这里仅将张光年披露的“要点”摘出。
在这18条中，第1条和第2条最为关键。第1条中将文艺思想与发表作品区别对待，即现实主义的原则毫不动摇，为着某种非关宗旨的需要，则可以发表其他流派的作品。何谓其他流派？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已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即所谓的新旧现实主义仅在时代之别，不在内涵；所以，其他流派主要指建国以来所设定的现实主义对立面——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即便发表这些作品，其“现实性和积极意义”必须具备。第2条中提到刊物的独特性。至于如何独特，从上下文来看，当指刊物坚持和集中体现秦兆阳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更具体来说是指第3～7条共同指向的艺术质量，即“艺术性与思想性”。在第3～7条中，此消彼长的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政治标准”与“一般地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后撤，“艺术性与思想性”所带来的感染力放于首位。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秦兆阳早有论述，政治性是融化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血肉”里的。第4条是作家在进行现实主义创作时的态度和方法，其核心是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探索，并有明确态度的“干预”。这种亮出自己鲜明态度的“干预”也被引向了评论和研究。由此，编辑部的工作围绕着繁荣文学的业务，而“编辑丛书”确实包含着团结作家、形成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群体的企图。
《改进计划要点》语气坚定，显示出明确的行动性。确实如张光年所说，这是秦兆阳由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意图在创作实践上结成独特流派的“行动纲领”。
从《改进计划》被“作家协会领导同志制止”到1956年12月，形势与秦兆阳的主张都发生了变化。形势的变化在于“双百方针”推行的急迫，秦兆阳的变化则在认识到“干预”的限度后开始犹疑：思想由锐意进取向明确意识到的“限度”转化。也就是说，秦兆阳对“干预”所能达到的程度，以及“干预”的效果开始怀疑。
1956年年底所召开的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属于建国以来的第一次。47个文学期刊的90多位主要编辑参加了会议，周扬、冯雪峰、老舍三位作协副主席分别到会讲话。会议期间，1902～1949年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和主要综合性期刊还被展出。叶圣陶、徐调孚、阿英、楼适夷等“二十多年前的老编辑”分别讲述自己的办刊经验。《文艺报》对他们的讲述内容这样报道，“他们说：那个时候办刊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要说话，要战斗。”会议上还提到取消“机关刊物”的称号、实行企业化；而中心议题是“一个相当新鲜甚至陌生的问题”，即“如何把自己的刊物办得具有自己的特色”。《办好文学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报》1956年23号。周扬对“双百方针”在刊物上的实现提出了三个“努力方向”：有自己鲜明的主张，追求民族风格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号召“大胆的放手的在理论上尽量让各种独特的主张出来”。
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这是李国文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导致他被划为“右派”的小说。
在一派推进“鸣放”的声响中，在周扬等领导人急迫、甚至激进的要求中，秦兆阳不是激进，而是更冷静，甚至更保守。秦兆阳甚至将这种强势的、由上而下运动式的推行方式，当作新的教条。秦兆阳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明显是在“灭火”；更重要的是，他的发言体现出文学“干预”所能达到的限度。这种限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秦兆阳认为追求独特性势必要影响到《人民文学》的体制。刊物的独特性只能建立在作品的独特性之上。然而，《人民文学》隶属于作协的地位，决定了它属于全国的作家。这样，“一切作家都有权利要求它和指责它，不管哪一方面的稿子送来，如果不登，他们就要生气”。也就是说，《人民文学》并没有完全自主选择独特作家和作品的自由。如果追求独特性，势必赋予刊物选择作家的权力，“刊物愿意团结谁和能够团结谁就团结谁”。但是，这样做，就可能“根本改变《人民文学》的地位”。于是，《改进计划要点》建立文学流派的前提条件——吸纳坚持同一宗旨的作家和作品——首先就遇到了障碍。秦兆阳面对这一问题的选择，不是对限度的突破，而是选择了折中的方法——“我们觉得放宽的办法是比较适当的”——也就是说，将不同的东西杂然并排在刊物上。
