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民国期间上海本地的社会问题也非常复杂。其中，除了直接受战火的破坏之外，上海还要面临本市底层贫困市民的救助，特别是还要面临一个数字庞大的“难民”队伍。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外地移民不断涌入上海。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旱灾、南方水灾不断，又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纷纷背井离乡，躲避灾难，上海成为流民迁移的目的地之一。这些移民之中既有各地的贵族士绅阶层，更有大量的底层贫苦老百姓。从近代上海的人口增长来看，开埠时上海县人口只有20万，1910年时已经达到100万，1915年上升到200万，1930年达到300万。1852—1949年近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10倍。其中，前五十年仅增长1倍，而后五十年则增加了近9倍。而在1912—1937年的二十六年，上海人口翻了一番，增长速度惊人。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外地的“移民”，在19世纪末，上海的外来人口的比重就逐步超过本地人口而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使上海成为一个移民城市。就移民的来源地来看，前几位的是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省。这些移民中，有家底殷厚的士绅，以及在上海打拼后发达的商人，但绝大部分仍然是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在上海常常沦为街头的车夫、搬运工、乞丐、流浪汉。据统计，1920年中期，上海的人力车夫有6—8万人，码头工人有5—6万人。苦力的劳动流动性大，组织松散，收入低下。蔡斌咸：《从农村破产所挤出来的人力车夫问题》，《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期（1935.8），第36—42页。据《江苏省乡土志》记载，江北农民生殖率比江南为高，失业者众多。那些无田可种的壮丁，就奔往镇江、苏州、上海一带做苦工与拉车。大量的苏北苦力涌入上海，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苏北人群落。美国学者EmilyHonig（韩起澜）在其著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指出，大批苏北人在19世纪中期开始移居上海，许多人在临时的棚户区搭建住所。关于当时沪上棚户区的情景，韩起澜在书中转述了当时一个西方游客的见闻：
在苏州河的高河段地区（虹口），从斯高特路往北，游客们只要愿意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乞丐村。这些人来自长江以北，江北是个贫穷地区。我们的草房是用手脚边能得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盖起来的——泥巴、芦苇、碎砖、旧木板、动物毛皮、麻袋布，还有宣传昂贵肥皂的涂瓷漆铁皮广告牌。那里有的婴孩和顽童冬天穿着很少的衣服，夏天光着屁股。[美]韩起澜（Emily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上海棚户区不同时间在不同地区出现，民国期间随着上海东区杨树浦、西区曹家渡和小沙渡（沿苏州河）等地的各种工厂的建立，来厂工人往往就在附近区域建起了棚户区。20世纪30年代，“药水弄”曾成为拥有千余间草屋的棚户区。1932年和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棚户区迅速扩散，尤其是闸北区出现了大量的棚户区。
这种大规模移民的出现，虽然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正如费正清所言：“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用于开动纺纱机或拣选烟叶，或用于制造火柴、面粉、罐头食品、水泥和其他批量生产的商品的工厂之中。这些通过新建的铁路和汽船而能够得到的就业机会为那种封闭的农民生活提供了另外的选择。”（[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堂和普育堂，后又包括保安养老所、妇女教养所、上海普益习艺所、上海游民习勤所等。参见张仲礼：《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1930年前后）》，《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相关资料来源：《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民一七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业务报告民一八年》、《民二五年上海县志》卷十、《上海慈善机关概况》（许成晚编，1940年）、《民二五年上海市年鉴·社会事业》、《申报》1923年2月6日、《申报》1924年12月14日、《申报》1928年7月6日、《申报》1927年2月6日、《申报》1927年2月20日、《申报》1928年4月14日。1913年，在大统路旧粥厂原址上“闸北慈善团”成立。这些慈善团体除了从当时的“市政厅”获得善款外，社会捐助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大。有关民国初年上海慈善团的善款来源，可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55页。及至1930年前后，上海登记在册的各类慈善团体有120多个张仲礼在其《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团体统计（1930年前后）》中具体列出了119个慈善组织，事实上这个数字还有遗漏。（参见《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58—67。）；及至1936前后，登记在册的慈善团体有2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为民间慈善团体织。截至1936年向政府登记的慈善组织及其分类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8截至1936年向政府机关登记的上海慈善组织及其分类简表该表引自李国林：《民国上海慈善组织研究（1912—1937）》。
