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幽默，无处不在表现。虽然有时表现过头了，变成了贫嘴，变成了“俗”和“油”。
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已足以把北京人的嘴上功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你如果在北京呆熟了，那大街小巷无处不可接触到的幽默，贫，会让你乐不可支。
说到这儿，有必要将幽默和贫嘴加以区分，进行恰当的定位。
幽默的含义，当是在有趣或可笑的同时，还给人一种意味深长，值得仔细琢磨这么一种意思，因此，幽默在玩笑中排名次，应是高档的。
贪嘴则不同。贪嘴表现为一种低级，一种粗俗，给人以“油滑”的印象。
北京侃爷多，跟侃爷们打交道，你经常有“晕菜”的感觉，但严格说起来，从侃爷那儿，你领略不了多少幽默，更多的是在被迫接受一种低俗。而一位的士司机对市政当局的批评“节日就献礼，平时就现眼”，才是不折不扣的幽默。
北京人会说，嘴上的功夫确实地道。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人们把嘴上功夫称之为“嘴劲”，“能嘴”，并且，嘴上功夫太地道，是会被人鄙视的。但北京不同，北京人个个都有“嘴劲”，都能说。任何一种功夫，经历了一代代的流传，一代代的提炼精粹，最后肯定会成为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武术是如此，北京人的说话功夫，当亦如此。而正因为嘴上的功夫，也就是语言功底已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已经艺术化了。那么，北京人的富于幽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北京人能说，是北京这个城市的特色，用一句已臭了街的时髦话来形容，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由能说中生发出来的机智，幽默，则反映出北京人的智商，这智商是需要文化来做底蕴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北京人的幽默，反映着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积淀，文化底蕴？
有人把北京人的能说因而显得嘴贫，归咎于八旗子弟，试看这一段：
“八旗子弟的遗风可以为此作证。旗人最会说话，语言艺术发达。胡适就说过，旗人所写的《儿女英雄传》其全部价值都在语言的漂亮俏皮、诙谐有味，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说话艺术也是如此。随着世事的转换、时代的变迁，清末旗人贵族落魄到惨遭“贱业”，但他们仍能以语言的轻松俏皮作为教养的证明，仍能以口头上的胜利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说起来，满人也实在是活得冤枉。元朝在北京建都，最后灭亡了，不知明朝人在百年以后是否还在诅咒什么蒙古子弟；明朝建立没多久，亦移都于北京，灭亡后的百年，其子弟不知是否还为清朝人所鄙夷，那时候的北京人如果有什么毛病，是否会被视为元明两朝子弟的遗风？现今的北京人，倒确实活得窝囊，只要有什么事，便会被人同“八旗子弟”联系到一起；清朝已灭亡快一百年了，即便“八旗子弟”有什么“遗风”，也早就被“东风”“西风”给鼓荡得不知哪儿去了。何至于忧患意识强得到了脆弱的地步，动不动便来个八旗子弟。
说旗人最会说话，语言艺术发达，这又不知从哪儿考证来的。旗人者，满人也。至今东北满人最多。到满族自治地区去访问，他们同东北汉族人一样，耿直、憨厚，绝不显得什么“最会说话，语言艺术发达”。至于说到旗人写的什么书语言怎么样，考察当时汉人，其他民族人写的书，都有这种特色。胡适的评语说的其实是另外的意思，大可不必曲解，更不必因了曲解而引申。
说旗人会说话，不如说京城的旗人会说话。而京城的旗人之所以会说话，恐怕要从京城的人说话讲究“语言艺术”这方面去找原因。我们知道，旗人——满族人——原本是的山黑水间的游牧民族，开化进步较汉族为迟，只是在入主中原，取得对汉族的统治权之后，逐渐为汉族的文化所同化。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当满人四处征战金戈铁马之际，不可能去讲究什么“语言艺术”，根本没有闲心，更没有闲功夫。只有天下平定，四海歌舞升平的时候，才会去讲究文字上的平仄，语言上的“艺术”。而这种讲究，汉族的士人无疑帮了大忙。汉族士人的这种功夫哪儿来的？前朝传下来的，前朝又怎会有这种功夫？历朝历代积淀下来的。而北京作为前朝，乃至更前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这种文化积淀无疑最丰厚，那么，可不可以说，北京满人的会说话，讲究语言艺术是北京丰厚的文化积淀的结果，换言之，是从老北京的汉族人那儿学来的？有了这种不颠倒的因果关系，剩下的才是——满人有闲，尤其是满人贵族，他们要附庸风雅，于是便利用自己的闲，在语言艺术上下功夫。但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满人学汉族文化终究学不全，尤其在引用汉人的一些俗语的时候，比如“男儿膝下有黄金”，到了满人那儿，常常说“男儿膝下”，把后半句给省略去了。能参加汉人科举考试的满人，终有清一朝也寥寥无几，出名者只有纳兰容若一人。由此可见，北京人的会说话，讲究语言艺术不是什么八旗子弟的遗风，不是从旗人那学来的。只能说，北京人的善说，富于幽默感，讲究语言艺术，是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丰厚的结果。讲究语言艺术，是北京城市的特征。