其次，秦兆阳认为独特性将影响到刊物的根本思想问题。如果独特性可以“理解为各个刊物……从它的理论到创作都有自己的一套”，那么，这种独立，将“不免牵涉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个限度，即这样做“是否许可，或者说对我们是否有利”。也就是说，《人民文学》等刊物能否像之前的《小说月报》《创造》那样，提出“主导思想，即编辑的思想”？如果这样做，其效果还能否像现在的《人民文学》一样，成为党的文艺阵地？秦兆阳的主张是：“站在《人民文学》的角度看，我觉得只能大同而小异。所谓大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的方针，这些都是同的……至于‘小异’，就是说各个刊物还是可以建立自己的独特的作风……又如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的一套，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当然也可以不同。所以‘小异’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个限度是，秦兆阳认为独特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刊物所担负的任务……我们是为了读者，为了提高读者的水平，我们得给他们东西，这是刊物的最主要的任务”。以上引自秦兆阳：《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发言》。给读者什么呢？主要还在于引导他们向正确的方面去思考，通过“匈牙利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深考虑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与“干预文学”在苏联有着同一的源头，但秦兆阳的表述，侧重的却是“匈牙利事件”中的负面因素；其引导读者走向的是“正确的方面”。因此，“干预文学”将要避免的，也是那些非“正确的方面”。
也许，公开场合的发言不能与纸面上的主张等量齐观。但不可否认，《发言》更明确地说出了秦兆阳心目中的“干预”的限度。此时，“干预文学”的代表之作，如《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已经在《人民文学》上登出。《文艺学习》正在酝酿对王蒙的小说展开讨论。“双百方针”正以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知识界称这一时期宛如“早春天气”。这种外在的压力和“鸣放”的氛围，非但没有让秦兆阳将“干预”引向深入，反而让他清晰地看到了限度。
由此可以说，限度本身就生长于秦兆阳的“干预”主张中。《发言》预示出的是秦兆阳从锐意开拓的“干预”向“限度”的一次退却。到了《编者的话》，这种退却就更明显了。
发表《编者的话》的《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出刊之前，对秦兆阳的批评已经开始。秦兆阳对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作的修改，也正在《文艺学习》上进行讨论。同时，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也遭受直接批评。在这一气候下，秦兆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去年12月以来，我如处在风雨之中，心情之烦乱，为若干年来所未有”。转引自樵渔：《秦兆阳眼中的农村》，《人民文学》1957年11月号。“去年12月”，恰是《编者的话》在《人民文学》1957年1月号上登出前后。在这种情境下，《改进计划》在《人民文学》上以《编者的话》公开刊登，就再次出现了变异。
《编者的话》借新年的第一号刊出，声明中表现出取消《改进计划》的意思：
在新的一年里，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照耀下，我们将怎样做呢？
我们不能乱开空头支票和乱作惊人的广告。因为发表在刊物上文章与编者的愿望之间，并不是经常能够十分吻合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两个“乱”字既是对“双百方针”推行下诸多刊物群起呼应、大肆“鸣放”的嘲讽，又是秦兆阳“烦乱”心情、宗旨动摇的一种流露。而“文章与编者的愿望”之间的矛盾，流露出秦兆阳的忧虑。
《编者的话》以条文方式列出的主张只有三条。这三条为：
第一，我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但也要兼顾到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第二，在理论上要作一些承续过去和开拓将来的工作。第三，不是降低刊物的质量，而是要为提高质量而努力。
对照《改进计划》可以看到，原1条中的“现实主义”被改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作品发表严格区分的表述方式，不再提及。也就是说，独立思想以及对独立思想的坚持，至少在表述上已了无痕迹。当独立思想已经不在时，第二条中的“理论”由“独特”的愿望，变成了模糊的“继往开来”的整理性工作。第三条中还可见到一种执拗的情绪，但不再有《改进计划》中那种坚定、不容置疑的冲击力，而是包含着委屈和不平之意。
在《编者的话》的连续叙述中，《改进计划》中其余的15条还有比较明显的表露。只是，连续的叙述，比起条文方式的展示，已没了那种宣告的自信与气势。同时，在叙述中，刘白羽的文章《秦兆阳的破产》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