数量单位：个
性质公立同志
集资同志同乡
集资同乡同业
集资同业宗教俄侨私立其他总计
数量2145236811562116199
代表上海
劳工
医院普善
山庄中华
慈幼
协会徽宁
会馆广东
医院上海市
成衣施
材会上海市
栈业公
议会世界佛
教居
士林上海俄
侨公共
联合会粤侨
联义
山庄上海
慈善
团
百分比10.552.0126.131.5134.170.507.543.021.010.508.41100
资料来源：依据《上海市年鉴》（1936年）的材料统计而成。
上表中没有列出当时各种临时性赈灾的协会组织，而主要是登记在册的慈善社团组织。就其在上海的分布来看，这些慈善组织主要集中在沪南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其中两大租界里的慈善组织总数约占近一半。这些为数众多的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慈善网络。每当面对一次较大的赈灾活动时，这些慈善团体之间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联络与配合。同时，这些民间慈善组织也通过慈善活动介入当时的各种社会事业当中，成为当时的社会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民国时期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的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公共空间”的自我发育。同时，从上表中我们也看到，宗教类的慈善组织也是当时众多慈善组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居士佛教组织——世界佛教居士林就是宗教类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居士佛教慈善有时还成为其他慈善组织的榜样。如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居士，不仅以居士林为依托组织各种类型的慈善活动，而且还率先垂范，“每年筹赈南北灾难，恒集资数十万数百万元”太虚：《追念王一亭长者》，《海潮音》，第19卷第11号，1938年11月15日，第4页。，以至“沪上各善堂与诸慈善事业，举凡上海慈善团、江平会婴堂、上海广益善堂、上海仁济善堂、位中善堂、上海复善堂、中国妇孺救济总会、普济善会、上海残疾院、沪南慈善会、大场惠生社、上海游民习勤所、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等，莫不以之为号召者”《上海市依照旧日法规核准注册之公益慈善团体一览表》，《上海市年鉴》，1937年，第201—204页。。可见，居士佛教组织这个本以表达信仰为主的宗教社团，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从其内在信仰与外在责任的双重目的出发，承担起了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社会慈善功能。
由于寺院庙产不保，僧人确实没有实力从事慈善事业，僧人的无奈心情一如仁山法师所言：“吾佛教僧尼，数有百万，非本身之产生，乃国家社会不得其所之人民也。其出家之根源，大多幼年无恃，中年失业，老年无依，迫不得已，乃投入出家之一途。吾佛教徒志在普渡众生，不论老幼，一概收入，与衣与食与住，故我国千万大小之寺院，实属国家千万之育幼院、养老院、济贫院也。”仁山法师：《对于浙江宣传部之质疑》，《仁山法师文集》，镇江：金山大观音阁印刷，1934年，第21—22页。仁山法师的这段话，确实是一句无奈的大实话。民国期间，僧尼自身都成为被救济者，他们确实也无能力再做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与寺僧不同的是，民国上海的工商业大居士们大都拥有实力雄厚的财产，本身往往就是慈善家。他们不仅有着虔诚的佛教信仰，而且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与现代知识背景，因此，他们不愿意向传统居士那样将财产捐给寺院从事经忏香火，而更乐意投身各项社会慈善事业。同时，在一些居士看来，慈善事业几乎是佛教居士的“天然职责”。因为，“改革僧制，设办僧学，若以在家信徒身份直接参与，自属不宜”李慧开：《对中训部修定佛教会章程草案的几点补充》，广文等编：《改造中国佛教会的呼声》，苏州湘豫黔皖各省佛教联合会印行，1936年，第28页。，而进行慈善事业，一者可不悖宗教救济众生之旨，二者还可一改佛教徒只顾自修，较少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成见。此外，居士从事慈善，从当时的政教关系上看，也是为其佛教组织争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上海居士佛教领导人物大都率先垂范，积极投身于慈善活动之中。如，1932年王一亭就呼吁：“教徒举办公益等事，已急不容缓。余办各省赈灾，已由各团体派定代表调查鄂豫皖三省灾状，我教团亦当推出代表参加调查，不落人后。”中国佛教会：《天童寄禅师生西二十年纪念会记录》，《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4期，1935年4月1日，第4页。