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当代散文作品概述
中国现当代散文，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散文，是指从五四时期到建国期间的散文创作；当代散文，则是指建国后至今的散文创作。中国现代散文是与五四运动同时诞生的。它一出现就相当成熟，不像小说、诗歌、戏剧有一个幼稚的模拟过程。鲁迅在综论古今散文的几度转折轨迹时，便认为当时“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从纵向说，中国古典散文源远流长，出现过成就斐然的散文大家，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传诵不衰，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现代散文就是在这种优秀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横向说，五四时期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散文理论和作品，如俄罗斯散文中沉思的哲理和深挚的情怀，英国随笔中幽默、雍容、缜密的笔调，这都对中国现代散文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1917年到1927年，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第一个十年期。本时期的散文大体而言有两类作品。其一是议论性散文。《新青年》于1918年4月首创的“随感录”专栏，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杂感，是最早出现且很有影响的议论性散文。继《新青年》之后，其他报刊如《每周评论》、《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也开辟了“随感录”或与之相似的栏目。刊登关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文章，一时蔚然成风。“随感录”拥有众多的作者，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家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他们以极其敏感的社会、文化、政治意识，纵论古今文化与文学，抨击时病，呼吁改革，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到“人的解放”，从“静坐、打拳”到所谓“保存国粹”，从译介外国文艺作品到批判外国文化……内容无所不包。“随感录”大多具有鲜明、坚决的反封建色彩。它所议论的对象贴近生活，具体而且细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长可短；它的语言可刚烈悲壮，也可幽默讽喻。“随感录”后来经过鲁迅的积极倡导和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为议论性散文中的一种新文体——现代杂文。鲁迅是写作现代杂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杂文笔锋犀利，识见精深，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的《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是本时期议论性散文的最丰富成果。
散文中的另一类是写景、状物、叙事的抒情散文。它的出现比现代杂文稍晚，它漂亮、缜密，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当时叫作小品文，也有人称之为“美文”。1921年6月，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发表《美文》一文，他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分作两类。一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他号召人们积极创作这种艺术性的“美文”，为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在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倡导下，文坛涌现出不少叙事和抒情散文小品，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特个性的散文大家，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俞平伯、许地山、梁遇春等。鲁迅此时既有色彩瑰丽、意境神奇的散文诗集《野草》，又有清新明丽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俞平伯的散文描写一种朦胧的意境，他的《杂拌儿》、《燕知草》等文集也带有与周作人类似的雅致，但同时又多了些晦涩的味道；许地山的散文富于哲理，令人回味。其他散文作家如梁遇春等均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是这类抒情散文的名家。周作人的小品文不仅写得意境深远、风格独特，而且造诣极高。主要有三种：一种讲述“吃茶喝酒”之类的琐事，一种叙事写景，一种抒发个人情思。就“吃茶喝酒”之类的闲适小品文来看，往往于“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一篇《喝茶》，纵论中外茶品、茶道、茶文化，三分的茶知识七分的茶艺术，道尽茶味茶色茶趣，知识丰富，趣味浓厚，写得平和、自然、大度，表露了士大夫的“深刻”情趣。此外，还有《故乡的野菜》、《北京茶食》、《谈酒》，也莫不如此。就叙事、写景的角度来看，这类散文的意蕴更为深远。如周作人1926年写的名篇《乌篷船》，在描述家乡优美景致的同时，烘托出作者一种悠远的故乡情结；同时亦在寻觅往日的温馨中，宣泄人生的失落感与孤独感。就抒发个人情思的角度来看，这类散文的人生境界，往往立足于对自我生命形态与情感世界的审视与思考，如《昼梦》。
朱自清的散文，清新隽永，凝练明净，堪称“美文”。其美，主要表现为：诗意美、结构美、语言美。朱自清写散文，一如写诗。他善于在描写中抒发真挚的感情，诗意来自真情，真情缘于实感。如《给亡妇》、《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散文的结构作为形式美的因素，是为创作散文意境服务的。如《背影》，摈弃传统的写人物的音容笑貌的笔法而另辟蹊径，以“背影”作为艺术构思的焦点，作为喷发感情的泉口，创造了完美的抒情意境。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美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绿》一文中运用了一系列比喻，写出了梅雨潭“绿”之“奇”。目之可见，心之可感。朱自清这一时期的散文主要有三类：写人的散文首推《背影》；写景的名篇颇多，有《荷塘月色》、《春》、《绿》等；记事的散文也名篇迭出，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冰心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描写三个方面的内容：童心的美妙、母爱的圣洁、自然的神奇与清新。她发表于《小说月报》上优美的抒情散文《笑》，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引人注目的美文小品，表现了乐观进取的精神。散文集《往事》、《山中杂记》、《寄小读者》等作品，大部分写于国外，其中描写自然、母爱、童心的占有重要地位，表现了作者企图摆脱封建桎梏、求得个性解放的要求，但也透露出某种苦闷与彷徨的心绪。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游记散文佳作颇具特色。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孙伏园的《伏园游记》、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和《归航》、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等。这些散文或采写国内风土人情，或介绍域外社会风貌，或以新的眼光领略山水名胜，尽情讴歌自然美，开拓了游记散文的新境界。此外，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现实面貌，一方面也抒发了作者的内心情感与情绪，熔记事、抒情、议论于一炉，表达了对现代社会文明、统治阶级、官仕阶级的抨击之情，以及对自己生存境况的忧愤之情。
