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
一
人类已经能在太空遨游，中国人也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人们也许会在月球以至火星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在这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世界上，人将何以安顿自己的心灵？精神的家园也能随意迁徙轻易抛舍吗？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任何一个追求心灵自由的现代人对此都会给予充分的关注。
当今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由于科技发达物欲膨胀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活动，诸如认识、审美、道德、信仰等等都旨在为生活提供意义。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人们可以忍受物质的贫乏，但无法忍受生活的无意义；那么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精神的空虚则更加成为普遍的危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助于我们正视这一问题，那就是宗教信仰在当世的行时。众所周知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最光辉，而宗教信仰则为愚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论断宗教是精神的鸦片烟，一些思想家还预言，随着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宗教将衰落终至消亡。但当今世界的现状并未应验此类预言，经典之论也许只说着了某一方面。事实是20世纪以来，宗教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信仰的人众在增长，占到世界人口的八成，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信仰者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国，信众约在一亿左右，且有年轻化和知识化的趋势。这足以引起人们的思考，看来，宗教和科学并非简单的对立，宗教超越科学，但并不反科学。精神信仰是超自然、超理性的，但不是非理性的。单单依靠理性不可能深入到个体的心灵世界中去。心灵的神秘并不与理性矛盾，而是使理性尽善尽美。当然，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张力，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文明的发展史证明宗教给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智力背景，许多著名的大科学家是虔诚的宗教徒并不妨碍他们的科学成就。总之，宗教或有类于此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是一种深刻的精神需要。人生在世，除了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外，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还有对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寻求。后现代的宗教准备放弃上帝，代之以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宇宙大生命，这同样是对终极问题的探求。
这里举宗教为例是因为显豁易明，它只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在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并不信教，而艺术、审美则具有更为广泛深刻的作用。“五四”以来，蔡元培、鲁迅入主教育部曾大力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其着眼点正在美育即艺术对民众精神的陶冶提升和潜移默化，与宗教之作用于人的精神有相通之处。杰出的艺术作品往往具有某种神秘感，因其对人生和人性的抒写具有相当的深度，必定会触及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能够启悟哲思安顿心灵，因而被称之为人的精神家园。
二
在持续不衰的“红楼热”中，核心应当是对《红楼梦》原著的阅读和深度阅读，读者和研究者早已意识到小说超越了社会揭露和道德谴责的层面而进入到了哲理性的审美境界，它远远不止是社会性悲剧而是精神性悲剧。如果说《水浒》是平民文学，倡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之举，希冀“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理想境地，那么这种平民文化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的精神出路，而是人在现世间的出路，痛苦的根源是物质的匮乏、权力和财富的缺失。而《红楼梦》则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痛苦不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是由于餍足，即所谓饫甘餍肥、锦衣纨绔，一切物质的富足似乎都没有了意义。这是一种贵族文化，产生在贵族人生体验的背景上，准确地说产生在贵族阶级当中那些感觉敏锐、耽于思索者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佛家文化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身显贵，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活基础上仍然感到痛苦的人，当他思考人间痛苦的原因时，就不会认为是由于物质匮乏，而感到物质世界就是痛苦之源，人要摆脱痛苦就要从外在的物质世界超越出来，实现内心的精神升华。《红楼梦》的作者当然不是释迦，但在感受世界的贵族生活背景上，有某种相通之处，它造就了这部作品所关注的远远不止是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而首先是精神生活状况，是人生的感受、人性的内涵、生命的意义等等超出故事层面的东西。
这恐怕就是这部描写过去时代生活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现代人珍爱以至视作精神家园的缘由。所谓精神家园，其含义之一是使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归属。
作为《红楼梦》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拥有书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也就是大多数人不曾经历过这一切，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作品时油然而生的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就如宝黛初会时感到似曾相识、故友重逢一般。这里不是指对故事的熟悉，而是指透过故事所传达的人生感受的切己和普泛。也就是说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你爱也罢、恨也罢，褒也罢、贬也罢，那种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状态常常和现代人相通。
富贵和闲暇是难得而令人艳羡的，然而“富贵闲人”贾宝玉并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自由。他甚至曾感叹自己一无所有。二十六回写薛蟠过生日诚邀宝玉，戏问送何寿礼，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四十七回对柳湘莲说得更明白：“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可见“富贵”对贾宝玉没有意义，只不过使他的被“圈”被“拦”以一种关爱呵护的形式实现，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寻常的出门串亲戚，就要有十个以上的仆从随围。试看五十二回写宝玉往舅舅那里去：“奶兄李贵和王荣、张若锦、赵亦华、钱启、周瑞六个人，带着茗烟、伴鹤、锄药、扫红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早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又吩咐了他六人一些话，六个人忙答应了几个‘是’，忙捧鞭坠镫。宝玉慢慢地上了马，李贵和王荣笼着嚼环，钱启周瑞二人在前引导，张若锦赵亦华在两边紧贴宝玉身后。”未出角门，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做粗活的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那为首的小厮打千儿请安，静候宝玉过去。出了角门，“门外又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专候，这才各各上马，前引傍围的一阵烟去了”。出门如此，在家同样是前护后随、珠围翠绕，夜间睡卧，从不离人，连贴身佩戴的通灵宝玉每晚都由袭人代为包好塞在枕下。对贾宝玉生活全方位的呵护使得他不可能按照个人的意志支配身外的财富和自身的行动，更谈不上有任何“隐私权”。他的私访花家和私祭金钏都只是极其偶然的例外的“地下活动”，属于“行为偏僻性乖张”的表现，注定要受到世人的诽谤。因而身处繁华热闹围随护绕之中的贾宝玉，其实是很孤独的，一种很深沉的精神上的孤独。
一个人独处，不一定是孤独，纷扰之余的独处默想说不定有精神的丰收。倒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往往会有一种蚀骨铭心的孤独，那是一种缺乏理解的落漠，难以沟通的荒凉。环顾当今，任何因期望值过高而受宠的孩子、肩负生活重担的当家人、企业的老总、社会的权要、演艺界的明星，以至普通人，都可能有这种孤独感。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加大，网络化、数字化生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人际关系较过往反而疏离、隔膜，相互沟通和理解变得困难，于是“孤独感”就日益成为一种现代病。人们很容易对贾宝玉的这种精神状态感同身受，产生心灵的共鸣。
与孤独感伴生的还有两难选择，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困境。人生总是面临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大到生活道路，小至言谈笑语，常常面临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是一颗孤独的不被理解的心灵，对这种困境的体验尤为敏锐深切。小说开篇曾交代，当年石头倾慕人间荣华，不顾僧道劝阻，自愿选择落尘，第十八回写到省亲之夜，得见大世面，阅尽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深幸出离了那凄凉寂寞的大荒之境。然而，既入尘网，不免被声色货利所迷，为是非冤孽所缠，二十五回，宝玉失灵，命在旦夕，此时，又复念当日在大荒山那不拘不羁无悲无喜的好处。可见选择是自愿的，但未必是自由的。日常生活中，类此困境也无处不在。宝黛相处，“求全之毁，不虞之隙”乃家常便饭，黛玉伤感落泪，宝玉竟为是否前去劝解而游移不定，内心忖度，此刻若：“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六十四回）节下玩乐，当着贾政在场，宝玉连说个笑话都陷于两难：“说笑话倘或不发笑，又说没口才，连一笑话不能说，何况别的，这有不是；若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油嘴贫舌，更有不是。不如不说的好。”（七十五回）足见无论大事小情，人生的尴尬处境，恐怕谁都逃脱不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求学、就业、交友、择偶，以至于一言不慎、一念之差就可能丧失机会或改变命运，抉择的难题无时不在困扰着人们。小说把这种人生感受加以体验和品味，使人备感亲切。
上述孤独或两难一类感受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群体或与他人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人对于自身、对自己主观世界的认识其实存在着许多盲点，“人贵有自知之明”，足见“自知”之难能可贵。生活中出现许多“事与愿违”的现象，固然是主观与客观存在距离甚至矛盾，同时也表明主体对自身缺乏自知，事后不免产生今是而昨非的感喟，从而自我否定或自我校正。外号“无事忙”的贾宝玉忙于为人充役、代人受过、替人解围，可往往落得吃力不讨好，弄巧成拙。他日常周旋于姐妹丫环丛中，在黛、湘、钗、袭、晴、麝等人之间，虽处处留神，并不能使她们人人满意，窒闷之际，受庄子之文的触发，竟有焚花散麝戕钗灰黛之想。为了扮小旦的伶人活像黛玉之比，宝玉生怕黛玉动气，又防着爽快的湘云得罪人，“自己原为他二人，生怕隙恼，方在中调和，不想并未调和成功，反而落了两处的贬谤”，两人非但不见情，反都来责怪自己，正应了《南华经》上“巧者劳而智者忧”的话。生活中事与愿违的情形随时都在发生。其实，贾政的笞挞宝玉、王夫人的撵逐金钏，其后果恐怕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未必就合于他们的初衷。探春等代理家政，良法美意，结果不仅杯水不济车薪，而且引发种种新的矛盾，大违本意。只不过贾政等人为世俗功利所障，事后未必能反观自身，而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所以，时常反思的贾宝玉较为清醒，能够体察此种生活悲剧背后的精神悲剧。
人生百态人生百味在《红楼梦》中几乎可以遍尝尽历，上文略及的孤独感受、两难处境，主客分裂、不过举例言之。人生由离合聚散、亲疏远近、升沉荣辱、生老病死等等所带来的纷繁复杂的感受在书中鲜活深切地呈现，这是对人的精神领域的关注，是对个体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理性的同情和理解，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与其愿望永恒对立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人们可以由此得到极大的精神慰藉，产生一种认同感和皈依感，获得心灵的满足和安宁。
