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喜欢保护自己的脸皮，好面子，没什么可不能没面子。北京人自己流传这么个笑话，说有个北京人好给人算卦，十算九灵，人称“活神仙”。一传十，十传百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个人不服气，有天就到他家来跟他较劲，说你既称“活神仙”，定是长生不老不会死的，那你得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死，算完了给立个字据。算准了，我让子女儿孙给你立牌坊，算不准，你自个看着办。“活神仙”一听，火上来了，你这哪跟哪的事啊。当即说：“我只给人算生，不给人算死，你要算死找别人去！”那人还不依不饶，说“你算不了别人，那你就算算你自个儿到底会不会死，会的话什么时候儿死？”“活神仙”被激到了这个份上，什么也顾不上了，当下真的打卦一算，他当某年某日某个时辰死。这本是个较劲的话，不服气的那人过后也没当个事儿，也再没来找他。可“活神仙”这么说了，当真感觉自己的死期就是他说的那个日子。等到了那一日，他郑重其事地安排了后事，就静等时辰到了他好死，可时辰到了，他一点死的征候都没有。“活神仙”撑不住了，如果没死了，他这面子往哪儿搁？待时辰刚一过，他“噌”一下从炕上蹿出屋，出屋就跳了河。他就真这么死了。
这虽是个笑话，却切实反映了北京人的这种心态，不要命也得护住面子。
北京人中还流传着这么个故事：有位刘先生，看人家去俄罗斯都发了财，他也想去“火”一把。可等他打点好货物，俄罗斯的形势有了新变化，手续根本办不下来。但美名在外，八方赞歌，去不成多丢面子？刘先生一狠心，摆了辞行宴，去了“俄罗斯”。他去了沈阳，住在亲戚家。把货出手，又买了些铝锅铝勺，就“回国”了。当然是照摆庆功宴，喝大酒，吹大牛，钱虽然赔了不少，面子总算没丢。可日子一久，几个哥儿们发现他驴唇不对马嘴，还把沈阳的火车票翻出来了。可他还嘴硬，非说他去了，还要跟人们起急，哥们儿不信也得信了。
在许多外乡人眼里，北京是个满大街随处有钱可挣的地方，对此，北京人表示不信或不屑一理。
可北京人也许听说过，就在北京郊区的垃圾场，不少外乡人捡破烂儿捡成了万元户、几十万元户。有个外地老太太在北京个体经营的黄金地段秀水街，从北京人的眼皮底下活活地捡了几万元。老太太捡的全是北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破废包装箱。
老太太说：“北京人的钱好挣。”
北京人说：“不值。丢不起那人。”
北京人整天想的是挣大钱，可大钱挣不来，日子不好过，也只好挣点小钱。北京西城区某电子元器件厂工人胡某，一门心思想搞第二职业，可自己又没技术，只好晚上出摊儿卖小吃。搞了一夏天，他就不干了。他说：“白天上一天班，晚上接茬儿干，挣不了多少钱，弄得家不像家，饭馆不像饭馆。我没法像那些南方人那样没黑没白地干。”
“在市场上，他们又喊又叫，生拉着客人不放。我们不成。我做不出来。那成什么啦？”
大钱挣不来，小钱又不愿挣，日子只好这样清汤寡水地过下去，象胡某那样的北京人多了，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是北京人。
也有不甘受穷的主儿。北京朝阳区某国棉厂职工常晓，先是去前门摊上给南方人帮忙，一天挣三四十块。等攒足一千块后，她自己进货，自个儿开练了。每天多收入几十，生活立马见好。有人就眼红了，在她爱人面前拨弄是非。她爱人便偷偷跟踪她，看她是不是真的跟人鬼混。她生气地说：“我发现北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骂别人，拆别人的台，玩那些阴、损、坏，你受穷那叫活该。”
北京人眼里有一杆“秤”。到别人家作客，一眼就能“称量”出这家的经济状况，露出的神色或羡慕，或鄙视，能很明显地让主人感觉出来。北京人当然不能失这种面子。于是，他们宁可倾其家庭积蓄，花上一万多块，到家俱城拉回了一套真皮沙发什么的，摆到客厅里来。来客的称叹：“唉哟，这沙发是真皮的”，将使他们露出最欣慰的笑容。
好面子，讲体面，这确是北京人共同的一种心态。其实，何止是北京人，讲面子本是全体中国人的古老传统。曾有外国人在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比较西方的“罪感文化”，将中国、日本的文化都定义为“耻感文化”。意思是，西方人受宗教影响，认为人一生下来便是有罪的，人的一生是赎罪的一生，为了赎罪，什么都可以做也应当做；而中国，日本的及朝鲜、韩国文化本出一脉，认为人生天地间，当无愧于天地君王、祖宗、尊长，可杀而不可辱、受辱宁可死。这是这种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的讲面子，实际包含了一种自尊感，人的自尊自重。“面子”关心的主要是自己在他眼中的形象，是一种借助他的肯定才能成立的自我评价。中国人向来注重环境反应，社会眼光。北京人做为首都人，有着几百年“皇城根儿”的传统，一代代的熏陶，自当更是如此。当然，任何事都当有个度，过份讲面子不说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起码留下一些笑柄；但近年来，有人过份批评北京人的好面子，恨不能提到上纲上线的地步，是不是也太不像中国人而像文化汉奸，起码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吧。