从1927年到1937年，是现代散文的第二个十年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现代散文出现过短暂的沉寂期。进入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各种散文全面复苏。此时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新语林》、《水星》、《芒种》、《中流》、《光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文》、《文艺风景》、《天地人》等。这一时期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在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郁达夫、叶圣陶、王统照、俞平伯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巴金、柯灵、唐弢、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丽尼、萧红、萧军等，他们活跃于散文界，成为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20世纪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议论性的散文尤其是杂文空前繁荣。在此期间，鲁迅创作了大量充满战斗性的杂文。其杂文将思想家、小说家、诗人气质熔为一炉，汪洋恣肆中见出深沉、冷峻、犀利，代表作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集》等，基本主题仍然是文化批判。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创作，除鲁迅之外，瞿秋白的成就最高。他的《民族的灵魂》、《财神的神通》、《美国的真正悲剧》等杂文都是抨击黑暗社会的匕首和投枪。在鲁迅的影响下，中国文坛涌现了一批师法鲁迅的杂文家，如巴人、唐弢、聂绀弩、徐懋庸等。唐弢的《谈礼教》、《鬼趣图》、《狗和养狗的人们》等篇，文笔锋利，击中要害，颇具鲁迅风格。徐懋庸此时出版有《打杂集》、《街头文谈》、《不惊人集》等杂文集，大多抒发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愤懑。其二，小品文蓬勃发展。在此期间，以鲁迅为代表的“太白派”，与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就小品文的危机与生机展开了论争，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健康发展。
“论语派”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相当一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幽默小品”的理论提倡和创作实践上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个流派拥有三个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林语堂是“论语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称为“幽默大师”。幽默，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一种写作的立场和人生的姿态。他认为小品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认为小品文既不能安邦，也不能亡国，只是一种散文的笔调。20世纪30年代是林语堂散文创作的高峰期，从1932年《论语》创刊，到1936年去美国，他发表的各种文章近300篇，主要收在《大荒集》和《我的话》二集中。周作人这一时期出版的杂文集有《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等，人生态度明显走向了消极。其三，游记体散文、写人记事的抒情散文获得丰收。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和《钓台的春昼》等寄情山水的文字，清新优美，脍炙人口。尤其是后一篇，写出了富春江秀丽的景色，于凭古怀悼之间，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懑之情。沈从文的《湘西散记》也是记叙自然与人文状况的美文。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20世纪30年代别有风姿，被称为“诗人的散文”。何其芳散文的语言同他的诗一样，精雕细琢，有很强的可感性。作为现代派诗人，他将现代派的一些方法渗入散文创作，以达抒写情感之目的，代表作为《画梦录》。记叙性散文中，李广田记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的描写没有故事情节，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段，加以抒情的寥寥几笔，以达传神之效。其四，报告文学的勃兴。夏衍的《包身工》被公认为早期报告文学的杰作，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也是报告文学中的名篇。此外，邹韬奋写访苏见闻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范长江赴西北数省考察后写成的文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也都引人注目，广为流传。
“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现代散文进入了第三个十年期。由于残酷的战争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本时期的散文创作，不少作家不再醉心于表现“身边琐事”的自我抒情，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发出时代的最强音。郭沫若的《新缪司九神礼赞》、《斥反动文艺》等文成为国统区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重要文献；聂绀弩的杂文在艺术上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兴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地抨击现实；冯雪峰的杂文侧重于对人的心灵剖析，表现出较强的理论力量；丰子恺、林默涵等许多作家也都写了大量杂文。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少量文质并茂的抒情散文，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风景谈》、巴金的《废园外》、《灯》、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老舍的《我的母亲》、施蛰存的《驮马》等。此外，一些幽默散文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和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也成就突出。总之，这一时期的散文无论是叙事记人或状物抒情，都描摹出这一历史时代的风云特点，散文的时代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得到加强。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时期的散文，被称为建国后17年的散文。综观建国后17年的散文创作，无不受着“颂歌”和“战歌”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建国之初，散文创作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通讯、特写方面。首先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斗中前进》、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菡子的《和平博物馆》等。其次是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篇章，如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岭去》、华山的《童话的时代》等。