当北京还是元大都的时候，北京便开始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说唱艺术家。这一点，在元代人的曲子词里有明确的佐证。而元曲的琅琅上口，字句上的锤炼功夫，充分口语化的特征，充分说明当时人对语言艺术有着高度讲究。到了明朝，小说的盛行，更表明了当时人已将语言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种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如说书、唱大鼓词等，已是京城的特色。清朝继承了这种特色，八旗子弟因其有闲，发扬光大了这种特色。而八旗子弟本身，也因了人文荟萃之地的京师的熏陶，在语言艺术上讲究起来，因了他们的讲究与提倡，京师人在说话艺术上自然更讲究了。这，恐怕才是正确的原因。
京师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其地位自是相当重要。各地的说唱艺人，如不能在京城露脸，得到认可，其功夫便被认为还不到家。因此，各派说唱艺人，艺成之后，必要到京城来献艺，登台露脸，让人们“混个脸熟”。这一习惯形成规矩之后，京城便更加热闹，而京城人的语言艺术因了源流充足，也就更加讲究了。这可能是北京人会说话的原因之一。
远的不说，仅以现下而论。各地喜剧演员，笑星大腕，无不云集京城，使北京人捧腹的同时，各地的新鲜语言更是潜移默化地给北京人的语言增添着营养。有着这样的背景，恐怕北京人想不能说都不可能。
所以，北京人善侃，北京人幽默。
北京人确实富于幽默，任何一件事，从北京人嘴里说出来，都带上喜剧味道，调侃味道。明明有些事值得深沉，他非说你“玩儿深沉，”一个“玩”字，不仅给你的深沉带上了喜剧味道，也把北京人的乐天，拿什么不当回事的性格特征给带了出来。
这种性格，或者说这种心态，让北京人活得轻松。知足常乐。
当全国人都在为发财而躁动不安，急功近利的时候，北京人在那儿调侃“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
当中国其他地方人指责北京人不着急，光说不练时，北京人反击“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北京的公汽有一阵特挤。挤得受不了的北京人便如此幽了一默：“快别挤啦，再挤人都成相片儿啦！”
北京的幽默大师特别多。
有家人水管漏水，打电话给物业管理处。那边答应马上派人来给修。结果，负责修理的水电工因别处有事占住了手，等他忙完了再匆匆赶来，这家人已等急了。这家的大嫂见到上楼来的修理工，调侃道：“师付，您再晚会儿来多好。再晚会儿来，我们家孩子就能学会游泳啦。”
B君在某部门工作，一贯勤恳认真，某次来了个难侍候的主儿，非让人提供部门范围之外的服务，B君一再解释，可这主儿就是不听，末了大发脾气，道：“你知道我是谁？”B君眨眨眼，摊开手对同事道：“看来这位先生真的需要我们帮助，他已经连自个儿是谁都不知道了。”
就连北京的小孩儿，也已经继承了幽默的传统。有家小孩儿正在朗读，妈妈在一边听。小孩儿读了半天，妈妈听着不大对劲，便问：“你这读的都什么呀？”小孩儿说：“我哪儿知道！”妈妈急了说：“你念了这么半天，怎么还不知道念的什么呢？”小孩儿答：“可我光顾念了，我顾不上听呀。”
瞧，北京人就有这么幽默，他们用幽默点缀着生活逗“闷子”找乐，以此来自娱，娱人，给单调的生活节奏加点调味品。
幽默其实是一种智慧，是高智商的外在表现。会幽默的人，爱调侃的人，是在沉重的生活重压下能调节自己的心态，能使自己尽力活得轻松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人的聪明就在于，懂得将幽默作为调节阀，以排去过重的压力。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不利的一面。北京人的幽默感发挥到极致，其负面效应便表现出来。既然大家都追求语言技巧，都想得个满堂彩，风气所到幽默得过份，便表现为“贫”，表现为“油”。
同中国其他地方作比较，东北人耿直，犟，嘴皮子差功夫。惹急了眼，不管打不打得过，先打个头破血流再说；湖南人倔，俗称“湖南骡子”，性格表现同东北人十分相近。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表面上看易暴易怒，实则欺软怕硬。人多势大的时候，嘴快拳头也快；处于弱势之时，则嘴上也有劲，但此时的“嘴劲”只用来在讨好对方的同时不失时机地给自己的面子找补几句，一付小家子气的模样。南京上海人表现又不同，他们遇事好辨理，辨不过便撂一句“神经病”顾自而去。