秦兆阳所用的句式不再是《改进计划》中的“必须……”，而是“我们不是……但是……”，这种在否定和转折中表达意思的叙述，比起肯定句式来说，所表达的是更为含混、模糊的东西，也在腾挪转换中给自己的“主张”造成了一种摇摆之感。《编者的话》中唯一用“必须”句式的是关于多样性和作家的姿态，即“必须在提倡创造性与多样性的广阔的基础上，来达到提高刊物质量的目的”，“必须提倡严正地热情地正视现实、积极地影响现实和刻苦努力的艺术探求”。但这两句话隐藏在整篇叙述性语言的丛林中，不像《改进计划》那么醒目。
《编者的话》所表明的是秦兆阳在迫于压力或者意识到“干预”的限度后所发生的主张变异，是原来思想的再一次退却。在1957年更大规模的“鸣放”之前，秦兆阳所主张的“干预文学”已经出现了颓势。“干预文学”不能说是“双百方针”的产物，更有可能是1956～1957年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学中的“民生”传统回归的产物。
《改进计划》的一波三折，展示的是秦兆阳“干预文学”思想中批判性和规范性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外在的压力，而在于秦兆阳思想中矛盾因素在自觉呈现时的不稳定性。或者说，这是秦兆阳本来稳定的思想在冲破教条主义和自身限度受到挑战这两种境遇下的自觉调整。这也注定了“干预文学”将以矛盾的面貌出现，而不能走向彻底。
□不断摇摆的版面安排
“干预文学”虽然以《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为代表，但早在秦兆阳主持“编政”的《人民文学》第二期就已启动。此时，距秦兆阳拟订《改进计划》还有将近多半年的时间，而《人民文学》此前正忙于对“胡风派”进行批判。《人民文学》如何由革命转入“干预”呢？其中的导入方式是否显现出“干预文学”的真实面目？
在1956年1期的《人民文学》上，在期刊版面的重要位置和“编者的话”中，重点推荐了4篇（类）文章。除剧本《西望长安》（老舍）外，其余3篇（类）——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王安友）、《歌唱农业合作化》（民歌、民谣、快板、短诗等）、政论《置身在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里》（燕凌）——呼应着同一个主题，即欢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这4篇（类）文章之外，《人民文学》洋溢着颂歌或批判“胡风派”的余绪。版面上的这种安排，以及整期所突出的政治主题，表明“干预文学”的存在或导入源自纯正的政治性，至少与纯正的政治性共存并处。
从秦兆阳对4篇（类）文章的“推荐语”来看，这种编排并非出于避忌危险的策略，也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夹带私货”，反而流露出革命理想主义者的真诚。对《整社基点村的一天》的推荐可谓典型。“推荐语”首先说明的是作者的政治身份，“小说的作者王安友同志，是农民出身，在参加革命前给地主放过羊，扛过活”；接着是小说的思想高度，“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站在较高的思想角度去观察和表现生活”；依次是批判性与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几个人物形象都是相当鲜明的，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如工作组干部陈福，年轻好胜，积极肯干，却缺乏政治头脑，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他生活在群众中间却不知道如何从群众的要求出发，工作中的盲目性极大，经常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样的农村干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少的……再如中农张传贵，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既没有过分渲染他的落后的一面，也没有夸大他的进步性，他的行动都是按照他的性格的规律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最后是小说的积极意义，“这篇小说通过这几个人物形象，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矛盾，表现了农村生活的发展趋势，是富有教育意义和感人的力量的”。
概括来说，“推荐语”遵循的是这样的逻辑：政治身份纯正者（作者）以符合规律（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人物自然而然的规律）的艺术手段（批判、生活真实、矛盾性格）来引人向上（教育和感人）。它是“干预文学”的骨骼，也是“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终极指向。这篇“推荐语”其实是具体而微的《改进计划要点》。
无论版面安排或者推荐语，都不脱一种总体的框架：对政治性的认同和确信。这是《整社基点村的一天》容纳“干预”因素的前提。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性格对立和制度弊病，才成为文学表现的理由。然而，“干预文学”框架的规定性与内在蕴藏的张力，并非总能安然相处，反而隐藏着相互矛盾的种子。这就注定了秦兆阳的不断摇摆，也使得秦兆阳、《人民文学》、“干预文学”本身在不断的探索中面临着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