三
文学艺术作为精神家园的更高一层的意义在于使人的精神得到提升、超越以至更新，也就是说从世俗的烦扰困惑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更为从容洒脱的心态面对人生、面对自我。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不断有人以悟书、谶书、劝诫之书、解脱之书目之，现代读者当然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种说法，但是今人并未忽略小说象征隐喻的品格。诸如贾宝玉是玉也是石，风月宝鉴可正照也可反照，大观园在人间也在天上，繁华绮旎的生活是真也是幻；举凡一饮一馔一语一诗的关合隐喻，到大荒、太虚、还泪、补天的整体寓指，无不含有哲思妙谛，使读者受到启悟，经由从经验世界到超验世界的提升，进入对人生和人性的形上思索。这也正是《红楼梦》具有现代意义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象征寓意是现代艺术最显著的特征，20世纪的许多名作都是这样，如现代派文学代表作《变形记》里的甲壳虫，就是卡夫卡创造的寓意深刻的象征意象，海明威《老人与海》里历尽艰辛拖回的一副鲸鱼骨架，何尝不是一种象征。中国文学同样如此，所有成功的小说作品都有其隐喻功能。就以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而言，所叙的事件本身十分平淡，它的意义往往不在故事本身，而在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一种隐寓性的艺术概括，如人们熟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都是如此，即便像《祝福》这样颇有情节的作品，如果仅仅把它作为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来表现（就如许多改编之作一样），那就把原著的意蕴单薄化了。原著的整个构思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小说中的“我”、鲁四老爷与主人公祥林嫂的关系构成了一种隐喻，鲁四老爷者是有实力的权势者，却对祥林嫂的命运漠不关心；“我”是同情祥林嫂苦难的新式知识者，却无能为力，陷于困惑和彷徨。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的一种艺术概括，也是小说深层的意蕴。值得注意的是，在优秀的成熟的作家那里，这种隐喻功能是直接参与小说的整体构思的，是作家自觉的美学追求。
同样的道理，如果把《红楼梦》仅仅作为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故事或者贾府由盛而衰的败落过程来表现，当然也是一个社会悲剧、伦理悲剧，但原著的意蕴必定会被大大地浅薄化、简单化，失落的是作品隐寓在故事背后的深层意蕴，是作家在精神领域内对人生和人性的思索探求。
尽管曹雪芹是一个古代作家，《红楼梦》的故事层面也已经是极富趣味的很有意义的，但他同中国历来以事件本身为表现对象的作家大不相同，那些作品也有一定的隐喻性，但往往是读者联想到的，而《红楼梦》的隐喻意义是同时参与小说的整体构思的，即作家在意识到它可能有的隐喻义之后对这“事件”进行再表现。同时，也由于曹雪芹是一个古代作家，他所能自觉意识到的隐喻义是有限的，何况隐喻本身意味着多义性，并且因人而异，这就为人们探索小说的意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从《红楼梦》的题名到前五回的许多警示，都在以“红尘如梦、万境归空”相喻人生，读完全书，也似乎给人一种虚无感、幻灭感。然而，认真品味，这种“空”或“无”并非什么都没有，它是历过万境之后的空，是什么都有过了以后的无。确切地说，是一种沧桑感、超越感。“无”字，在甲骨文中为“亡”，是指本来有，后来没有了，因而这个“无”是跟“有”相对而言的，是从“有”变化而来的，包含着一个过程。比如葬花，花“亡”了、“无”了，而它本来是明媚鲜艳的。一切伤感的结局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有值得留恋的过程作为依托，所谓“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前提是春天曾经绚烂，鲜花曾经盛开，红颜曾经鲜活。“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所以令人感叹，是因为曾经繁华热闹、曾经气象万千。小说给予人的是阅尽人间万象历经人生真味的超越，使人体验到存在之实有和人生的意义。读者虽然为宝黛真情的镜花水月而扼腕叹息，为百年望族的衰败流散而惆怅不已，但人们更多的还是受到大观园而不是大荒山的吸引。正如有的论者精到地指出那样，在这里：“色就是色，色不是空。色是魅力，色是吸引，色是紧紧地抓住人的，色是值得人为之生活，为之哀乐，为之死亡的。”（王蒙：《红楼梦启示录》）警幻仙子令宝玉遍历饮馔声色之盛，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许以仙姬……宝玉竟然未悟，足见色，也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如果悟了，就不是贾宝玉，也没有一部《红楼梦》了。梦幻之境不过是象征隐喻，全书随即次第展开的大千世界的色色图景，才是实在的生活，我们好像享用了一次真正的人生盛宴，无论是它的全局，还是局部，都值得细细品味。谁能忘记跟随刘姥姥畅游大观园的新奇和乐趣呢，眼前的园子竟比画儿里还强十倍。不只翠竹苍苔、奇花异草，更兼居处陈设、件件新异；不只漫游玩赏、移步换形，更兼行船观景、隔水听乐；不只杯箸贵重，还有那得用十来只鸡配的茄鲞，一两银子一个的鸽蛋……恰如刘姥姥所言，虽只两三天，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如果说，这一切不过是声色饮馔之盛，那么生活中更有真情真爱在，那是更令人神魂颠倒，刻骨铭心的。情的真挚执著，情的曲折回环，情的误解错位，情的背弃决绝，无不牵动着人的心灵。谁能忘记“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的天真无邪，“痴情女情重愈斟情”的缠绵固结，“怡红院群芳开夜宴”的欢乐酣畅，生命乐章中的每一个音符，不管是甜酸苦辣，都有自己的味道、自己的色彩。这不是一个“无”字可以勾销了结的，有而后无，历经沧桑，达到真正的超越，包含着对人生充分的认同和肯定。
现在的人们常常说失落，失学失业是失落，失恋失宠是失落，既云失落，那么一定是曾经拥有。有的人会沉浸在失落感之中，意志消沉，一蹶不振；有的人会从失落感中超脱出来，加倍珍惜那曾经拥有的东西，获得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红楼梦》可谓是写大失落的作品，它所提供的人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较为洒脱的心态对待眼前的得失。小说中连丫头红玉都会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并没有把眼前的奖赏不公放在心上。甄士隐、柳湘莲以至贾宝玉，他们失去的东西还少吗！作为书中人物，他们似乎是看破了，作家想说的其实是，他们在现世的追求中已感觉不到人生的价值了。其人生选择虽则并不能拯救自身和他人，但绝不是没有意义的。作为读者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对现世的成败得失的淡化和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人生的沧桑经验之上，对一切暂时的、局部的、表浅的东西都会想得开、放得下。处世倘能如此，也就是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了。
四
笼罩《红楼梦》全书的，还有一种很浓的宿命感或曰命运感，也就是一种超乎所有具体人物的更为巨大的力量，一种冥冥中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是在历史长河中积聚起来的势能，一种历史的命运，一个文化的漩涡，每个人都不能完全逃脱，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自身的悲剧。
《红楼梦》写的是末世，已经运终数尽，即有华彩也是落日余晖回光返照。当此之世，敏感的作家更容易感受到人生的局限和人性的局限。所谓宿命，其实就是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无奈，一声叹息。
书中前五回的神话寓言、甄家的小荣枯，第五回的幻境和其中的册籍、判词、曲词，各回中的灯谜、酒令、诗句，以及诸如佛手换柚子之类的生活细节等等，它们所蕴涵的预示、谶语性质，早已被人们领会。这一切隐喻远远不止是艺术上的需要，它所造成的神秘感、宿命感更深刻的来源是作家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一般而言，宿命就是命中注定或因果报应的思想。不能说《红楼梦》中没有这种思想，但明显的都在后四十回，比如赵姨娘被厉鬼索命、巧姐得救嫁了富户、金桂焚身、香菱扶正等等，无不与“真如福地”（续书中的幻境）中“福善祸淫”的宗旨相合。前八十回中，还真难找出此类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俗套，有的是对人生局限、命运变幻的慨叹。“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了歌》解注，是世事沧桑巨变的浓缩，每一首红楼梦曲，都是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对人生缺陷的叹惜。绛珠与神瑛虽有木石之前盟，然前者终成“世外仙姝”，可忆而不可及；金锁与宝玉虽则对等巧合，却“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三者的人生都是有缺憾的，而且是抱恨终身的大缺憾。那些以才智自诩者同样如此，才情志向都高过姐妹的，以“千里东风一梦遥”远别；聪明太过机关算尽的，反被聪明所误。显贵的，“恨无常又到”；懦弱的，被恶狼所吞。即便是家常细事、聚合离散，又何能事事如愿，小说中无论老少，都发出此类感触，中秋团圆之节未能团圆，贾母因叹“天下事总难十全”；黛玉、湘云寄居贾府，以“事若求全何所乐”自解。人生的缺憾和局限无处不在，身在其中不论是否意识得到都无力改变，无可抗拒，这是作者大清醒处。正因此，《红楼梦》不可能有生旦团圆皆大喜欢的结局，这也是作者的诚实处，他不愿意瞒和骗。
人生的局限和人性的局限是胶结在一起的。《红楼梦》写了那么多人，主要是青年女性，所谓“闺阁中历历有人，不忍使其泯灭”，她们的美好品性得到了极为深刻细腻多样的呈现，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实际上，作品在开掘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思考了人性的局限性。亦即人性不可能是完美的、毫无缺陷的，这种缺欠往往导致了她们个个不同的人生悲剧。
钗、黛话题古老而又时髦，已经被千百次地讨论过，这里不再从社会历史或道德文化的角度来评说长短劣势，只是觉得作者在构思这一对艺术形象的时候，注入了他对人性包括人性局限性的思考。钗、黛两者的个性都是不完美的，这种缺欠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可以改掉的缺点，它不仅受制于环境、教养，而且来自于禀秉、气质，甚至仿佛是先验的生来如此的，是很深层的东西。因而与其说缺欠不如说个性的局限性更为恰切。通常不喜欢她们的读者会说黛玉嘴尖量窄，宝钗城府森严，等等，难道人们能要求她们改变或指望她们改变吗？一旦改变就不是这一个而是另外的什么人了。这一对艺术形象在品貌、气质、思想倾向、处世行事以至在作品中出现的场合、机缘，处处都在对举、对比、对照，用意十分显豁，作者完全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本来，追求精神契合和承担社会义务是健全人性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黛、钗各执一端而且表现为极致。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有关人性的全面发展的有益启示吗。自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以来，神权让位于人权，道德转向幸福；到今天，对幸福的追求又使人没了灵魂，没有了道德感，再次呼唤人文精神。简单的复归不可能也不可取，应当有一种新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人文精神，即人应当充分地实现自我，但应是健全的自我。应当把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有限与无限、实在性与神圣性等从前对立的方面整合起来，统一起来。《红楼梦》作者关于人性的思考不可能如此清晰和自觉，但他朦胧地触及到了这里，梦境中的“兼美”似乎表达出他的某种理想，但十分模糊和缥缈，倒是钗、黛这对不朽的艺术形象给人的启示是深刻而绵延的。人不可能没有局限性，但人性的全面发展应该是我们的追求。
小说中对于人性的不同的局限性，作者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所酿成的人生悲剧，性质也并不相同。书中“大有林黛玉之态”或习性相近者有龄官、晴雯、小红、金钏、妙玉、四儿等，芳官也是这一路人，聪明灵透，气性大，还有尤三姐也可入此列；与这个系列相对的，则有宝钗、袭人、麝月、秋纹之辈。前者较多地张扬个性，表现出独立的意志，虽则她们同命运抗争是无望的、悲剧性的，但这种悲剧让人感受到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带有崇高悲剧的意味。后者则以社会既定的道德意志战胜自己的生命意志，为旧制度殉葬，毁灭了自己，用生命的价值换取了某种道德人格，这样的人生悲剧当然也是值得同情的，但不给人以崇高感。
人类历史上，宇宙意志社会意志永远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绝对控制力量，但作为人，真正的人不能没有主体性，必须在同宇宙、社会对抗中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红楼梦》的作者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思考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才得以被深刻地感受和表现。《红楼梦》的读者也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得到了精神的提升和超越。意识到人心中必须有某种神圣的东西，把人的生存真正提到人的高度，它不是神谕，不是权威，不是抽象理念，而就在感性的现实之中，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体验之中。
五