中国佛教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关絅之等提出，“请通令组织佛教灾区服务团并拟规约草案”；世界佛教居士林王一亭等提议“拟请各寺庙增办公益慈善事业，俾资救济案”，以及“拟请设法组织宣讲团分赴各监狱工厂劝化案”《中国佛教会第五届代表大会记》，《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6期，1933年12月1日，第1—2页。。上海居士的慈善热情以及要求寺院加大慈善投入的建议，甚至还引起了僧界人士的不满。如，大醒法师就在其《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一文中指出：“晚近一般僧徒及世俗人等均误以‘慈悲’就是‘慈善’，所以在一般人就也把佛教会一类组织当作慈善机关；而同时因为佛教会中的一部分在家居士，大半的出身为慈善家，于是全不注重教义的宣传，一味趋向慈善之一途，致整理僧制及佛教一切施设于不顾，此为有目共见之事实！……如今佛教会一类的组织，不从根本上去做‘弘法为家务’的事，专著重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外表似乎想缓和政府对于佛教保护之感情，而实际上只是少数人以行慈善而名居士的人，从中擘划，想假机会为其借名活动的鬼计。”大醒：《评寺庙兴办僧教育之反省》，《海潮音》第16卷第3号，1935年3月15日，第2页。大醒法师的这段话，虽可以理解为僧人与居士对当时佛教工作重点——“护教”还是“护法”的不同取向，但无疑也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居士对于慈善事业的积极态度。
总体看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事业的兴盛，是当时教内外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促成的结果。从教内的内因来看，由于寺院受“庙产兴学”风潮与军阀混战之累，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慈善事业也力不从心，只好更多落到有经济实力的居士身上。而对居士来说，积极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也能够使佛教摆脱经忏、荐亡、香火等俗世化、形式化的佛事活动。从外因来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开展，主要是由于当时天灾人祸导致的对社会慈善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与基督教近代以来在华的慈善活动有关。
二、西方宗教慈善活动的示范与影响
鸦片战争后，根据种种不平等条约，西方宗教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获得了自由传教权。此后，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传教士纷纷来中国传教，而上海则成为传教士来中国的中转站和向内地发展的总部。从1942年到1946年间，先后有4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上海，他们先后在上海建立起了“徐家汇天主堂”、“董家渡天主堂”、“洋泾浜天主堂”、“虹口天主堂”、郊县各天主堂以及著名的“佘山天主堂”。20世纪初，天主教又在上海新建了“和平之后堂”、“小德肋撒堂”、“伯多禄堂”、“类思堂”、“君王堂”等众多教堂，使得上海成为天主教“江南传教区”的重镇。基督教方面，1843年英国“伦敦会”的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等人最早来到上海，他们相继在上海建立教堂，开办医馆、印刷所等，并建造住宅。其后，英国圣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美国浸礼会、美国监理会等基督教各宗派先后来沪建堂传教。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英、美基督教的主要派别便在上海建立了传教的立足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基督教原先没有成立差会的较小的宗派，如内地会、基督会、宣道会、公谊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也派遣传教士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社会服务团体和慈善救济团体也进入上海。
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慈善事业与传教的关系，并将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如，天主教上海耶稣会的首任会长南格禄神父在1842年刚来到上海时就意识到慈善事业与传教的重要性，他已经将“培育女修会、开办慈善医院、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教养院”当作重要的工作。1846年12月28日，他在给别人的信中预见性地指出：“这个城市似乎注定是开放中国的一扇大门，在这里将举办种种慈善事业，在这辽阔的皇朝土地上，它将成为其他城市的一个典范……我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将是一座满布宗教机构的圣城，并成为全国各省吸取救灵的源泉。”[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56—57页。1844年2月，来上海不一年的雒魏林就在上海城南门租了一幢民房创办诊所，边行医边传教。1946年，雒魏林又在中外人士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专为中国人治病的“仁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