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构建出南北互为区别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北方这块土地上，为求生存而同恶劣自然气候进行的持续抗争，与黄河泛滥所作的屡堵屡溃的无休止的搏斗，在长期提防外来入侵和干扰中形成的高度紧张的心理，明知无用却要反复不断修筑长城的固执之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连年不断的烽火战乱、先天和后天具备的游牧文化基因，苦难的生活锻造的粗糙的神经纤维，变化无常的气候和复杂多变的现实磨炼的惊人的适应性，对引以为自豪的历史英雄人物和志士仁人的追随和步武，面对现实辉煌文明的自我陶醉、多次践踏南方的狂妄和自豪，便利的交通往来促成的频繁的人际交往，苍茫、雄浑的高原和平原景象带来的壮阔的境界……这一切，铸造了北方居民自强不息的执著精神，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排外心理。横亘朔漠的庄严的万里长城，与其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如说更多是中国北方居民维护自我尊严极其防范心理的外在反映。关注政治，注重现实，富于群体意识，标举礼仪，讲究法度，维护现存秩序，情感热情而沉挚，个性刚毅而粗犷，重实行胜于重思辨，重人际胜于重自然，重内容胜于重形式，周游四方，慷慨任气，急人解难，充满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迈气概。这些便是北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到了代代是皇城根下人的北京人那里，讲“体面”有时就表现为过份要面子。
要面子分为“底气虚”和“底气足”两种要法。
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人不知所从。旧的价值观念被打破了，中国的南方人不知不觉之间，一下子跑到了北京人的前边，而这些南方人，北京人以前是正眼瞧都不瞧一下的，这下子，北京人傻眼了。
北京人其实确有自傲自大的一面。
从前的老北京人，足不出京城，同南方人的接触不多。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所谓南方人，其实就是上海人。上海作为商埠，开埠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在老北京人的眼中，上海人整个一个暴发户。老北京人根本就没拿正眼看他们。
到建国以后，人民政府爱人民，全国一盘棋的新观念深入人心，对上海人的那种歧视暂时冲淡了，或者说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轻易可以忘却的。到听说南方人搞得好，北京落后了。北京人一下子不服气了。不服气产生了逆反心理：南方人、上海人，又奸又狡，他们那种好法，咱们不学！
其实，那会儿说的南方人，并不是上海人，而是广东人。北京人不熟悉广东人，一听南方人，马上联想到上海人的作派，以为南方人全是上海人那样的。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上海也落后了。
关于广东人，林语堂这样说：“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了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而美国人罗斯在游历了中国以后，对广东人这样评价：“与北方人相比，南方人身材小，肤色黄，不像北方人那样刚毅、勇敢。那些廉价的小说中所刻画的面目丑陋，满脸皱纹，猫一般狡猾的中国人是以南方人为原型的。他们的思维较北方人灵活，但他们更难以令我们西方人理解或信任。那些可爱的传奇文学中所描绘的东方人的深不可测、诡计多端是以广东人为素材的。北方人尽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广东人更稳重更自信。他们对朋友较南方人真诚。”
林语堂的说法，见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美国人罗斯的文章，则发表于1911年。前后相差二十年左右，但罗斯的看法，显然更合北京人的口味，更同北京人的看法合拍。
因为有这样的对南方人的看法，北京人对南方人，广东人的发了，心底实在是不服气的。这种不服气，有些像作家二月河在“雍正皇帝》里描写的旗人大爷那样：
一位旗人大爷，祖上非常显赫，但到他这一代败落了。他家的奴才此时已发了，成了二品官员。他本人则成了扛大个的——搬运工。有次，这二品官员坐着轿子从他跟前过，没看见他，因而也没下轿请安。他当着一街人拉住轿，硬把二品官员拉下车，替他扛了一趟大包才放人家走。
改革开放之初，听说一贯瞧不起的南方人发了，许多北京人的心态，确实有这位旗人大爷的影子。
这个时期北京人的要面子，其实是一种“没底气”或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如前文所说，明明买不起也没必要买一万多元的真皮沙发，却偏要要这个面子，却不想想，有了一万多元的沙发，家里的其他设施不是也得配套吗？就像使象牙筷必得配金碗一样。如果你用的还是土瓷碗，买象牙筷干什么？