《红楼梦》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对于中华儿女而言，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它都会引起你故国之思和乡关之情，都会令你产生一种深深的眷恋和皈依之心，这也是《红楼梦》作为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们从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找到逝去的岁月和儿时的记忆，看到熟悉的面影和温馨的场景。《红楼梦》对于游子的意义犹如亲人、犹如故园、犹如大树之根、河水之源。有的漂泊海外的学人，曾满怀深情地诉说，带着《红楼梦》浪迹天涯，《红楼梦》在身边，故乡和故国就在身边，贾宝玉、林黛玉这些最纯最美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家国的欢笑和眼泪就在身边。有的老一辈的资深学者回来参加“红学”的学术会议，自承与其说是为了学术，更因为她牵动着故国之思和乡土之恋，是一份对中华文化的眷爱之情。
这种眷念和依恋之情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除去上文所及，最能牵动人思乡怀旧之情的，是那些专门属于中国人的富于民族特色的节庆之期的传统礼节和民俗风情。其中最重大的莫过于中国式的新年了。
《红楼梦》让我们亲历或重温过年的一切仪节和习俗。年事从腊月就开始了，置办年货、掸尘扫房、换门神、贴春联、油桃符，处处焕然一新。像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届时“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这是何等的隆重热烈，日常紧闭的重门深院，只有在年节庆典时才次第洞开。此际一个重要的仪节就是祭宗祀祖，小说里写得十分详尽具体，宗祠里列着神主、挂着影像、锦幔高张、香烛辉煌，人分昭穆、槛隔男女，何人主祭、何人献爵、何人捧香、何人奠洒，如何上供、如何行礼，直至礼成退出。一派虔诚肃穆之象。接着就是给在世的以贾母为尊的长辈行礼，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合欢宴、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之后就是天天忙着来往贺节互请年酒，直忙了七八天才算完。年事刚完，早又元宵临近，正月十五元宵节，小说中多次写到，有苏州热闹拥挤的社火花灯，更有省亲之夜水中岸上交相辉映的各色彩灯，精工巧作，如雪浪银花一般，流光溢彩，令人叹为观止。五十三回元宵开夜宴之时，灯饰的形制、工艺、质地、色彩等等写来细致入微，两边大梁上，挂着一对联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灯，门窗全挂各种宫灯，游廊上则是各色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诸灯挂满。赏灯的同时，必有制谜猜谜之戏，灯谜是元宵节极具特色的传统游艺活动，从宫中到民间，无不盛行。此外，年节之下的烟花爆竹更是必不可少的节目。贾府的烟花十分考究，皆各处进贡之物，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花炮，在院内燃放，又有名目繁多的如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小型爆竹给孩子们自放。年节景象，喜庆氛围，可谓至矣尽矣。
今天，宗法家庭的繁文缛节、铺张靡费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新年仍是一年之中假期最长的节日，掸尘扫除、贺年守岁、张灯猜谜、燃放烟花等传统习俗仍旧被保存下来，而且在春节庙会，大型礼花中有所发展和创新。特别是春节作为家人团聚、游子返乡的时节，乃是它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寻常百姓之家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过小说里面那样奢华气派地道十足的年节，但那亲情、乡情，那习俗氛围，却永远让人感到喜悦和温馨，即便是身在他乡异地漂泊难归，只要翻开《红楼梦》的此类章节，同样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慰藉，仿佛聆听到乡音、感受到亲情、置身在新年的氛围之中。
一年之中，四时八节小说里几乎都写到了。其中与上元节即元宵节同等重要的当数中秋节，所谓“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足见两者可堪并举。这同样是一个中国独有的节日。中秋在古代中国文人笔下被尽情抒写反复吟咏。月亮、月光、月色、月夜成了寓意丰富的意象群，“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了童稚能诵的传统名句。
《红楼梦》中写中秋，用笔之浓重，用笔之精微，非同寻常。开卷第一回即写中秋佳节，家家箫管，户户弦歌，一轮明月，飞彩凝辉，那贾雨村在甄家小酌，兴狂吟咏，吐露心迹，令人印象深刻。此处不过略写一笔。而在七十五、七十六回，作者用了整整两个回次来写中秋，历时不过是八月十四、十五两天，却从宁府写到荣府，从室内写到园中，从异兆悲音写到新词佳谶，从众人传花写到两人联句。这里不讨论其中的预兆深意，只就事论事说中秋。一般而言，过中秋不过是吃月饼看月亮就算应节了，读了《红楼梦》才知道原来中秋可以这样过法，赏月可以这般赏法，真令人眼界大开。
赏月首先是要择地，本来嘉荫堂前，月台之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瓜饼陈献，明月灯彩，已经够好了，贾母却说：“赏月在山上最好。”因命登引至山之峰脊名曰“凸碧山庄”的一座敞厅之中，桌椅皆圆，取团圆之意，饮酒行令至深夜，兴犹未阑，此际月至中天，越发比先精彩可爱，贾母因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命人将十番上的女孩子传来，又道：“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众人正换酒闲话之际，猛不防听见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呜咽咽，悠悠扬扬传来笛声。“趁着这月明清风，天空地净，真令人烦心顿解，万虑齐除，都肃然危坐，默默相赏。”这是何等高雅的审美情趣，笛音和月色相配，加上桂花的幽香，调动着赏月人的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形成一种综合的审美效应，令人神凝心净，仿佛得到一次超凡脱俗的心灵净化。赏月的审美境界开拓至此，也算达到极致了。然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湘黛二人，离席而去，道是“山上赏月虽好，终不及近水赏月更妙”。山坳里一个近水的所在就叫“凹晶溪馆”，当日盖这园子就有学问，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有爱那山高月小的，便往山上去，有爱那皓月清波的，便往这里来。于是二人近水赏月，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犹如置身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铺纹，真令人神清气净。远远笛韵助兴，二人乘兴联句，那“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绝唱，不能不与这池边赏月的诗一样的环境相关。月亮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因势而产生不同的联想。其时，贾母因凤姐妯娌病了，宝钗姐妹去了，产生团圆之节不团圆的慨叹；尤其因甄府被抄，已有明显的不祥预感。虽强打精神登山赏月，而笛声呜咽，备感凄清；湘黛二人，父母双亡，虽在富贵之家，实属旅居客寄，在这中秋家人团圆之节更悲寂寞。小说在这里写中秋写月亮有力地反衬了不团圆、不遂意的情怀，而中秋之月本身作为团圆的象征则是永恒不变的，月亮能勾起人的乡情亲情也是永恒不变的。《红楼梦》有关中秋的民俗风情尤其是审美品位的描写，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堪称独步。
中国人已经在着手实施“嫦娥工程”，登月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但愿在登月的同时，我们仍不会忘记赏月；但愿月亮在作为一个科学对象的同时，仍然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
果若如此，那么，《红楼梦》仍将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写于2004年春
附记：年来，旅居于美东距纽约市区约百里之遥的郊野山丘上。此地人烟稀少，林木幽深，不仅夜间万籁俱寂，即晴天丽日，亦悄无人声，倒常见大小松鼠跳跃，天鹅野鸭游弋，更偶有野生鹿出没于窗前屋后。静穆之中，既无书友，又乏资料，手边惟《红楼梦》原著一部为伴，乃从头细加检读，有所感悟，草成此文，聊记缘起于此。
入迷出悟话“红楼”
《红楼梦》是一部能让人入迷的书。
《红楼梦》又是一部能让人解悟的书。
入而迷，出而悟，往复徊还于迷悟之间，这是每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会产生的体验。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据载乾隆年间，杭州一个商人的女儿酷爱《红楼梦》，以致痴狂而死，临终前父母将书投入火中，女儿哭喊：“奈何烧煞我宝玉！”常州一书生，寝食俱废，一月内连看七遍，长叹悲啼，心血耗尽而死。苏州一金姓者，家中设林黛玉牌位，日夜祭之，一天，起拔炉中香出走，告家人“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一粟：《红楼梦卷》）不单是古代人，类此情形同样发生在现代人身上。也可以举出实例，有一位现代青年，还是个留学生，学哲学，爱好文学，广涉外国作品，对中国文学则惟《红楼梦》是命根子，其熟练到了翻开任何一页从任何一段上读出一句便可流畅地背诵的程度。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醉心于西洋哲学的青年，在致友人最后的信中说：“实对你说吧，我也想学甄士隐贾宝玉，做和尚去了！”他详述其哲学依据，谓一个人的苦乐全根于他所爱东西的性质，如所爱是有限的，则免不了痛苦，因为有限的东西免不了死亡或为他人占有，于是畏惧、惶恐、嫉妒……种种皆生。而所谓无限的东西世上是没有的。为要避免痛苦，只有绝情灭欲，这就是《红楼梦》的真味了。（韩侍桁：《红楼梦之谜》）
这位青年和贾宝玉一样，为了解脱痛苦而“觉悟”了，他整个儿地进入了《红楼梦》，到底是“迷”还是“悟”呢？混沌之中，他丧失了自我。
上述的例子比较极端，却都是实有的，而且并不稀见。它至少说明了《红楼梦》的魅力，她的“入人之深”。同时它也启示我们，“入迷”“出悟”的极限在于不能失落了主体。也就是说，“入迷”是全身心投入，而不是不能自拔的沉溺；“出悟”也并非跟着贾宝玉去出家，而是从中领悟艺术和人生的真谛。所谓“悟”，包括艺术的感悟、人生的解悟、哲学的了悟、生命的体悟诸多层面。它一点也不玄妙，每个读者都能不同程度地达到，就在你很投入地品味《红楼梦》之时，你已经悟到点什么了。
可以说，你愈能欣赏、投入这部作品，你所悟得的愈多，《红楼梦》能培养人的悟性智慧；翻过来说，你的悟性愈高，你也就愈能赏鉴和进入《红楼梦》。这是一个双向促进、不断反复的过程。
我们不妨从“初读”、“再读”、“多读”的不同阶段来体察“入迷出悟”的况味。
初读《红楼梦》的人，多半会被那里原汁原味的生活和气象万千的场景所吸引。有位作家说的好，《红楼梦》是“原生态”的，不是“派生”的“次生”的，面对《红楼梦》就是面对生活。这里只就小处说，书中所写到的一饮一食一陈一设没有不带生活的原来形态的，菜是什么菜，杯是什么杯，花是什么花，景是什么景，带露折枝，色香俱在。那些波澜迭起、新异别致的场面更使人如临其境。记得笔者最初读《红楼梦》，把所有的诗词曲赋和自以为沉闷琐碎的部分全跳过去，拣那些有兴趣的读，诸如场面宏丽的元春省亲、高潮迭起的宝玉挨打，最爱看的要数刘姥姥进荣国府、逛大观园。可是，这类场面和情节读过之后，不由得不教人回味再三，究竟是悲还是喜、是爱还是恨、是庆幸还是辛酸，说不明，道不清。按说元春省亲是件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大喜事；可亲人相见呜咽悲泣、生离犹如死别，从骨子里透着寂寞悲凉。再说贾政训子，气恼愤恨达于极点，狠手重责，以绝后患；可谁又能说这不是出于望子成龙锻铁成钢呢，爱恰恰被赋予了恨的形式。至于刘姥姥得到了意外款待和慷慨周济，值得庆幸；然而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告贷求帮、忍耻伏低的卑微者的辛酸！生活本来就不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类此亦喜亦悲、又恨又爱、既走运复辛酸，或曰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才是生活的本色本相。初读《红楼梦》尽管涉世尚浅，十分幼稚，然而却在朦胧中体味到生活的原汁原味，有所感触，有所追寻，有所领悟。
原汁原味并非不提不炼，初读之下，试辨天工人巧。比方，在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忽然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村野之间来了这么一个老妪，犹如地球来了外星人。一切惯熟平常的事，忽然变得新奇陌生，钟摆咯当犹如箩柜筛面，报时敲点仿佛金钟铜磬，体面的丫环被认作主子，镶银的筷子比铁锹还不伏手……同样的，刘姥姥信口瞎编的闻见故事，又使公子小姐们大开眼界。当我们津津有味地流连于这样的精彩描写之中时，不由得佩服作家的手段高明，调度出这样一个独特的视点来观察感受，扩大了生活的容量和思维的空间，宜乎今之文论所谓“陌生化”，这也就算是一点小小的感悟了。
再读《红楼梦》，阅历长了一点，耐心也多一点了，理所当然地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特别关注。那些判词曲子谜语酒令赋诗联句不再轻轻放过，而要细细咀嚼：“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怀金悼玉……”这是怎样的大悲凉、大无奈；“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又是怎样的大遗憾、大失落。原来，她们的命运在曲子里早就注定，难逃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