《人民文学》在后来的版面上基本延续着1956年1月号的面貌。批判锋芒不断闪现的“干预文学”与正面表现政治性的作品杂然相处。秦兆阳称其为“拼盘”的编排方式，并将之想象为刊物形成独特风格的最适合的途径。秦兆阳：《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发言》。
“干预文学”还是在《人民文学》的“拼盘”式编排中凸显出来。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柳溪（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作品，都被置于当期（或所属栏目）的头题。
蒋和森的《贾宝玉论》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
直接表示主张、批判文学弊端的“短论”也不时现于首位。“干预”作为一种主张，同时扩散到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改变了之前集中对世界文化名人、苏联文学理论、中国“人民作家”的评介，而向50年代涌现的作家倾斜：谷峪、刘真、梁上泉成为研究的对象；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从文学性和真实性方面试图恢复鲁迅的真面目；青年学者蒋和森的《贾宝玉论》的研究方法——打破简单化公式化而能从复杂性上看待研究对象，并出之以“沉静的思索的意味”《人民文学》“编者的话”，1956年6月号。——被隆重推荐。随之而来的，是《人民文学》对一批新作家的聚集。刘宾雁、王汶石、柳溪、张弦、王安友、闻捷等50年代成长起来的、政治身份纯正的作家成为《人民文学》上最耀眼的明星。
与此同时，一种平衡的努力始终在“拼盘”式的版面语境中存在。这一点，在“干预文学”一脉的爱情小说于《人民文学》的编排上可以看出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总有一天》（黄远）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1956年7月号和8月号上以头题小说连载。《爱情》（李威仑）、《美丽》（丰村）、《红豆》（宗璞）《美丽》和《红豆》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8月号合刊号。等小说在《人民文学》上的先后发表，构成了《人民文学》上爱情小说的一条曲线。如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林震一样，《爱情》所叙述的对象也是大学生：因为醒悟到爱情的时间太晚，叶碧珍错失了爱情；面临着获得个人幸福和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的选宗璞的小说《红豆》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
择时，小说让叶碧珍选择了后者。有可能越轨的爱情被单纯的友谊和博爱消弭于无形。如果说《爱情》叙述的是理智战胜情感，依然在大学空间里展开叙事的，《红豆》则侧重凄美而古典的私人性爱情表达。《美丽》将爱情的空间转到了机关，以旁观者的叙述口吻将季玉洁的痛苦有意淡化，而突出她在越轨爱情前的自制和牺牲。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经由《爱情》《红豆》到《美丽》，丰村的小说《美丽》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
爱情发生的空间在“机关——大学——机关”转换，爱情本身波动在理智与情感、个体与集体之间。
《人民文学》在版面上为爱情展现出了一条起伏的曲线。爱情发生的空间，隐喻着50年代中期这场文学“干预”的路径，即由青年知识分子（“大学”）向政治（“机关”）发动；而《人民文学》版面安排方面显示的曲线起伏、爱情发生空间的变动，又给这场“干预”提供了隐喻似的答案：越轨的爱情或“干预”，终究要呈现出捉摸不定的摇摆形态。
黄远的《总有一天》似乎是个例外。这篇小说接连两期连载于这条主线之中。事实上，这篇小说将爱情的背景拉到了过去，其写法也更接近20年代末期蒋光慈的爱情叙述：浪漫的感伤、革命的狂热交织出凄迷、纷繁的爱情色彩。小说叙述的场景也在校园，人物是一批正值青春期、看不惯黑暗势力的中学教师。但制约爱情的力量却来自校园之外，地方乡绅手中的政权和家长制法权。小说中爱情的得救，不似娜拉那样一走了之，也不是依靠蒋光慈笔下的革命“盲动”，而是依靠知识者和农民组成的武装“解放”。这篇小说事实上是通过爱情讲述一场革命史。爱情的私人性与革命的合理性，在小说中结合在了一起。
局部空间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摇摆”。以发表引起最大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1956年9月号为例。这一期可以说集中了“干预文学”的重头戏。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黄秋耘喊出“民生疾苦”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都发表在这一期。然而，小说栏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不在第一位，排在头题的是表现矿工今昔之变的《小矿工》（大群），依次是《亡命走钦州》（李六如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的一部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黑体标出，显示了《人民文学》相当重视关于这一过程及发表心态，请参见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http：//news。sohu。com，2003年3月11日，搜狐视线。