北京人的表现同上述都不一样。北京人起矛盾先辨理，辨理不灵，继之以调侃，讽刺，其尖酸、刻薄、唇枪舌剑，一来一往，让旁观者真切地感受到北京人嘴皮子之利落，如果旁观者中有北京人，那么这北京人在看热闹的同时，一定会在内心里搜索自己的词汇藏量进行比照，以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玩笑！）除了好打群架的胡同串子、混混外，北京人一般不爱动手。当然也不是绝不动手，一经动起手来，北京人也是会弄个头破血流再“私了”的。
北京人嘴“贫”且“油”有时让人听不入耳，大起反感，如“谁家大姑娘裤裆破了”之类。这类词汇反映出的不仅不是幽默，只能是鄙俗、下流。
在大钟寺曾见过这样一幕：有老两口采购了物品正在路上踽踽前行。后边过来一辆小面包车。因老两口提了东西走不快，没给及时让道。小面车经过老两口身边时，冷不防按一声喇叭，把俩老人吓一跳。而小面内的几个年轻人则从车窗中探头，不怀好意地笑。老太太忍不住同他们辨理。结果几个年轻人跳下车，嘴里尖酸刻薄把俩老人好一顿损。老人气愤不已，道：“你们这是谁家孩子，怎么这没教养？”结果招来的活更难听，俩老人只好不理，顾自前行。几个年轻人在后边仍“老×”骂个不止。
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说哪儿都有，不特是北京的专利。但那些尖酸刻薄，阴换恶毒的话语，却总是北京特有的，语言艺术发展到这样程度，倒确是令人震惊的事情。
无怪乎有许多文章在批评北京人，在呼吁北京人多收拾自己的粗鄙，多表现自己的文明，给全国人做个表率。也无怪乎有因了北京人所暴露的丑恶的一面，而寇以“八旗遗风”的糟贱法。
在北京的乡土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笔下，老北京人大都是淳朴而谦恭多礼的。现今的北京人，初次同其打交道时，感觉他们身上仍保留着这种遗风，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味道。有这样一位朋友，祖籍东北，自小随父母支援武钢，在武汉长大，多少年没到过北方。数年前，得到一次回东北探亲的机会，在北京转车，顺便转了转。北京人的谦恭有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到哪儿都说北京人好。及至当有人列举种种北京人的恶劣表现，一一说给他听，并说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他先是不信，继而震惊，再后来简直是气愤了。这位朋友做知青时，爱好文学，小诗作得尤其有真情，有韵味，之后因了生计，因了生活担子的沉重，放弃了这一爱好，现今连小说都不看了。不仅如此，甚至连所有文字的东西，包括报纸，都不爱看了，说是全都是骗人。幸而如此，否则，以他那般活得纯真的人，如果接触痞子文学，如果看了诸如“北京人，你们怎么了”这类的文章，该作何感想？
北京，你还是应该多些幽默，多些谦恭有礼，少些国骂（他妈的）京骂（傻×），保住你的纯朴，真诚吧。
除了北京的作家老舍先生，还有其他几位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等等，无不对当年北京的民俗有过细致的描写。在他们笔下，北京实在是个可爱的地方。而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一个日本人这样评价北京：“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于外人有‘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过支那，而被征服的汉人的生活同化了元人。体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说Democracy，……却被魅于支那人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美。一经记住过北京，便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抹不去那这支那生活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实际包含着你不能不为之惊叹的文化的同化力。幽默，北京人的幽默，恰是这种文化的组成部份。北京人创造着和完成着北京的文化，同时也是这种文化的活跃分子。北京人的幽默，同时又回京城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生活的戏剧性，喜剧性，当是他们幽默的成因。可不可以这样说，北京人的性格，适于发掘生活中的喜剧因素？
北京人首先倡议，将中国的英语单词“CHINA”译成“拆哪。”原因是中国和北京的拆风太盛。一条马路。修好了没两天，拆哪，——要埋下水道；埋好下水道没两天，又“拆哪”——要改电缆沟；电缆沟弄好没两天，又拆哪——要装媒气管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拆哪”。