此时，书中人物犹如就在自己的身边，日夕相伴，评长论短，往往各为自己钟爱的人物大动感情，与争论的对手大动肝火，这是发生在“红迷”中十分常见的现象。清代邹弢的一段记载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一个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一个谓黛玉天真烂漫，宝钗矫揉其性。一言不合，几挥老拳，两人誓不共谈《红楼梦》，互相指责对方“泥而不化”、“窒而不通”。（一粟：《红楼梦卷》）这一话题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推而广之及于《红楼梦》的其他人物。人们也许会问，今天的男女青年对于红楼人物还有兴趣吗？比方说，对宝、黛之情还能理解和认同吗？时下年轻人择偶可以面对面直接、坦率几乎毫无禁区地对话交往，同《红楼梦》里的曲折回环、重重阻隔以至抱恨终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尽管如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真情挚爱其形随世而移，其质万世不变。宝、黛之恋常常借某种中介（如摔玉、读曲、作诗等）来表达，虽曲折迂回却蕴藉多致，同样达到沟通和理解。以现代眼光观之，含蓄较直白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度和品位。何况宝、黛彼此间心灵的默契、气质的投合、品性的相知才是生死不渝的恋情的基石，同样为现代爱情之要旨。其他人物的品性和命运同样可以在现代社会看到其延伸和投影。宝、黛、钗、湘等红楼人物永远是红迷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人们日常喻指各种性格和命运的标本。
此时，书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喜怒哀乐的人生百态，使人大长阅历；更体味到亲子之情、手足之情、爱恋之情，是值得珍惜的人间真情。比方人们似乎都不喜欢贾政，谓“假正经”，其实贾政是真正经，并不那么浅薄虚伪，他对灯谜的解析有一种悲凉之感，他与元春那一段对答足以使人流泪。有一位作家甚至认为笞挞宝玉一段“是全书中最悲剧性的东西”，胜过晴雯之死、黛玉之死那些悲伤的场面。因为父与子并不缺少爱，乃是缺少彼此的理解。（张天翼：《贾宝玉出家》）贾政对宝玉的亲子之爱表现得含蓄真切，由于爱（按照自己的观念去爱）之深，从而责之切，笞之狠，这是十分普遍的人伦之情的典型表现，由缺少理解产生的代沟今天依然存在。《红楼梦》里写人伦、人情、人性及其相互交织冲撞令人感同身受。信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尽管贾宝玉不喜欢这联语，其实全部《红楼梦》所展现的人情世事的画卷，足以让涉世未深的读者体验人生，让饱经沧桑的读者解悟人生。
待到多次反复的读《红楼梦》，故事早已滥熟，人物也如旧友，却仍能常读常新，不断有新的领悟，这是因为小说本身有超乎故事和人物的东西在，表层之下有里层，经验世界之外有超验之界。此时使人“入迷”“出悟”的是其中的人生境界、人生真谛、人生哲理。
有一位曾经三十余次读过《红楼梦》、接触过上百爱红者的过来人叙述他的经验之谈，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读《红楼梦》的建议，其中说道“《红楼梦》应趁风和日暖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明媚鲜妍”，“《红楼梦》应趁秋高气爽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金声玉振”，“《红楼梦》应趁风晨雨夕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怨旷萧骚”，“《红楼梦》应趁冬闺消寒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温暖融和”；他甚至说“《红楼梦》宜于升官发财时受罪入狱时读之，以便有缩手回头的机会”。他还举出《红楼梦》可以“移人性情”的诸多功能。如说，《红楼梦》可医粗病、可医俗病，可医吝病、可医贪病……（木村：《红楼梦读后记》）这位先生称得起“资深”读者，他所说的似乎很抽象，却是一种真实的体验，一种境界，一种领悟。
此时，我们不再斤斤于追问人物的结局，比方贾宝玉，早已知道他“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了，却还是会用心体察他通向这一归宿时充满矛盾的心灵历程。这一无知无识、无忧无喜的顽石来到人间，经历了那富贵风流、繁华旖旎的热闹景象，深感庆幸，回想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何等凄凉寂寞；然而当其被尘世的声色货利所迷，为人间的爱怨烦恼所扰，陷于苦闷无可解脱之时，又时有出尘之念超越之想，不是参禅，就是要做和尚，何如大荒世界的无拘无束无牵无挂。有趣的是小说中常常上一回宝玉还在悟禅机做偈语，紧接着下一回就沉浸在《西厢记》、《牡丹亭》的妙词艳曲之中了。看来，人间虽则纷扰忧烦，却有挚爱真情在；世外尽管自在无羁，却不免落寞寂寥。就是这样，大观的此岸和大荒的彼岸相互否定，又在否定中相互肯定，看似矛盾，其实是作家不断寻求精神归宿的生动印记。这种矛盾心态和两难处境正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它远比宗教教义和哲学讲义亲切生动，它并非人生答案和终极真理，却是人的主体可以把握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此时，我们不再满足于人物相互关系和性格冲突的分析，而是要探求在它背后作家的用意。仍以人们熟悉的钗、黛话题为例，人们不再争论孰优孰劣，承认两者都是美，一者追求性灵的自主的人格，一者追求理智的社会的人格，体现了作家对人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思考，体现了作家对兼美理想的追求。而这种选择和思考永远困扰着人们，这种追求也永远不可能止歇，盖因人生和人性本来就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这时我们发现《红楼梦》里的人物远不止于栩栩如生，真实可感，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先验的东西，就说林黛玉吧，她的多愁善感，自泪不干很难用经验世界的身世遭际等环境的和主体的因素给以解释，她事事伤感、处处伤感，从来如此，天生如此。本来她就是为了“还泪”才来到这个世界的。再看薛宝钗，她身上那股热毒乃胎里带来先天赋有的，用以制衡的冷香丸从配方到取得又都出自方外和巧合，可见其性格的以冷制热固然出于修养，亦如有神助。也就是说，林黛玉的敏感多愁、重性灵、任自我，和薛宝钗的从容务实、明事理、达人情，都带有某种先验的性质，包含了作家对人性的思考，因而她们才能各自代表美的一极，而且是美的极致，成为顶尖拔萃的人物。不仅薛、林，其他人物以至整个形象体系都不同程度地注入了某种思辨的内容，正因此，人物不仅真实，而且有灵气，有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含量。
此时，我们不再嫌行文的琐屑细腻，比方本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宝玉得罪了黛玉，惹恼了湘云，本是好心调和，反落两处不是，像这样“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由满腔热心落到心灰意冷，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体验。宝黛之恋，曲折回环，好了又恼，恼了又好，“不是冤家不聚头”，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爱箴言。此时，我们读过多遍的，已习焉不察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它们的弦外之音象外之旨被逐渐发现和领悟。比方惜春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明儿剃了头做姑子去”，比方元春回宫之时说“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是不再之谶，比方蒋玉菡行令时鬼使神差地说出了袭人名字，比方刘姥姥酒足饭饱之后醉卧在怡红院里，比方凤姐生日尤氏打趣说得知日后还能不能如今这样，比方薛宝钗漫不经心地让莺儿打个络子把玉络上，比方林黛玉冷不丁儿从芙蓉花影走了出来……这一切都是十分生活化的场景，以往匆匆掠过，并不留心，如今领会到不仅曲词韵语，就连这些生活描写也有深意存焉，而且那样自然流畅，不落痕迹。在作家重构经验世界时能如此得心应手地寓含超验之旨，恐怕只有《红楼梦》做得到，它永远能触发读者的神秘感和探索欲。
此时，我们甚至对小说中的疏失破绽和种种不可解释之谜变得格外宽容和理解。这也许是笔者“读书不求甚解”的一种借口。（需要声明的是小说的疏失和矛盾为研究成书和版本留下了“活化石”，从这一角度说，值得认真推考，笔者十分尊重做此种研究的学者。）本来《红楼梦》是未完成的作品，它在时序、年龄、情节、结构等等方面有明显不合之处，它并非像许多论者称赞那样是“天衣无缝”，而是“天衣有缝”，然而尽管有缝，照样是一件“天衣”。因为它的时空观不能以一般小说来衡量。《红楼梦》的时间跨度不能视为主人公的一生经历，它言明历过“一番梦幻”，历几世几劫，亿万斯年，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它的空间距离也不能只在现实世界中量度，而是从“大荒”望“大观”，站在“青埂”看“红楼”。在这悠远浩淼的时空之中，生命是何其短暂何其渺小，一切缝隙疏漏均微不足道可略而不计了。一切奇思妙想、不合常规更不必大惊小怪，不仅可以包容，说不定还是这部奇书令人迷、促人悟的原因之一。
迷在“红楼”，悟在“红楼”，谁说《红楼梦》不是一个绵绵不尽的永恒话题呢！
附记：本文为1998年9月12日在台北所作学术讲演的提要，稍有修改。同题之文曾见于贵州《红楼》1996年第二期“论坛”，内容与笔者不同，特此申明。《文史知识》2000年第10期发表时题为《入迷出悟话〈红楼〉——〈红楼梦〉的阅读体验》。
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
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从最古老的智慧和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的联系。现代人往往可以从古人的精神遗产里获得创造的灵感，异域人又往往惊喜地从中华文化宝藏中得到新鲜的启迪。此种现象并不神秘，古往今来，那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创造主体之间，感应和贯通是有迹可寻的。现代的读者之倾倒、执著于《红楼梦》的人生之谜是这样；《红楼梦》的作者之倾心、沉潜于充满古代智慧的老庄哲学也是这样。
中国思辨哲学的建立，肇始于老子，而博大精深于庄子。老庄哲学下启魏晋玄学，涵容消化及于佛教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一个视野开阔、境界高远、观念众多的思想体系，它多方探求和表述了作为主体的人渴求从自然、社会及自我造成的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人生哲学，是一种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儒家思想留下的精神空间。老庄哲学的思辨特质，在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因素，吸引和滋养了后代的无数作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培育了他们的悟性智慧，使得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精品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思辨魅力。
一
作为一部小说作品，人们在赞叹《红楼梦》自然本真的同时，又惊奇地发现了它背后的井然有序，隐然有据。历来的读者和评家几乎都注意到了书中石与玉、真与假、冷与热等一系列相对迭出的范畴，艺术形象的对举映照更无处不是，艺术手法上张与弛、动与静、繁与简也相反相成。这表明作家在观察生活，构思作品时，非常注意事物的对应或对立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转化，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可看正面，只可看反面”，静极思动，乐极生悲等等，都是关于转化的深入浅出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不仅体察到事物的对立和转化，而且常常从事物的反面，即否定的方面来反观其正面即肯定的方面，这种逆向思维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提高思维水平很有意义。逆向思维贯穿着以反求正的方法和语言，是老庄哲学构筑体系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思维模式上，《红楼梦》烙有老庄哲学的深刻印记。
就思维方式来看，儒道两家是迥然异趣的。儒家用肯定的方法，确认现实社会和人生价值，追求自己的理想；道家则用否定的方法，通过对现实社会种种丑恶的揭露和对人生诸多烦恼的排遣来保全自身，抒发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正言若反”（见《老子》第七十八章），“这是老子对自己思维模式和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的总结式语言。他的思维模式就是从相反的方面、否定的方面、负的方面来表达他所要肯定和建立的。”（汤一介：《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研究》1986年第1期）历来注家很重视“正言若反”这句话，认为此语“发明上下篇玄言之旨”，凡篇中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柔弱胜强坚”等等，都是说相反而相成，即正言反说。纵观《老子》全篇，像这样从否定的方面来表述自己所要肯定的，俯仰皆是，诸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这些都是要通过对仁、义、礼的否定，来肯定自己所向往的社会和人生境界。小说中贾宝玉对封建社会大丈夫“死名死节”的蔑弃，简直套用了老子式的否定法，以为“文死谏，武死战”是沽名钓誉，“必定有昏君，他方谏”，“必定有刀兵，他方战”。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庄子也用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们熟知的贾宝玉翻阅《南华经》感到意趣洋洋的段落，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肤箧》第十）“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山木》第二十）。此类激愤之言都出以否定式的方法和语言，具有“正言若反”的性质。
《老子》和《庄子》的作者，都是阅世很深又极富文化教养的人，面对苦难恶浊的社会，现存一切事物的矛盾性，相对性，有限性都充分暴露了出来，他们立足于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贯穿着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征，有其深刻的穿透力和尖锐性。