形式多样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特点之一。游记、小品、随笔和杂文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们在新时代的作用，不少作品颇受读者欢迎。游记有方纪的《歌声与笛声》、杨朔的《香山红叶》、贺敬之的《重回延安枣母亲的怀抱》、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峻青的《欧行书简》等；随笔有何为的《两姊妹》、菡子的《小牛秧子》；杂文有巴人的《况钟的笔》、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们的嘴脸》、任晦的《“废名论”存疑》以及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相比较而言，17年间成就最大的是抒情散文。当代抒情散文创作发端于建国初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蓬勃兴起，到20世纪60年代初已形成一个创作热潮。其中优秀的作品有冰心真挚隽永的《樱花赞》，巴金亲切自然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杨朔诗意盎然的《茶花赋》、《荔枝蜜》，吴伯箫朴实醇厚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刘白羽激越高亢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谈天说地的《土地》、《潮汐和船》，翦伯赞充实活泼的《内蒙访古》，徐迟绮丽空灵的《黄山记》，菡子委婉细腻的《黄山小记》，曹靖华绘声绘色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可谓流光溢彩。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杨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诗体散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是造“境”的能手。场面、对话、景观、氛围，他只需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毕肖。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如表现“自我”的不足、文章雕琢痕迹较重、失之太“做”，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杨朔模式”。杨朔模式主要表现为由物及人、托物言志和卒章显志。如《茶花赋》中写童子面茶花，象征美好的生活和青春祖国。《雪浪花》更是直抒胸臆：“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地塑造着人民的江山。”也许在当时，作者的感情是出自内心的，但现在看来，因为过于直陈未免显得苍白和矫情。杨朔的这几篇散文均写于1961年，有着粉饰生活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遭到浩劫，散文创作也进入一个荒芜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被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喷涌而出。在散文创作领域，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缅怀悼念老一辈革命家，控诉“四人帮”迫害革命者的血腥罪行的散文。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也出现了不少文质并茂之作，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丁一岚的《忆邓拓》、丁宁的《幽燕诗魂》、黄宗英的《星》、荒煤的《忆何其芳》、金山的《莫将血恨付秋风》、巴金的《怀念萧珊》、公刘的《刑场归来》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人们所熟悉和敬仰的，但他们的事迹都是鲜为人知的，作品所抒发的情感不仅感人肺腑，而且催人奋进。
改革开放以后，散文创作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社会沸腾的生活首先在散文中得以体现。此外，反映生活各方面，如回顾个人经历和情怀、揭示生活哲理的散文亦重展笑颜，绽放光彩。游记散文也日渐繁荣，它们大多继承古典散文中寄情于景的传统手法，于一山一水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这当中，国际题材的作品也独具风采，如丁玲的《我看到的美国》、王蒙的《德美两国纪行》、穆青的《在斜塔下》、萧乾的《美国之行》、刘白羽的《一曲清清塞纳河》、韦君宜的《故国情》等都是鼎力之作。由于改革开放的迅速进展，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矛盾，此时，报告文学空前繁荣，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情况，很有“轰动效应”。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柯岩的《船长》等，都很有影响。
20世纪80年代散文园地里的佼佼者首推巴金。巴金提倡说真话，“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这在他的《随想录》中表现明显。如《怀念胡风》一文中，巴金为自己曾写过批判胡风的文章感到难过、揪心：“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着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我，也不要求后人原谅我。”哀悼亡妻的文章《怀念萧珊》更是写得情真意切，把深切的反省、痛苦的内疚、真挚的怀念交织起来，感人至深。巴金晚年强烈要求说真话、解剖自己，这不仅是良心的发现，而且是人性的闪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巴金的《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贾平凹的散文也强调真诚。其散文溶入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其文如人，直率、敦厚、质朴如“山地儿子”，哲理味浓厚。如《丑石》一文就体现了“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的人生真谛。