但是，他没有这么想。为了争面子，不让以前瞧不起的人盖过自己去，他就这么做了，也顾不上去多想了。
这一阶段的有些北京人的心态，用北京话说“过了”。
但是，揪住这一阶段有些北京人“过了”的要面子心态不放，楞要将整体北京人遭鄙得一钱不值的一些人，不是有病，也是心态不正常。更有个别人，弄本哗众取宠的什么书，有形式而无内容，除了骗取钱财，便是别有用心。这样人更要不得。
话休繁絮。再说北京人，在经历了短期的心理不平衡以后，他们便恢复了正常。他们表现出“底气足”的要面子。
到底是在京城生活，到底是有一种大气。经历了商品大潮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北京人逐渐适应了新形势，新环境，他们的底气开始足起来了。
不就是仗着那点本事么，不就是会玩点花活么。咱也会，咱还不用玩花活儿。北京人说赶就赶上来了。
你可以说北京人是靠了地缘优势，你可以说北京人是沾了全国人民的光，但有一条，你不能不承认，北京人又重新有了底气。
曾经迷茫过失落过的北京人又真正牛起来了。
这回北京人的要面子不表现在同别人的争雄斗富上了。那是“小儿科”，北京人再不会干那样的事。他们现在只把定一条，干自己的事，甭管别人怎么说。他们明白，真正的大气用不着炫耀，真正的面子出于对自己的绝对自信。
北京城周正庄严，俨然大气，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轴线，以及长安大街、平安大街、二环、三环、四环、规划中的五环，把城市划分得井然有致，可以说北京是最能使人有方位感的城市。就在这个城市，“痞子文学”横空出世，说不准是不是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至少，它一出世便代表这个城市曾经失落过的那部份人宣言：我是你大爷，我是流氓我怕谁！
北京人的贵族精神又回来了，它这回先是用一种粗俗粗鄙的面貌先出现，让世人咋舌的同时，也把自己好好嘲弄了一通。等把自个儿嘲弄够了，这“痞子”的代表顽主王朔又换着个把北京沉沦时牛得了不得或被人吹得了不得的主儿们挨着个“臭了”一通。“臭”够了他们，顺带把何清涟几个“穷人经济学”者捧了一下。然后，顽主就隐到幕后去了。
顽主退隐了。他完成了自个的历史使命。北京人被他这把火一烧，底气又重新足了。北京大爷又重新找回了自个儿。这就够了。
底气足的北京人再不跟人家争虚面子。你南边西服领带，油光水滑，咱不跟你去比那个，我就是我，怎么舒服咱怎么穿。咱穿棉布休闲衣裤，穿老头布鞋。
北京人也用不着再较着劲咬牙买什么真皮沙发。买得起咱就买，买不起用旧的也能凑合。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咱只要活出自己的品位，自己的滋润就行了。
到了这个份上，可以说北京的贵族精神又让北京人给找回来了。不过这一回，相对于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风已变得冷漠、尖酸、懒惰、刻薄了。
北京在变，这是很多在北京的外国人的说法。他们说，十年前的巴黎或纽约和今天的巴黎、纽约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北京每年都在变，一年前和一年后就有很大不同。面对北京的变化，不少外国人都有些伤心。北京变得和他们在别的地方看见的城市差不多了。他们要找的异国情调越来越少了，旧城也在改造，昏暗曲折的小胡同都快成了稀罕地带。
每天都有大量的外地人涌进北京，寻找工作，因此许多北京人抱怨社会治安、城市环境卫生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北京要成为一个清洁的城市不容易。风刮得废纸满天飞，刮得塑料袋缠上了电线杆、树枝。当然，也见过环卫工人举着长杆挑下这些可恶的塑料袋，但是，效果不明显。
北京地铁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售票员接过乘客的钱后总是把零钱和票扔出来，甚至是“砸”出来，从来不见恭恭敬敬或者客客气气递到乘客的手上，把票推出来就算是比较有礼的了，但还是遮不住售票员满脸的麻木和不屑。北京人说话常常以“您”相称，这一点非常受用，但北京的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意识，确实比沿海、比内地的许多城市差很多，不知道这是不是与皇城市民的有意识无意识傲慢有关。
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这时候的北京，已经说不清了。
总而言之，现在的北京城，整个被一层铁锈色的粉尘笼罩，成蒙蒙的N环以及大小街道胡同，塞满了铁甲虫，老太太们白天在大门口戴红袖章值班防坏人，傍晚在广场、立交桥上扭秧歌，姑娘们越来越性感，越来越靓丽，越来越招摇，小伙子们无论“胡同串子”还是“数字英雄”开口闭口都是牛×和傻×，的士司机在骂马路以及修马路、管马路的人，中关村卖盗版软件和假文凭的人怡然自得地在街头逡巡，卖花小女孩在华灯下追逐着目光死缠滥打，残疾乞丐在天桥上伸出晃荡作响的铁罐……当然，还有人在北京公园的月光下散步、荡盘，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放歌纵酒，有人在“天上人间”“楚腰纤细掌中轻”……一个立体的城市有多层面的生活，怎么能简单用“好坏”来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