《红楼梦》的作者在看够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生把戏，尝遍了升沉冷暖、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之后，回过头来，从果推因，由末反本，很自然地会接受和运用老庄的这一思维方式。作家借此不仅认识到否定和肯定是一对矛盾，而且看到否定比肯定更重要，即从否定的方面来了解肯定的方面，比从肯定的方面了解其自身更为深刻。诸如“假”对于“真”是一种否定，从而却更深刻地认识了“真”；“了”对于“好”是一种否定，却由那万事都不可避免的“了”的结局，翻转来更为透彻地看清了世人艳羡不置的“好”的光景。从风月繁华到穷困潦倒，“翻了个筋头”的生活阅历经过理性的思辨和反观，就会得到提升和深化。小说中笼罩全局的“以盛写衰”，“以乐写哀”，难道不是“正言若反”的一种艺术显现吗？
《红楼梦》所描写的盛况乐事，旖旎繁华，在中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了，而从中透出的惆怅之感，萧瑟之气，衰亡之兆却又透心彻骨，无可排遣。全书故事尚未展开之先，写贾雨村在一破庙智通寺遇见一龙钟老僧，此处有脂批曰：“未出宁荣繁华盛处，却先写一荒凉小境；未写通部入世迷人，却先写一出世醒人。回风舞雪，倒映逆波，别小说中所无之法。”醒人和迷人是一对矛盾，由醒人这一方去观察迷人，当然比迷人对自身的观察更深刻。在小说展现的金迷纸醉，风月繁华的现世生活中，几乎始终贯注着这样一束“醒人”的目光。全书设置了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两个层面，属于后者的神话铺垫、幻境指迷、僧道点化、诗句藏谶等，时时起着一种点醒、反观的作用，其回风舞雪，倒映逆波之妙，绝不是简单的技法问题。超现实层面本属虚幻，但由现实层面升华而来，其隐喻和象征，能从总体上诱导读者对现实世界产生一种幻灭之感和超越之想，从背面、负面、否定的方面去观察现实中的一切。
在其他古典小说中，人物是应天上星宿下凡或神仙谪贬人间的情形很多，其间性格命运也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往往落入轮回果报和劝惩说教的套子。仙佛现身点化指迷多半为了济情节发展之穷。像《红楼梦》这样自创神话，自造幻境，在似涉神秘似归宿命的外壳中，纳入了如此丰富的思辨内容，则是前所未见的。各个人物的命运好像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或在双关处屡屡暗示，可是读者却不会因为知道“谜底”而索然乏味，反而引发了由末反本，从果推因的浓厚兴趣，关注他们生命行程的本身，探究各种遭逢际遇背后的原因，玩索寓含其中的某种人生真谛。即如贾府四春之冠首的元春灯谜云：“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这是怎样一种令人震慑的煊赫又令人战栗的惨烈的景象！元春的故事果然像爆竹、如闪电、似昙花，耀眼炫目，转瞬即逝，生命之火燃烧得过分夺目，生命本身也被销尽了。这“回首相看”未必是元春自己，尽管元春有预感、想退步，但作为“入世迷人”总是身不由己，受到命运之神的撮弄。只有“出世醒人”或曰过来人的俯视，反观，才能达到一种超越，使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事迹所固有的思辨意义显豁起来。
可见《红楼梦》对现世生活的描绘已令人叹为大观，它所开拓的思维空间更非寻常作品所能企及。其中的哀乐之情、盛衰之理、聚散之迹、穷通之运虽则都追踪摄迹，不失其真；然又扑朔迷离，莫测其幻。这一切，固然得力于作家的阅历和修养，同样得力于思辨能力和悟性智慧。在这里，否定比肯定更深刻，反观比顺推更透彻的逆向思维法则，对小说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贯穿在书中的“正言若反”以反求正的特点，脂评感受很深，一再提醒，惟恐读者被瞒过而陷于迷误。这种提醒，有时是针对局部的细微末节，有时是关乎全局的当头棒喝，无论巨细，都值得玩味。
比如第十二回中凤姐笑对贾瑞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此处有眉批“勿作正面看为幸”，显然这是反话，贾瑞却当作正面好话听了，焉得不误。下文出“风月宝鉴”时，道士叮咛：“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脂评语重心长地嘱咐：“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贾瑞送命时，镜子发话：“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何苦来烧我！”类此正反真假的提示，则是关系解读全书的一把钥匙了。
循此看来，以局部而言，《红楼梦》中的许多贬语、疯话、梦呓，以至醉汉的混吣，糊涂人的唠叨，或姐妹间的顽笑之谈，看上去似乎皆非“正言”，却往往不可闲闲看过，在某种否定的外壳下寓有深意。书中对贾宝玉的贬抑和他那些“疯话”自不必说，常常是以贬为褒，“疯”中见性。他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至情心声以梦呓出之，令一旁坐绣鸳鸯的宝钗不觉发怔。焦大醉后的混吣惊天动地，诗礼传家的帷幕下偷鸡戏狗养汉爬灰，宁府上下从主子到奴才怎不吓得魂飞魄散！还有某些人们不甚经意的顽笑话，看似随口而来，出于无心，也是谐中寓庄，戏言藏锋。试看以凤姐之骄宠跋扈，有谁敢当面教训她？偏李纨这个心善面和的菩萨奶奶，却在一次姐妹说笑中，反唇相谑，当着众人把凤姐狠狠地数落了一顿：“你们听听，我刚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门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来……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狠该换一个过子才是。”平儿接口道：“奶奶们取笑，我禁不起。”可见这分明是在开玩笑，然而又有谁不为李纨此番痛快淋漓抱打不平的“顽话”叫好。“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简直就是《聪明误》曲中“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声口。场面上那些从礼合节的正言套话倒往往是“假话”了。类此的情形还可举出凤姐取笑黛玉“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们作媳妇”，宝钗撒娇要薛姨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他（指黛玉）作媳妇”。这些地方都以玩笑出之，可对黛玉心灵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以上说话的人也许可视为无意，使人物说话的作家却不能不被看作是有心。
更有一种糊涂人倒三不着两的话而能歪打正着、发人隐私者。被众人目为老背晦的李嬷嬷曾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对妹妹向来不敢造次的薛蟠竟脱口说出宝钗护着宝玉是因为有“金玉”之说。旧时评家读此有感，道是“李嬷嬷妖狐之骂，直诛花姑娘之心；蟠哥哥金玉之言，能揭宝妹妹之隐。读此两节，当浮三大白。”（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不管这些评点家对人物的好恶是否存有偏见，其能体察这些话背面的“倒影逆波”，至少可以提示我们从别一角度去品味和联想，开拓那言外的意蕴。
当然，所谓“正言若反”并非一味只要人们从小处着眼，用正话反说的套子去寻找微言大义，它原本是对源于老庄的否定式逆向思维的简明概括。从哲学上说，逆推法较顺演法更具方法论意义，更能提高人的思维水平，更富创造性。若能从果求因，由末反本，认定时空中事物的存在必有一超时空者作为其存在的依据，就能极大地扩展思维的空间，增大作品的空灵度。如前所述，笼盖全书的真幻格局，好了因果，以乐写哀，以盛写衰等，都可看作“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留下的深刻印记。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作家，当他面对如何构筑形象体系这样重大的美学问题时，尤其需要较高的思维水平，寓含在《红楼梦》人物关系中的思辨特质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
人物关系的设置固然受生活本身的拘约，同时也是作家心智的结晶。只要一进入《红楼梦》的形象世界，就会感受到对应或对立的普遍存在，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峭然孤出”的，几乎都是对举迭出，如影随形，互补互济，相反相成。开篇出来一个秉性恬淡的甄士隐，便有一个热衷功名的贾雨村紧随，一冷一热，一沉一升，荣枯易位，真隐假显。英莲根底不凡却有命无运，娇杏出身低微却命运两济。一个由主沦为奴，真应怜惜；一个由奴升为主，全凭侥幸。荣国府中，既有朝乾夕惕、谨慎为官的贾政，便有姬妾成群，放着官不好生做的贾赦。既有清心寡欲的李纨，便有欲壑难填的凤姐。先来了林姑娘，又来薛姑娘，一个孤高自许，一个安分随时。丫头中，随之见出“晴有林风”、“袭为钗副”。同胞手足，探春何其雅，贾环一味俗。同为侍妾，周姨娘安静省事，赵姨娘无事生非。同为老仆，焦大犯上而见弃，赖大赖主而发达。卜世仁乃贾芸亲舅，却薄情寡义；醉金刚不过是邻居路遇，倒能仗义解难。诸如此类的对照、对比、对应、对立关系，无处不在，而且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不同性质、不同范围内呈现不同的形态，毫不板滞，毫不勉强。
其他古典小说也有众多的人物，也有鲜明的个性和出色的描写，然而像《红楼梦》这样自觉的，普遍的，圆熟的以对举迭出的方法来处理人物关系，结撰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寓含在人物关系中超越物象本身的思辨意义，更为一般小说所罕见。
在老子言简旨深的《道德经》中，全文五千言，其中相对待的范畴竟达将近五十对之多。曰：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即音响，响是回声），前后，虚实，强弱，外内，开合，去取，宠辱，得失，清浊，敝新，惟阿，昭昏，察闷，全曲（委曲），直枉（弯），多少，大小，轻重，静躁，雄雌，行随，白黑，吉凶，张敛，兴废，与夺，刚柔，厚薄，贵贱，进退，阴阳，损益，寒热，生死，亲疏，利害，祸福，正奇，寿夭，智愚，牝牡。正是凭借如此众多的相互对待的概念，老子得以表述自己对于宇宙、人生、政事的看法，用“正言若反”的独特方式建立自己的体系。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自觉地在概念之间寻找对应关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简直是一种飞跃。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从否定的方面达到肯定，可以通过感觉经验去寻找超感觉经验的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谈论《红楼梦》中通过人物表述的正邪（贾雨村论秉赋）、阴阳（湘云 翠缕对话）、祸福（秦可卿托梦）等概念，据此来研究作家的思想。这当然是重要的。但《红楼梦》不是哲学著作，而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哲学思辨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之中。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小说中去寻绎如同《老子》那样众多的概念中的“对子”，然而，我们确实从作品的艺术形象中（无论是整体或局部）感受到作家对这一思路是如此熟悉，合拍，融通流贯，脉理井然，机杼独出。
不妨重提《红楼梦》人物“对子”系列中最著名，历来最受关注的林薛二位姑娘，就艺术形象的互补互济相反相成而言，确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其对峙的格局和性质，早经“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作了精当的分疏和概括：“宝钗在作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红楼梦人物论：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从艺术思维的角度看，作家下笔写林，心目中存着薛；下笔写薛，心目中存着林。能够自觉地进行如此卓绝的艺术创造，除去其他条件外，哲理思辨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不由得使人想到当代的一位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所创造的一对人物，名叫纳尔齐斯和哥尔德蒙，两个少年都气质高贵，才华出众，品性超群，而且是知心深契的好友。可是两人的天性却截然不同，甚至适得其反，一个崇尚性灵，一个纵情欲望。纳尔齐斯是思想家，遇事善于条分缕析；歌尔德蒙是梦想家，有着一颗童心。用纳尔齐斯的话说：“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亲的怀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着我的是太阳，照耀着你的是月亮和星斗……”（黑塞：《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黑塞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出过四十多种外文译本，那思辨的色彩的确很能启迪心智，不过这部小说的心理分析和议论似乎嫌多而且直露。回过头来看二百多年前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红楼梦》，其思辨内容的深邃精巧，自然本真，较之当代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由薛林形象的对举映照所能给人的启迪，几乎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人们早已不满意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也不满足于社会历史的条分缕析，而更多地着眼于审美评判和文化价值了。由于薛宝钗这个人物在一段时期里招致普遍的非议，被目为“小人”，因而这些年来对薛宝钗的研究评说较多。时下，她已经由小人还原为君子，公认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少女，尤其是她在人际关系中宽和豁达从容大雅的魅力受到有识之士的击节赞赏。指出：林黛玉的任情、率性、清标，是一种美，美在能够较多地保存自我；薛宝钗的律己、安详、宽和，也是一种美，美在能更多地体谅他人。宝钗的这种美质，无论放到传统道德或是现代道德的天平上都不致失衡。（刘敬圻：《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这说明评者属意于对人物进行文化价值的评判，自觉地用古代作品中进步的人文精神陶冶当代人的情操，丰富当代人的生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即便是宝钗赋有的美质得到了如此的认可和肯定，也只能更加深刻地说明“对峙”是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展开的，“对立”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兼美”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得到。至此，我们可否作进一步的设想，倘若薛宝钗从来不说“混账话”，不曾劝谏留意“仕途经济”之类，是否能够赢得贾宝玉那一颗赤子之心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对于贾宝玉来说，虽则两者都是美，但却是全然不同的美质。一种是能够与之感应、沟通、契合的，另一种则不能。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心灵契合，才是木石盟约不可移易的本原。可以认为，即使不存在思想倾向、人生道路方面的分歧，薛宝钗这样个性气质的女性，依然不可能成为贾宝玉的意中人。而林黛玉即便真的成了宝二奶奶，她的个性气质也不可能使她称职遂心，依然不能摆脱悲剧的结穴。看来，他们的悲剧不单是爱情悲剧、婚姻悲剧、伦理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红搂梦曲》中“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到底意难平”一类感喟，不仅是对小说中具体的生活故事而发的，也是对普遍存在、永远存在的人生局限和人性局限而发的，因而悠长深远，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以至未来。