20世纪90年代多元散文观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世纪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使得散文园地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他以个体生命体验来扣问中国文化的命运，以地域、历史为主要表现内容，强调链接和合理想象，行文“大散”，包罗万象。其典型作品有《一个王朝的背影》、《抱愧山西》、《遥远的绝响》。此外，林非的“哲理思考散文”、韩少功的“理性精神散文”、周涛的“思辨散文”、史铁生的“生命体验散文”、汪曾祺的“怀旧散文”、张承志的“精神圣战散文”以及“新潮散文”、“通俗散文”、“女性散文”、“小女子散文”等，都展示了其独特的魅力。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现象昭示了21世纪的散文创作将出现更为多元的势态。
二、中国现当代散文作品欣赏实例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欣赏
原文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日前我的妻住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子们唱着：“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得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欲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所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们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最早开创者，无论在理论倡导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贡献和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故乡的野菜》是周作人早期小品文的代表作之一，创作于1924年2月，最初发表于同年4月5日的《晨报副镌》，后来先后收入周作人的自编文集《雨天的书》、《泽泻集》和《知堂文集》中。显然，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篇小文章。这篇散文仅一千余字，却勾勒了一幅悠远隽永的风俗画。作者饶有趣味地追忆了故乡的三种野菜，沉甸甸的乡情，隐匿在平白朴素的言语后面。全文意味深厚，典型地体现了周作人早期“美文”的特点，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闲适恬淡的表现手法。周作人自称是一个极缺少旺热的人，他的散文让人感受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作者在抒写自己的情感时，似乎总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藏于心的激情隐而不显、含而不露、从容舒缓地表现出来，给人一种宁静、质朴、幽远的美感。如在《故乡的野菜》的开篇，作者并没有正面叙写对故乡的怀念，而是淡淡地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作者用这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文辞，表达了对自己故乡的不屑，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叙述语调极为平淡。从表面看，作者对浙东故乡似乎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情分”，其实，他是“冷中有热”，淡淡的笔墨掩盖起的是浓浓的乡情。正是这种稍带贬抑的行为，才更加彰显出周作人对故乡的感情的丰腴沉着。对“故乡”进行了一番辨析之后，作者听妻子“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因为“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很自然地就把话头又拉回了正题，丝毫无牵强之感。接下来作者用清丽的笔致，通过对故乡野菜的描述，淡淡地、隐隐地流露出一种思乡的情怀。在叙写故乡的黄花果之后，他说：“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得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果的影子了。”这是叙述，也是怀念，是真实情况的叙写，更是思乡情怀的委婉抒发。回想故乡，却只谈野菜。由春天常吃的荠菜想到另一种常吃的黄花麦果，再由它扫墓时作贡品想到另一种扫墓时常吃的野菜紫云英，表面信口而谈，内里却是一条线。但作者又不露痕迹，这种情思看似有意，又似无意，闲适恬淡的意境跃然纸上。郁达夫在谈到周作人的美文小品时曾说：“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综观全篇文章，周作人对故乡爱恋、怀念之情的抒写是这样平和蕴藉，使作品流淌着一种恬淡隽永的神韵，贯注着一种飘忽藐远的清气，令人品味不尽。这情调是那么闲适怡人，远离尘世，确有远古羲皇上人之风。以这样闲闲的两笔，叙写了蕴蓄于心底的一缕情丝，写得那么婉曲而有节制，清淡中显露出纯真，充分表现出周作人小品文浓郁而又恬淡的抒情特色。
第二，不拘格套的选材谋篇。周作人极力推崇作家“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阅读周氏散文，我们发现其取材十分广泛：关于玩具、爆竹、谜语，关于恋爱、友人，关于吃酒、喝茶、坐船、听雨等，随手拈来即成文章；就是苍蝇、鸟声、菱角、野菜，也都可以拿来为文。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为文。周作人的小品文在行文结构上更是随心所欲，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看不到雕琢痕迹，亦似名士清淡，无所拘羁。读者初读似乎会感觉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也不那么严谨，但细细品味却别有收获。因而读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不感到板滞，不觉得拘谨，好像与老朋友聚在一起，毫不拘束而又饶有兴味地闲谈，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人生的某种妙处。如《故乡的野菜》一文中那随意道来的语言，很自然地把人带回了故乡。文中提到的野菜及其典故都是大家熟悉的。即使现时，家乡的那些习俗都还保留着。文中提到的黄花麦果糕，在家乡都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也用它来做糕点。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平平常常的生活经周作人细细品味，其中便另有一番情趣与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周作人把妇女小儿采野菜说成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把乡间一种枯燥无味的劳作形容得如此趣味盎然，相信许多读者都有一种亲下田间采野菜的冲动。读到这一段时，我们脑海中很自然地就呈现出一幅妇孺采菜图来，图中一片生机勃勃、其乐融融的景象，给人一种温馨、和谐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浓浓的思乡之情。纵观全文，荠菜、马兰头、黄花麦果、紫云英，作者在叙述上就像一个老人在拉家常，由一件事想到与其相关的另一件事，很随意地娓娓道来，那随意道来而亲切自然的语句更多地写出了生活中的一切细微而又能引起感触的小事小物，用人所不言的小题材，信笔写来，无不成趣，使人们如品香茗，回味无穷。这种行文是典型的我手写我口，心中想到什么，口中想说什么，就随手而记，这正是闲话体散文的写作特色。这种行文结构的突破，不仅打破了文章“载道”的旧律，而且适应小品文自身的发展。