中国京剧的两大发祥地长安戏院和吉祥戏院被拆除；西单剧场拆迁；华北戏院早已变成丰泽园饭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罕舍成为危房而停课；王府井新华书店拆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顺承郡王府拆除；齐白石故居已成大杂院，面貌难保；老舍故居已成危房，面临拆迁厄运；“最后的大栅栏”、“圆明园遗址不容破坏”之类的标题屡见报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连文物、故居的名分都没有的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故居的命运，便可想而知，全都拆哪。拆来拆去的结果，便使北京市民淡化了对世事的穷究，留下讽古玩世的幽默感。留下这个“拆哪？”就像进人家见人正吃饭，问一句“吃哪？”
结果，就叫北京人给闹的，到处都“拆哪”，不信，看看：
处于长安街西端的木樨地，是北京无人不知的交通要冲，车水马龙，高楼如壁。它从不是都市一景，但也不讨人嫌。它有一个不俗的名字（木樨是桂花的别称），有小桥流水，有一片不算大的绿地，栽种着四时花卉，还有一个伸手向蓝天起舞的少女的雕像，在喧嚣的街市中，给人一丝清凉，一缕遐想。
自然，它是司机最头疼的地方——又有多少地方不让司机头疼呢？于是，在木樨地修建立交桥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木樨地成了一个沸腾的大工地——又有多少地方不是大工地呢？日前，从木樨地经过，立交桥已经“崭露”的“雄姿”使我暗自心惊。在极其高大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人车如豆；昔日堪称雄伟的高楼被一拦为二，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景观。那个我们已经看惯、不算美丽也不太难看的木樨地，终于也历史性地消失了，变成一个丑陋而陌生的地方。结果，有北京人开玩笑说了，“别看现在弄得热火朝天，保不齐哪天上头一声令下，又得‘拆哪’”。
北京人的幽默，要是用在其他方面，则足以让人哭笑不得了。比如北京的茶叶店，因为北京人爱喝花茶，于是每一个茶叶店、每一个商场的茶叶柜台全部是花茶。想喝绿茶吗？有，三百元一斤的龙井、五百元一斤的碧螺春，还有那些包装比茶叶还华贵的礼品茶。今人十分纳闷的是，莫非北京人认为喝绿茶是一种豪华消费？或者以为南方人喝的就是这种名贵的绿茶？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就是花五百、八百买来的名茶，也都是没有茶味的陈茶，只有一股铁皮桶的味儿。但你如果真这么问了，或这么不客气的说了，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咱北京人不认这个”。就这么一句话很“幽默”地便把你给打发了。
还有别的服务业，比如彩扩。北京大街小倔到处都是彩扩，几乎每个卖书报的、修表的、印名片的摊点都可以彩扩，价钱绝对便宜，交活也快，而且还有优惠。可惜，只有一条不好：质量。好的时候挺好，但有时就颜色不正，偏红偏绿，令人无可奈何。人家也有话说：就这么便宜，还想怎么着？应了“便宜没好货”这一说。而大店的服务与摊点完全不同，价格贵约一倍，没有任何优惠，完全是你求他，爱来不来。曾有家著名的照像馆，店堂里竟赫然贴着：彩扩7角；扩印500张以上，6角5分；扩印1000张以上，6角。其潜台词是：普通顾客的小生意趁早别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幽默，不过色彩黑了一点，所谓“黑色幽默”是也。
记得在大学里读中文时，课本上对黑色幽默如此界定，“将生活中那些有悖常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按人的理性无法接受的事情，以喜剧性的方式接受下来，并加以喜剧性的处理。”所以，我们如在中国任何地方，碰到上述这类事情，最好的方式应是，学习北京人对待“拆哪”的事情那样，问一句“拆哪？”而大可不必去较真。以免徒增烦恼。这才是会生活的表现，不失为面对生活的上上策。
有这么一位北京哥们，因为命运的拨弄莫名其妙地成了北京知青留在湖北，又几经挣扎、考上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武汉，在一家工厂做厂办秘书。那几年，用他自己话说：“就象鬼子进了庄似的，处处地雷。”做一个厂办秘书首要的是得把首长们，如厂长、书记，几名付厂长，几名付书记，统统都得待候好。幸好此人还没发展成北京大爷，在领导面前没那么多的大爷脾气，基本上算是将厂领导们侍候得都还满意。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都刁钻，见这位北京人许多民俗、人情都不懂，就老捉弄他。
武汉人有个风俗，过年时桌上必有一条鱼叫“看鱼”，不能动，以示“年年有余”。这位老兄不懂。一次同几位同事去给厂长拜年。人家在路上便骗他：待会桌上有条鱼，照规矩是招待远客的，只有你动了我们才能吃，所以厂长请大家吃鱼时，你一定要先动筷子，要不厂长会生气，觉得你这远方来的人不尊重他。结果，这老兄便真的动了那条鱼，弄得厂长微微皱了一下眉头。这老兄没注意，事后同人家说起吃鱼的事，嫌鱼不新鲜，不说那鱼不能动。这老兄楞了半天方道：“我说那鱼的眼珠子怎么颜色都不对了，闹半天是不叫动的呀。”
就这么一位老兄，硬是凭了北京人的那份幽默，那份“拆哪”精神，居然在几位领导之间游刃有余，周旋得大家都对他不错。这确是一份硬功夫。
北京人都有这份功夫，他们善于把幽默作为消除尴尬处境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