这里不妨一提歌德晚年写成于1809年的小说《亲和力》，其两对男女主人公都是富有教养的品格高尚的人，故事的发展却在四个人之间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新的组合”，歌德认为极其可贵的是因为“无条件地爱”。小说揭示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婚姻即使并非买卖的、包办的、门第的、政治的，表面是自由的，仍不免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人不能顺从命运，便生出了无数的悲剧。这部小说曾被看作是“诲淫之作”，实乃极大的误解，同歌德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依旧是对个性的深沉呼唤。小说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框架，带有强烈的思辨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恐怕亦非歌德此作可比，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
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瞩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代表的“木”字和薛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原来这个爱情故事承载了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主题。（李洁非：《红楼梦：作为一个隐喻》）
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位作者的全部分析和具体结论，这样的思路是富有启发性的。他着眼于爱情故事所隐喻的精神文化内容，看到《红楼梦》的作者将中国人文传统的理想境界如此完满地体现在他的人物身上，随之却又陷入了无从选择的困惑和无可解脱的失落。作家用中国文化结构表达的本身去怀疑这一结构，用它的魅力渲染了它的悲剧。这种失落是如此巨大和深刻，以至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沉沦，社会历史的动荡都难以完全解释，只有信仰体系和文化价值的崩溃才可能产生。这应当是对小说思辨内容深有会心的一种研究。当然，有所会心的研究不限于一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可以见仁见智，多方探求。
宝、黛的爱情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中心情节，全书中还有许多不同形态的爱情婚姻故事以及其他人生世态的叙述和描写，大至整个家庭的运终数尽，由盛而衰，小至某个细节的设置安排，穿插映带，常常都有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都是作家思辨之树上结出的智慧之果。当然，这种思辨是中国式的，可以从中国古代智者的思辨哲学那里把握它的特征。
三
如果说，隐藏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框架背后的思辨因素需要深察细索的话，那么，体现在人物性格尤其是主人公人生态度上的庄禅心境，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红楼梦》里，不论“槛外人”还是“槛内人”都喜爱庄子之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他们都从庄子那里吸取精神养料，形式上是否皈依宗教倒并不那么重要。本来，中国文人嗜佛，往往以老庄观念来理解和接受，佛教禅宗实际上已经吸收和销熔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部分精华。因此，《红楼梦》里佛、道、禅混沌难分的情形并不奇怪，其解脱方式，思辨特质都可以在老庄哲学那里找到渊源。
甄士隐和柳湘莲的出家都是由跛足道人度脱的。士隐听了《好了歌》后所作的那一番透彻的“解注”，不啻一通振聋发聩的醒世恒言；湘莲被那道人打破迷关的几句冷言，十足禅宗的机锋。他们不论为僧为道，都离不了对以往人生经验的思辨和彻悟，因而是明达之士的抉择，而非愚妄之辈的迷信。妙玉身蹈槛外，单是诵经念佛并不能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她极口称赞庄子之文，以与“世人”相对的“畸人”自称，足见对庄子的心仪。贾宝玉日后如何悬崖撒手，我们不得而知，也难揣测，然而他平素对人生的思索和感悟，却历历可见。
人们都熟悉小说中贾宝玉在纷扰困惑之时曾经续庄和参禅，此类情节说明庄子的思想和著作在《红楼梦》作者那里化运自如，禅宗语录的幽默机智也手到拈来，涉笔成趣。贾宝玉虽则遭到了姐妹们的讥嘲否定，自认愚钝，但并未因此停止了思索和探求，他的人生态度受庄禅的影响也远远不止这一次偶然的举动，他那些如痴如呆的奇想怪念，是颇有些形而上的本体追寻之意味的。在庄子那里，要实现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友的精神自由，就要从生死之态、世俗之理、哀乐之情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贾宝玉是个涉世不深的少年，他的言论行动却总是在幼稚中透出一种思辨的色彩。
关于死生问题，贾宝玉并未发过什么庄言宏论，只是每一提及，并不给人以沉重之感，倒有一种“任自然”的解脱之概。他尝对女儿们说：“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时候。”“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第十九回）“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脱生为人，就是死的得时了。”这些话的着重点虽在剖白自己对于女儿的挚情，以厮守到死作为一种极限；但说死后随风随水，化灰化烟，无形无迹，任凭自去，这样的想头同庄子所谓“其死也物化”颇有几分契合。
说到对世俗之理的超越则是显而易见的。作家让主人公挣脱形而下的“世务”和功名利禄的束缚，在行为模式上超越世俗是非利害的观念。不论人们以之为是为非为利为害，都照样实行不误，既不矜尚夸耀于人，也不纵欲牟利为私。只有从个体的自然本性出发，才会有这样一种任情适性的洒脱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式的“不喜读书”，实际上是对仕进利禄的厌恶，而不是对文化知识的蔑弃。本来，如果读书仅是一种做官食禄、光宗耀祖的手段，那么即使皓首穷经、案牍劳形，始终是件苦差事。贾政的酷喜读书就是为了把自己造成这种社会角色。如果读书是为了心灵的充实，个性的丰富，精神的拓展，那么即便是杂学旁收，兴之所至，也能意趣洋洋，过目成诵，成为陶情冶性的重要方面。从后一种意义上讲，贾宝玉是喜欢读书的。很难想像一个知识贫乏的懵懵顽童能够遨游在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里。老庄的“绝圣弃知”反对智巧并不是要人都变成白痴，而是反对妄用智巧，教人顺应自然。老庄本人就绝非不学无术之辈，而是极富文化修养的智者。精巧的哲理思辨，不能离开丰厚的文化土壤。
对哀乐之情的超越则要作一点辨析。《红楼梦》里所写的哀乐之情有两种，写来都很真切动人，但层次不同，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超乎世俗的。后者正如魏晋之人，虽然超脱，却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以哀乐过人，不同流俗。《世说新语》记载阮籍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行为任诞，蔑视礼法；然临诀之时，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废顿良久。可见是从世俗的哀乐之情中超脱出来，而比凡俗之辈更深于情。“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宗白华：《美学散步》）贾宝玉自然不能与耶稣释迦比肩，但当之无愧的是一个“深于情者”。他对于世俗的喜怒哀乐常常无动于衷，元春晋封，贾政升官，世人以为天大喜事，贾宝玉却视有若无，毫不介意；大承笞挞，皮开肉绽，惊动了上上下下多少亲人，为之痛惜流泪，贾宝玉却不悔不悲，反因受人慰藉而觉得舒畅。足见是超越哀乐之情的了。然而贾宝玉却能体会那不同流俗的深哀与真乐，闻得林黛玉的一曲葬花哀吟，竟然恸倒山坡之上，由花及人，由黛玉及于他人，终归无可寻觅，则自己又安在？“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第二十八回）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于人生宇宙的无名至深的哀感，带有探求万物归宿和本原的意味吗！即使对于许多常人以为可哀可乐之事，贾宝玉亦自更有他的深哀和真乐。荣国府中悲剧迭出，即如金钏之死，垂泪怜惜者不乏其人，惟宝玉闻讯五内俱摧，恨不得此时身亡命陨，跟了金钏同去，此乃超乎一般同情之深哀。大观园中，赏心乐事多有，怡红夜宴可谓所有大小宴游最为快心适意之举，无拘无束，醉酒尽欢，黑酣一觉，不知所之，此乃真乐。又如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些些细事，宝玉都引以为幸，私心深喜。无怪乎前人赞曰：贾宝玉“圣之情者也”。（涂瀛：《读红楼梦纲领》）由是观之，对于世间不能深哀亦不知真乐的浅薄庸俗之辈，贾宝玉式的人生体验是未尝有的。这种体验之所以深，之所以真，在于立足直感经验的理性思辨，通过思辨方能有所感悟，有所提升，无异于架起一道精神的桥梁，从形而下的外在物象中超越出来。
实现个人精神超脱的“至人”是道家的理想人格，实现博施济众的“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红楼梦》的作者对“圣人”的理想早已幻灭，却被超越世俗精神桎梏的“至人”境界所吸引，至少从中吸取了某些精神的养料，其人生哲学表层有消极特征，常常从否定的角度提出问题；究其根本精神，并不都是消极的。“全书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有一种社会的没落意识，还有一种宿命意识，最后又有一种超越意识。”（王蒙：《红楼梦启示录·作为小说的红楼梦》）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超越意识呢？不是靠成佛作祖，修道升仙，而是精神的自由解脱，是在对现实和历史进行审视和思辨尔后达到的。
首先，作家是将人的存在和活动当做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的。在这里不能不重提儒道两家的思维趋向的不同，儒家看到的是稳态的东西，是“经”是“常”，对现实人生充分肯定；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是“变”是“动”，眼前事物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感叹人生倏忽。作家的思维趋向显然属于后者。个人生活始于繁华终于潦倒的巨大落差，家族及世事升沉荣辱的无常变化，使之对事物的有限性、相对性自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红楼梦》从不将繁华盛况赏心乐事写满写尽，连不更世事的小丫头都知感喟：“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谁还守谁一辈子呢？”因而小说不给人以福祉绵延的幻想和极乐世界的许诺，倒时时警人以祸福相倚乐极悲生的预示。也因此，尽管旧秩序看上去还是那么庄严强大，笼罩着大观园的社会空气还是那么沉闷窒息，但不会永世长存。所谓运终数尽，大厦将倾，就意味着天崩地解，曙光在前。
其次，作家对生活进程中的形形色色都经过了严肃的思考，肯定了那些具有积极的崇高的价值取向的东西，不因“看破”、“参透”而不辨美丑，不分好恶。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固然来自合异同的学说，更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因为看到了人世间许多颠倒是非的现象，各以一己私利作为是非的标准，才发出了不谴是非一类言论，其中包含了极度的愤慨。《红楼梦》的作者同样对现实的恶浊颠倒极度愤慨，他的“看破”并没有归结为“不谴是非”，而是以极其热烈的爱憎和鲜明的态度去发掘和肯定生活进程中美好的东西，伐挞揶揄丑恶和虚伪。他的精神自由，不以出离当世为前提，而是以对经验事实的思辨为基础。这大约就是为什么《红楼梦》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浮沉远看的时候都看得开，近看的时候都看不开的缘故了。贾宝玉的悬崖撒手，该是大彻大悟，彻底看开了吧，如前文述及这不是愚妄的迷信，而是智者的抉择，虽则无可奈何，本身却是对那条世俗设计好了的人生道路的否定，是以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为基础的。那解脱不能凭空而来，就过程而言，看不开；就结果而言，看得开。