……但讲究“等级秩序”的编排位置，也传达出编排者心中的“摇摆”。耐人寻味的是，《爱情》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两篇小说赫然并列。两篇小说在局部中的局部构成了小小的“文学场”：都是对越轨爱情的微妙关注，给予爱情的却是别样的指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结尾时，林震“仿佛是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痛苦的滋味”；《爱情》结尾时，叶碧珍兴奋于“克制住了一种几乎不能克制的感情。这是为了什么呢？这正是为了爱情——一个青年团员，一个真正的医生，对人民，对自己的职业，那深厚的、真挚的爱情。还有什么样的爱情，比这更崇高、更美呢？”《爱情》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权力较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暧昧”在《爱情》中找到了“升华”的形象解释；《爱情》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那里也找到了心灵中曾有的矛盾展示。因此，两篇小说在文学、政治上以“互文”的方式营造了一种安全的帐幕。如此的局部设置，再现了秦兆阳“干预”主张下的探索，以及这一探索所能抵达的限度。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之争关于秦兆阳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已有学者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
王蒙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7月号上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秦兆阳进行了修改。
如洪子诚先生即指出，秦兆阳加强了小说的“干预”色彩，同时也更鲜明地表现出了原稿中的爱情。
笔者在这里的分析，重点在于考察秦兆阳“干预”的限度，以及“干预”和爱情之间的关系。
《人民文学》在1956年前后发表的诸多爱情小说中，大学和机关构成一种“干预”和“被干预”的指向结构。在大学这一端，是青年作家虽有迷惘但依然坚定的理想主义。比如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批评、“娜斯佳式的英雄”娜斯佳为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1954年出版的小说《拖拉机站长和农艺师》中的女主人公。小说的背景是战后苏联的农村。大学生娜斯佳分配到拖拉机站后，不堪忍受站里总工程师、党小组长和站长的盲目自满，高高在上，遂提出批评。经过斗争后，娜斯佳的革新主张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还赢得了打击她的站长的爱情。娜斯佳的斗争带有孤军奋战的意味。《拖拉机站长和农艺师》被翻译到我国后，曾由团中央向人们推荐。娜斯佳成为青年人学习的榜样。被批判时，王蒙自我检讨道：“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佳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佳又与娜斯佳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它表明王蒙在创作时的“犹疑”：现实中人心灵的惰性并不能轻易被克服，尤其当它依存于一种制度。王蒙继续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所引起的效果，却是对于林震以及赵慧文的无批判的美化、爱抚和同情。”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王蒙在这里强调的是对娜斯佳式人物的“干预”的有效性的怀疑。但不可忘记的是，王蒙说这话时，围绕《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批评已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王蒙也许不自觉地援用了批评者的元话语。就小说原稿来说，结尾处区委书记已经主动采取了彻底解决问题的行动，“由上而下”的解决近在眼前，传统小说中的“清官模式”在这里基本确立起来了。也许可以说，王蒙在怀疑年轻人“干预”有效性的同时，其实将“干预”效果的真正实现，寄托在了区委书记这一“清官”身上。单纯、传统的理想主义在这里表露无遗。
与王蒙相比，秦兆阳显然有更多的人生阅历，批判现实的愿望也更为强烈，也知道现实更为复杂。所以，王蒙在自我检讨中所体现出的“清醒”，更应该属于秦兆阳。但不同的是，秦兆阳有区别于时年22岁、“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的王蒙的理论气质。在50年代中期，他们的区别几乎可以组成一系列排比：王蒙是感性的，秦兆阳是理性的；王蒙是浑然于生活的，秦兆阳则是把握规律和“思想高度”的；王蒙是灵活的，秦兆阳则是深沉的；王蒙反讽，秦兆阳“何其直”！最重要的是，王蒙将小说当作一种感受生活、谛听心灵成长节律的方式，秦兆阳则将文学当作一种有明确元素（如情节之冲突、性格之矛盾）、而且力求影响现实的武器。区别明显的个性气质和文学想象，在秦兆阳的改动中显现了出来：秦兆阳让小说中本来该明晰、该模糊的“暧昧”，更明晰和更模糊化起来，却压缩了“暧昧”为小说所创造的想象空间。