第三，浓郁的民俗化色彩。周作人早期的一些描写故乡风物的言志散文，里面总包含着很多民谚和童谣，洋溢着一种浓郁的民俗化色彩。可以说，民谣是周作人一生的最爱之一。《故乡的野菜》虽然只不过一千余字，引文却占据了将近六分之一，引用歌谣就有四五处之多。“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三月三，蚂蚁上灶山”等，短短一两句，语言通俗可爱，含义直白浅显，使文章生动不少。文章还征引了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以及顾禄的《清嘉录》，以古证今，把浙东民俗提高到文化史的层次。而在记述紫云英时，周作人又引证《俳句大辞典》，充分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从而又把浙东的民俗放置在一个横向的文化比较层面了。故乡的野菜很多，作者单单举此三种，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这三种野菜不仅仅是区域特产，它们身上还积淀着乡土习俗，构成了特有的区域文化景观。如果真是只谈“做菜或炒年糕”的事情，必定是乏味的菜谱，谈不上雅致。正因为所引的这些前人记民俗文化的话语，荠菜这一平常物就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情味。联想到因荠菜而产生的种种风俗，更让人对荠菜和采荠菜的事颇为向往了。谈及黄花麦果所做的糕饼，周作人引儿歌表达其赞美之情：“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韧结结”，用小孩子特有的叠语来表述麦果糕的瓷实和耐嚼；吃的时候要“关得大门”，小儿作风让人忍俊不禁；“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更是鲜明地表现了儿童那种可爱的吝啬以及浑然天成的淘气。当然，更具文化意味的还是紫云英作为上坟船的装饰，在这种文化仪式中，紫云英明显地被剥去了物质外壳，获得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
总之，欣赏完《故乡的野菜》，心头别有一种意味。作者笔下是故乡的野菜，心头却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纠缠在对故乡风物的欣赏与赞美之中，但回顾总有种“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遗憾与依恋。欣赏与赞美越多，遗憾与依恋越深，这份乡情也就越发淳厚、深沉。周作人笔下无一“情”字，也无抒情笔致，却写出了血浓于水的乡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三、作品选
腊叶
“解题”本篇为鲁迅所作。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腊叶》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写于1925年12月26日，发表于1926年1月4日。期间正是鲁迅肺病复发，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刻。文章篇幅虽短，却道出了生与死存在的意义和力量。作者自言：“《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没有秋虫的地方
“解题”本文为叶圣陶所作。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后字圣陶。江苏省苏州市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没有秋虫的地方》是一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散文名作。写于1923年8月31日，刊于《文学》第86期，1981年11月7日曾作修改。作者以其精湛的艺术构思、质朴凝重的语言，倾吐了一个进步的热血青年对生活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题目意蕴丰厚，文章恬淡隽永，读之耐人咀嚼，令人深思。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欢喜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蕲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极欲逃避的，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朦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趣味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唯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雅舍
“解题”本文为梁实秋所作。梁实秋（1903—1987），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雅舍》写于1940年的重庆，是作者的代表作《雅舍小品》的代序言，现已被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高三语文课本。这是一篇行文雅洁、潇洒幽默的散文。文章描写了作者所居住的“雅舍”的地理位置、环境、特点以及作者对其陈设的看法，体现了作者豁然超脱的心境。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篦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茆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哪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已渐渐感觉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棹脚上磨牙，使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的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事！每当黄昏的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住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下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旁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惧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闲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
怀念萧珊（节选）
“解题”本文为巴金所作。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中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新时期之后历任多届作协主席，德高望重。《怀念萧珊》写于1979年1月，是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散文集《随想录》中的一篇。作者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对林彪、“四人帮”迫害无辜的愤恨之情，对夫妻受难中善良的人们给予帮助的感情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正是这篇作品充满感情色彩，从而打动读者的心的重要艺术因素。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
……
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搀和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