第三，《红楼梦》对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的探究没有终结，可以说永无止境。寄寓在书中的人生之谜具有永恒的魅力。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能触发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本来，“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命题，“得意”与“忘言”是对立的统一，这种思辨方法对中国古代美学影响至深，《红楼梦》作者深得此中三昧，许多情节和形象都有超乎感性具象的理性内容。许多读者对《红楼梦》的人物和故事早已烂熟于心，却还徜徉沉潜于那充满哲理的思辨之乡。这是一般小说作品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红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人们从作品中获得某种诠释，解得某个答案时，新的质疑，新的问题又随之提出。或者说，当人们解得人生之谜的一种谜底时，又会十倍百倍地扩大和发展这个谜，生生不已，无有止息。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红楼梦》的确有那么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意蕴，引发人们对鸿蒙宇宙和变幻人生的理性思辨，把人引向高远，引向未知。
写于1992年
人生之谜和超验之美——体悟《红楼梦》
在精神领域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并未消除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神秘感，反而引起了愈益强烈的探索欲。今人破解了古人视之为谜的东西，又十倍百倍地扩大了未知的领域，产生了新的谜团。何况，一个从科学角度已经完全可以被认知的对象，从生命或审美的眼光看却仍然可以是神秘的。艺术创作是对人生之谜的不懈探索，杰出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神秘感，因其对人生的探索指向终极的存在，包含着超越日常经验的不可言说的神秘之美，亦即超验之美。超验是以经验为基础，又超越具体感性的经验世界，凭借心灵的契合而达到的一种体验和领悟。超验之美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可意会而难以言说。《红楼梦》中精妙鲜活的经验世界已令人叹为观止，那惝恍迷离的超验之美更具无穷的魅力。小说中的经验世界本是作者以过来人的超越态度进行重构再造了的，经验和超验的对应沟通生成一种说不清道不尽的意蕴，面对作品，心灵的体悟往往比科学的解读更接近它的原味。只是体悟之道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生生不已。此时此地，如果要勉强加以言说和分梳的话，姑且就“此岸和彼岸的对话”、“今日对昨日的审视”以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诸端略加申说，固难逃浅薄偏狭之弊，亦聊申会心一得之快。
大观的此岸和大荒的彼岸之对话
人们都熟知《红楼梦》的故事依托于一个广远无垠的时空背景之上，那块补天孑遗的顽石被弃置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彼大荒世界，洪荒杳冥，无际无涯、无始无终、无悲无喜。顽石通灵之后，幻形入世，落到了大观世界之中，大观园正是人间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精华所在，连通着经验世界的诸般情态，万千气象。石头在经验世界很少露面，偶发感慨则醒人眼目。我们看到第十八回元春归省时的一段道是：“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太平景象、富贵风流。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得能见这般世面。”这破折号之后顺笔插入的石头自语，忽然“接通”了两个世界，从大观园一下子跳到了大荒山，依石头此时心思，当初何等凄凉寂寞，今日何等繁华热闹，十分庆幸得见这般世面，显然是肯定此岸的大观园，否定彼岸的大荒山了。
然而这不过是石头此刻的所见所感。大观园里花团锦簇的日子还没过得几时，灾厄就临头了，宝玉、凤姐中了魇魔法，气息奄奄、命在旦夕。当此之际，隐隐木鱼声中，和尚来了，持着那顽石幻化的通灵宝玉叹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而不灵验了。”不觉称羡石头当时在大荒山的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原来人间乃是势利之场、是非之地，何若原先那等自由自在呢！与上面相反，在这里又否定充满声色货利的大观世界，肯定无拘无束的大荒世界了。
当然，石头也好，和尚也好，都并不等同于作者，都只是载负着作者的某种人生体验。这诸般人生体验，皆因时因事而有差异甚至相互矛盾，在作者是这样，在他的人物贾宝玉身上也同样。比方说在纷纷扰扰爱爱怨怨的经验世界中，人们常有挣脱现实的超然之想，而终于超越不了，只得重又返回现实之中。贾宝玉的续庄参禅便是佳例。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他先是疏冷了袭人等丫头，接着又得罪了黛玉，惹恼了湘云，自己原好心调和，反落了两处不是，独处自审，竟有焚花散麝、戕钗灰黛、丧情灭意之想，所谓：“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不是同大荒山那块“心头无喜亦无悲”的石头认同了吗？只不过这认同和解脱十分短暂，宝玉经不住比他更智慧更有悟性的姐妹的诘问，一经黛、钗点拨，立即自认愚钝，打消此念，一个筋斗翻回到了红尘现实之中。
有趣的是，小说这一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紧接着下一回便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贾宝玉方才俨然是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庄禅信徒，此刻却沉浸在《西厢记》、《牡丹亭》的妙词艳曲中，感受着人生花季最美好幸福的时光了。看来，此岸世界虽则纷扰烦忧，却有至情真爱在；彼岸世界尽管自在无羁，却不免落寞寂寥。
就是这样，大观的此岸世界和大荒的彼岸世界互相否定，又在互相否定中互相肯定，在肯定与否定中不断对话。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正是作者不断探索、寻求精神归宿的生动体现。这种对话的性质和内涵十分丰富而多样，却没有尽头，不曾给出答案。我们不能否认老庄哲学和佛教禅宗等对《红楼梦》的深刻影响，但《红楼梦》的彼岸世界不能等同于佛教的极乐世界或道家的羽化飞升，它不是宗教，而是作者对精神归宿精神家园的求索，大荒的彼岸正是一种求索的标识和印记，石头的隐喻包含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叩问，体现出一种博大深邃的终极关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把曹雪芹说成是哲学家、思想家，毋宁说他是一个极其敏感、悟性很高的艺术家，他对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已穿越经验界而伸入超验界，这种超越和提升自然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红楼梦》中，除去贾宝玉之外，各色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困惑，都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追求，但未见得都有超越的意向，更遑论终极关怀。就说信仰吧，在中国，求神拜佛再普遍不过了，可它的实用目的也再明显不过了。人们看到不论是贾母的慷慨布施还是王夫人的持斋敬佛，不论是天香楼设坛还是清虚观打醮，都有很实用的目的，都是为了家口平安、消灾祈福、宗祚绵延。二十五回末写到林黛玉听得贾宝玉病好，脱口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又是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儿才好些，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得可笑不可笑？”这固然是打趣的话，却道出了中国文化实用性的一面，它通常不去超越日常现世生活和感官世界，不去提升人的精神，却把神佛菩萨人间化、世俗化。虔诚的信奉者尚且如此，那等而下之的更不必说了。馒头庵老尼净虚和水月寺圆心之流不过是披着佛门外衣的利欲熏心的拐子，天齐庙的王一贴倒直言不讳，迹近江湖骗子。种种愚妄欺人的鬼话和极乐世界的许诺在这里早被彻底戳穿、一钱不值。我们还是回头来看看多数人的虔心信奉到底有什么价值。应当说，作为一种信仰、一种教义，它在帮助普通人摆脱烦恼、慰藉灵魂方面还是有作用的，不只是贾母、王夫人等女流之辈可以从中得到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寄托，即如从来不语怪力乱神的贾政，在至急至气之时也会说出“剃去烦恼鬓毛”、“寻个干净去处”这样四大皆空的话来。当然，像贾政这样为儒家文化浸润的人是不可能去出家的，如同他行至稻香村“勾起归农之意”一样，不过是一时慨叹激愤之词。
真正斩断尘缘、出家离世之人是有的，在《红楼梦》中当数甄士隐、柳湘莲，也包括日后的贾宝玉。他们决绝地否定了烦恼纷扰的此岸世界。然而彼岸世界何若？不甚清晰，不知所终。因而，与其看重贾宝玉“悬崖撒手”的结果，莫如更看重他达到这一结果的过程，看重他充满矛盾的精神历程。比之《红楼梦》中各色人物的信仰和追求的实用性质，贾宝玉的关怀和信奉最少功利色彩，无论是对事对人，一草一木，他关切的往往不是现下的直接利害，而是念及绝对和永恒，由此生出无穷的烦恼，宜乎世人所谓“无故寻愁觅恨”。就连他生命中的第一大事、与林黛玉生死不渝的爱情，也充满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只有过程，没有结果。而且这个过程还充满着矛盾纠葛，好了又恼，恼了又好，最为知心相契的人竟然还常有误解、猜疑和不能沟通的时候，到了至急为难的当口，每每用“我做和尚去”解围。做和尚自然可以看成是谶语，也是贾宝玉在此岸世界的困扰中冀求超越的一种意向。类似“做和尚”或者“化烟化灰”的赌誓不止一次，连林黛玉都说“我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可见贾宝玉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在徘徊回旋中摸索。他究竟追求什么？已有的人生规范和宗教模式都不合辙：他读书是虚应故事，到庙里还愿是长辈之命，续庄参禅是一时兴会，祭奠洛神是心怀金钏，打醮祈福如同旅游，痛悼芙蓉是企盼晴雯成神……不错，宝玉最终是“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了，那佛门清静之地果真是他的精神归宿吗？不得而知。贾宝玉心目中的彼岸世界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捉摸不住的杳冥洪荒无欲无求的大荒境界吧。
前面提到过，不论是僧道、石头，以至贾宝玉本人都不能等同于作者；不能认为贾宝玉悬崖撒手就意味着作家找到了精神归宿，只能认为在执著探求的过程中留下了永远的问号和印记。过程比结果更给人以启示，在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沟通和对话，特别是两者相互否定所带来的两难处境和矛盾心态则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不只是贾宝玉，不只是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曾经有，而且永远会有这样的体验。这远比宗教教义和哲学讲义亲切得多、生动得多，同时又有几分神秘、几许诱惑。因为这是超乎经验的，需要精神的提升和心灵的契合才能体悟的人生真谛，它不是终极真理，却是一种人的主体可以把握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审视
超越经验世界最常见的途径是回忆，在回忆中重温过去的经历。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不开启和调用作家记忆的宝库，《红楼梦》是以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的忆旧之作，这是作家本人并不讳言、后世读者也都公认的事实。
怀旧是人人都会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人们对于昨天、对于过去、对于历史，所怀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总是觉得“今是而昨非”，也不一味感叹“今不如昔”。觉得今天比昨天高明，是一种超越；感到今天不如昨天，是一种依恋、一种回归的渴望。这两者常常相依而存相伴而生。就像我们在《红楼梦》里感受到的半是忏悔半是怀恋、既已超脱又复依归的心态。可见，过去曾用“留恋失去的天堂”一棍子打倒或以“消极没落意识”一个标签封死是愚蠢的；反之，沉湎于繁华旖旎缠绵悱恻的经验世界中不能自拔，也永远不能解得其真味。
超越与回归两者，前者是主要的。所谓超越，是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拉开了距离，得以在更高一层的人生阶梯上俯视过去。《红楼梦》的时间跨度不能仅视为写了主人公的一生经历或作家的往昔岁月，盖因“历过一番梦幻”或曰翻过一个筋斗之后，其距离效应不以年月计，而是几世几劫、亿万斯年，有一种悠远的历史感、纵深感。对于曹雪芹这样渴求精神超越的作家来说，他会强烈地感受到在无尽的时间里，生命是何其短暂，在无限的空间中，生命是何其渺小，觉悟到一切都原来如此、不过如此。这种“过来人”的感情和智慧使他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成为一个智者、一个超人、一个上帝。《红楼梦》给人如此浓厚的彻悟感、宿命感，与此相关。当我们和幻形人世的石头一起享受人生之时，也便享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触处皆是的征兆、预感、谶言、隐喻、象征等等，无不溯源于对昨日的经验世界的反观和超越。明明是在写富贵旖旎的生活，而处处显示出衰兆；明明是谱写青春生命的旋律，却在透露出哀音。正如乐章的复调，有一种和声、一种回音、一种呼应。这里，只有具备了“今日之我”的智慧与悟性的作家，才堪胜任这乐章的指挥，使今日与昨日不仅遥相对应，而且给以提升，产生出超乎经验世界的深邃感、神秘美，或曰超验之美。
在此，我们毋庸对小说中涉于幻诞的构想和情节多加赘说，诸如顽石下凡、绛珠还泪、警幻示训、可卿托梦、僧道点化、风月宝鉴等，因为它们的超验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其与经验世界的接合虽则巧妙却也痕迹分明、易于领会。令我们初读时泛泛看过而实则蕴涵很深的倒是某些十分生活化的场景和对话，往往就在日常生活的流程中、人物之间的言谈笑谑里，不时有超验之光在闪烁，令人怦然心动。比方前面提到过的贾宝玉动不动就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又如薛玉菡鬼使神差地在酒令中说出了袭人的名字，王熙凤取笑黛玉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薛宝钗漫不经心地出主意让莺儿打个络子把玉络上，林黛玉冷不丁儿从芙蓉花影里走了出来，等等。读到这种地方常常心头不禁为之一震，仿佛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主宰、驱动，给人一种神秘感、宿命感，这不是迷信，而是作家超越人生反观往昔所显示的超验的力量。
