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先后为这些同志平反）
庐山会议转向的基本原因，可以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全党的理论水平、认识水平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
（1）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指导思想依然深陷在“左”的漩涡中。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要从指导思想上、从根本上纠“左”，这势必与党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相冲突，势必为毛泽东所不忍，从而导致了整个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
（2）毛泽东及党中央坚持和捍卫“三面红旗”。中共提出要“对对表”。于是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和当时反帝反修的攻击联系起来，把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与个人立场问题联系起来。彭德怀认为总路线本身还要发展完善，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这是与当时党的总的基调所不符的。更为复杂的是当时彭德怀、张闻天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来，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见过面，这就更激起了毛泽东的怀疑与不满。出于坚持和捍卫“三面红旗”的目的，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由纠“左”转为反右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3）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等人定性为“党内的资产阶级”，把与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定性为阶级斗争。这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有密切关系。
（4）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个人专断，缺乏民主。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缺乏。从毛泽东本人看，随着个人威望的日渐升高，越来越相信自己，越来越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就连刘、周、朱等中央常委们有时也不得不缄口沉默。从全党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看，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贡献，大家都崇敬他，甚至迷信他，从而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只要是毛主席的做法都是正确的，因为主席比大家都高明。在这种个人崇拜在党内已经合法化的情况下，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不去怀疑伟大领袖会犯错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些话直接谈到毛泽东个人，如“毛主席与党在人民中的威望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的反映火气较大，并且用了非常尖锐的字眼“有失有得”、“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型，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等，势必会给人以追究毛泽东个人责任的嫌疑，这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反感。加上当时党内个人崇拜的盛行，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不能接受的，进而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严厉批判，并且得到了全党的认可，导致了庐山会议的转向。
（贾德辉杨乃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