赵慧文的引入，在王蒙的写作动机中只是模糊的陪衬。在小说表现上，原稿中的赵慧文之于林震，是一种母性的温暖，是娜斯佳式的挑战者汲取力量、感受生活之美的一首随想曲，也是青春成长中“类似”爱情的、甜蜜又不乏感伤的一种心灵记忆。秦兆阳的改动，则使赵慧文在性别身份上体现得更为鲜明，林震与赵慧文越出友谊的性别意识更为突出。于是，二人之间的爱情色彩由淡转浓，原稿中作为陪衬的爱情戏发展成小说中一条有头有尾的暗线。秦兆阳的改动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性，为小说增强了或者更突出了“干预”现实之外的另一条爱情线索。
修改后的文本，赵慧文的性别身份被尽可能地穿透到每一个细节中。如小说第七节中，赵慧文和林震谈话时“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秦兆阳修改为，她“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秦兆阳的修改稿也将性别身份体现在赵慧文对爱情和生活的理解中。如小说第十一节中，赵慧文谈起和丈夫的关系时说：“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他的理论是：爱情嘛，就那么回事。我以为，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秦兆阳改为“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他的理论是：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人称由“我”到“他”的改变，将赵慧文作为一个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丰富意识，以及有所期待的心情表现了出来。爱情色彩的加重，让赵慧文作为一个女性，而不仅仅是娜斯佳式的英雄，立了起来。
爱情因素的增加也体现在林震身上。林震虽有模糊的爱情想象，但爱情在林震身上的展开是不自觉的。是刘世吾“注意危险”的告诫，让林震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后，林震以道德的不安向赵慧文转达了从刘世吾那里听来的“闲话”。原稿中强调的是两个人心地的纯洁，只满足于“一起说话或听交响诗……就像春天过去了总是夏天一样自然……”；秦兆阳则强调了“年轻人”林震内心的情感律动，那种期待赵慧文回答时的急迫，以及听到回答时隐隐的失望。小说结尾是秦兆阳改动最大的地方。原稿中的林震不仅从轻微的道德不安中解脱出来，而且从赵慧文纯洁的友谊那里得到继续“干预”的鼓舞。与此同时，区委书记正到处在找他，问题即将彻底解决的光明似乎就在眼前。秦兆阳的修改稿，则使林震的心理内容再次复杂起来：林震在解脱心灵中轻微的道德不安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年轻人”新鲜的痛苦，“他仿佛是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痛苦的滋味”。以上原稿和修改稿中的引文，均来自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210页。同时参见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的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
秦兆阳在修改中对爱情色彩的加重，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理想主义的、揭露社会问题的“干预”小说更加趋向为青春色彩的成长小说。它将一个心地单一、纯洁的“年轻人”形象改变为有丰富心理内容的、能在心灵考验中成熟的“年轻人”。但是，这并不等于秦兆阳削减了揭露社会问题、清除历史前进障碍的意图。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秦兆阳知道社会问题的持久性，也意识到“干预”所能达到的限度。秦兆阳这一改动的最大价值，是将人的自我塑造先放在第一位，将人的心理承受力、能经受失败考验的内心力量放在了第一位。在秦兆阳修改的结尾中，体味过“爱情的痛苦的滋味”的林震，不仅没有放弃“干预”的念头，反倒告诫自己，“看见了不合理的事情，就不要容忍，就要一次两次三次地斗争到底……决不要灰心丧气……”《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同样，秦兆阳的修改删去了原稿中区委书记的召唤，而是由林震这一有内心丰富情感、从失败的“爱情”中刚刚经受磨砺的人主动向区委书记的房间走去。秦兆阳的修改，将现实层面的“干预”行为引向了人的内心的觉醒。“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启蒙精神在此闪耀了出来。
总之，《人民文学》在“双百”时期推出的“干预文学”某种程度上复活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锋芒和追求思想独立的启蒙精神，但是因为外在的压力和秦兆阳本身的思想限度，“干预文学”并没有跨越出主流话语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