有时，人们可以凭借脂评的提示来领会这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比方省亲一幕，当元春回銮离别之时，为了冲淡悲戚难舍之情，说了“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的话，此处有脂批“如此现成一语，便是不再之谶。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隐讳自然之至”。这期许竟成了永诀，生离也就是死别。又如凤姐生日那天，贾母做主让她痛乐一日，众人纷纷敬酒，尤氏笑道：“我告诉你说，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上两钟吧。”这是玩笑话，表层意思仿佛今朝有酒今朝醉，其实此刻已经有人在背后诅咒凤姐了，日后之事更难逆料。此处也有脂评“闲闲一戏语，伏下后文可伤，所谓盛筵难再”。类似这样戏语成谶，弄假成真，看似闲笔实则有深意存焉的地方，即使不加提示，读者也能体会，仿佛上帝之手无处不在。
这绝非读者的过敏或附会，而是作家以超验的态度重构经验世界产生的艺术效果，何等自然，何等现成，又何等奇巧深邃。在全书中，自然以前五回和灯谜、酒令、诗会等这种效果最为突出。试看“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是众女儿最畅快最尽兴的一次聚会，也是最富暗示性和命运感的一次检阅。各人抽得的花名签是花、是诗、是谶、是命，各人都在欢乐中默默领受命运之神的颁赐。抽签是偶然的，是游戏，又是必然的，是人生。
应当分清的是，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并不能够预知和掐算自己的命运，她们只是在抽签、在做诗、在猜谜、在行令，以至于在做梦，就像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一样，其中悟性高的至多有一点朦胧的感觉、陷于沉思冥想而已。真正全知全能的是作家。因此，从审美的角度看，超验的神秘之美还因为作家只把谜底泄露给读者而永远瞒着人物，在心中有数的读者和一无所知的人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理的张力。成功的小说作品都可以引发这样的阅读心理，即所谓“替古人担忧”，《红楼梦》的作者则极大地开拓和强化了这一张力场，它所带来的读者审美心理上的期待感、紧张感、神秘感远非一般作品可比。当我们掌握了作者在前面五回通过词曲梦幻等泄露给读者的种种“谜底”后，在进入阅读过程时对人物命运的关切就不是那么被动、表浅，而是有一根超验之线在提动着，变得格外敏感，仿佛有了一种“第六感觉”。小说中专写惜春的第一个情节是同水月庵的智能儿玩耍，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明儿也剃了头作姑子去”。人物对自己的未来茫无所知，读者则已先知先觉，这种反差形成了一种震撼力，使惜春此时此刻的言行获得非同一般的意义。上举琪官的酒令、凤姐的取笑、宝玉的赌咒、黛玉的出现等等都具有这样的审美心理效应。就是说在经验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人物丝毫不曾意识到自己言行的分量，作为上帝的作家使它载负起某种超验的信息而又不着痕迹，读者既因体察到超验之旨而感悟，又因人物的不悟而悬念。当然，作为读者也可以不去理会什么言外之意，仅仅按照经验世界的描绘来解读作品已经很丰富了，但稍有悟性的读者总爱寻幽探胜，或者说《红楼梦》能引动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培养人的悟性智慧，把人从形而下的世界一下子提升到形而上的世界，去体察那超验之美。
本节开头提到，今日之我对于昨日之我的审视，除去超越的一面，还有回归的一面。
所谓回归，并非要历史退回到过去的岁月，沉浸在褪色的记忆里，而是希冀在更高的人生阶梯上找回过往人生中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失去的常常是美好的，因其不可复得而具有永恒的价值。人们都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旧地重游每每感到怅惘和失落，那是因为没有找到那曾经有过的美好的感觉。比方记忆中当年一座高大的楼，如今只见其矮小，一条宽阔的河，而今只见其浅窄。倒不如保存在记忆中，那高大宽阔的感觉永远不会消褪，如果形诸笔墨，一定比原先所见更其明晰、更其精彩。可以想见，曹雪芹笔下的风月繁华、闺友闺情，一定远胜于当年的“秦淮旧梦”。我们看到，《红楼梦》中即便是一饮一馔一颦一笑都是令人向往和依恋的，不必说那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著名场面和情节，这里只举一个极小的生活细节，单看那芦雪广联诗时端出的几样果品：蒸熟的雪白的大芋头、朱红的橘、金黄的橙、翠绿的橄榄，这雪白、朱红、金黄、翠绿，色泽多么鲜明、丰富、诱人，这是果品的色彩，也是生活的色彩、人生的色彩。在小说中，一切自然的色彩、声音、味道、形态尚且如此真切动人，何况是人间的真诚、纯情、友谊、关爱、体谅，一切亲子之情、手足之情、朋友之情、知己之情、恋人之情更是刻骨铭心了。有谁不为《红楼梦》中谱写的闺友闺情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生能有几许天真呢？人生能得几次欢聚呢！贾宝玉在长日静静、情意绵绵之中随口杜撰林子洞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果真使林黛玉听住了。少男少女纯真无邪的居处言谈，涓涓细细、沁人心脾。即便是为人诟病的贾政也并非浑身都是虚伪，当他向元妃启奏时提及“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而元春殷殷嘱以“暇时保养”等语，不也透露出一种相互慰藉牵念的亲子之情吗！固然许多人间真情此刻已被权力金钱所异化、扭曲和压抑了，但惟其如此，此情才更加值得珍惜。
反顾往昔而渴望回归、渴望找回失去的可贵的东西，还由于这些东西在过去的岁月中往往并不显得珍贵或并不知其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朝花”是宜于“夕拾”也应当“夕拾”的。朝花“朝”拾，带露折枝，自是新鲜，然而往往不辨色香不知珍爱甚至随意丢弃；朝花夕拾则意味着经过时光的淘洗、历史的沉积，删夷了芜杂的枝节，出离了当局的迷误，朝花更见其明艳和精彩。因此，这种归依也是一种升华，是另一种形式的超越。《红楼梦》何尝不是在夕晖中拾起的一片朝花，作者半是愧悔半是依恋的心态，正反映了“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省察和反思。
回归不是简单的复现，作品中的经验世界比实际经历过的远为真切鲜活丰盈得多。虽则是“昨夜星辰昨夜风”，却能和今日的读者“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这里，作者已经超越了过去，超越了自我，在广远无垠的时空里和读者沟通了。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大美无言。在阅读过程中体悟到超验之美是一种十分愉悦的难以言说的境界，或许可以借用前人的审美经验描述一二：“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麟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堕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淡，悠然而远也。”这是清代蔡宗茂为顾翰的《拜石山房词》所写的序中的话，描述其审美感受由形象直观到情绪感染以至于心灵体悟，是层层递进的。美学大师宗白华在《艺境》一书中以“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体悟”来表述这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当然不是任何一部作品都具备最后一个层次，也不是任何一个读者在任何时候都能抵达那样的灵境。面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在我们有限的阅读经验中，确乎出现过心有所悟怡然自得的时候。但即在此时，也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独得了作家的真传，穷尽了作品的底蕴。正相反，对于超验之美的体验，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远胜于经验世界的一切，这就注定了我们只能处于不断体验、不断追寻、不断探求的过程中，凭借作品留下的印迹，去参悟那不可穷尽的大大小小的人生之谜和人性之谜。
《红楼梦》中设谜之多是早已出了名的，判词和曲子像谜，灯谜和诗谜是地地道道的谜，咏物和抒怀的诗作也类乎谜。有的十分显豁，如某词某曲即关合某人；有的则猜了二百多年也莫衷一是，如怀古诗谜、真真国女儿诗之类。其实这些不猜也罢，说不定原本就是没有谜底的，岂不白费精神！在这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本身就留有某些疑窦、空白、隐意，即用经验世界的逻辑和情理难以解释和参透的地方，这才是费心猜度耐人寻味的谜团。这样的谜团（文本的疑窦和矛盾关乎《红楼梦》的成书之谜，这是另一范畴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无力亦无意涉及），可以举出一大串，甚至可以说无处不在。
我们不妨从人们最为熟知的秦可卿之死这一大谜团说起。论者或以为这一谜团早已解决，脂评中那位“老朽”不是已经把谜底泄露了吗？其实，就算补出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情节，也不足以解开这个人物之谜。有的创作家甚至已经构想“秦可卿出身未必低微”，写成作品，拍成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自然完全可以，但对解读秦可卿这一人物并无多少助益。因为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原作给出的那样一个秦可卿。毋庸讳言，这个形象破绽颇多，模糊不清，相当概念化，从经验层面讲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偏偏委以重任，让她临终托梦筹划贾府后事，更可惊骇者令她与幻境中警幻之妹同名兼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滔滔贾府的惟一清醒者，她像是神的使者；作为贾宝玉进入幻境的导引者，她又是情的化身。总之这是一个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角色，给人以朦胧神秘的美感，令人把握不定、捉摸不透，永远葆有引人探索的潜质。薛宝琴这个人物也是个谜，出场很晚，起点很高，广见博识，怀古感今，其壮阔苍凉的情怀与她那小小年纪实难相称，从不糊涂的贾母贸然以她为宝玉提亲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总之在“能品”宝钗之外忽然降临了“神品”宝琴，令人在惊喜之际不免有缥缈之感。再如甄宝玉，就如同贾宝玉的一个影子，很难说是一个独立的人物。然而，今之悟性高的评家从中看到了镜子原理和长廊效应，看到了“主体之我”和“对象之我”的分离。这种感悟富于哲理，当然是超乎经验层面属于形上世界的了。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不过是些次要的、非全局性的人物，那么，在全书的主干人物身上，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即在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个性及相互关系中，同样存在着某种先验的东西。就说林黛玉吧，她的多愁善感、自泪不干很难用经验世界的身世遭际等等环境的和主体的因素给以完足的解释。人们只觉得她事事伤感、处处伤感，仿佛从来如此、天生如此。原来，林黛玉正是为了“还泪”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伤感就是命中注定、带有先验性质的了。再看薛宝钗，她身上那一股热毒本是从胎里带来亦即先天赋有的，用以制衡的冷香丸从配方、命名到取得又都出于方外和巧合，可见她性格结构中以冷制热的势态固然出于修养，亦如有神助。不然，何以小小女孩竟从容大雅明达谙练如此。至于说到这两个人物的关系，历来在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历史评析早已确立了林黛玉第一女主人公的地位，如今人们进而超越“钗、黛优劣”的话题，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目光来加以考察和评说，认同两者都是美，一者追求性灵的自主的人格，一者追求理智的社会的人格，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的存在方式的选择和思考。正因此，即使时过境迁，人物生活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已经逝去和变更，而这种选择和思考却永远困扰着人们，钗、黛的话题也因而永恒。
在这里，应当避免一种误会，即《红楼梦》中的经验世界是否因其超验性质而致失真，担心作家这个上帝的形上思考损伤了人物的血肉生命。回答是不仅不会，相反提高了作品的真实性，使得人物有了灵性、有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含量。我们知道，作品中的经验世界已是经过作家重构了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的心灵体验而后外化，心灵体验有深浅之分，有单薄和丰厚之分。平庸的作家只能就事论事地摹写生活，深刻的作家能够通过人物和故事让你悟出些什么，杰出的作家更有一份博大广远的终极关怀，探究的是人生和人性的奥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很难遇到林黛玉、薛宝钗一样的人，但当我们在作品中遇到了的时候，不仅信其为真，而且更觉其深，因为作家的感悟竟然透过人物和自己相通了，自己心底的两难选择和渴望“兼美”的秘密竟然被作家猜中了，有一种说不出的知己感、认同感。作品固然昭示着兼美的不可得，但这并不妨碍对兼美的追求。须知薛、林各自代表着美的一极，而且是美的极致，都是顶尖的拔萃的人物，要想兼得美之极致，或曰完全地兼得是不可能的，但一定程度地兼得、有所侧重地兼得则是可能的，这正是人们坚持追求兼美理想的结果。而且应当不限于男性要求女性的兼美，也包含着女性要求男性的兼美，在现代，选择本来就是双向的。笔者的一位友人曾将其新婚纪念册页见示，其中有一副联语曰：“天上神仙伴侣，人间柴米夫妻。”这难道不是兼美理想的生动体现吗！而友人伉俪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兼美之境的。本来，人不能不是理智的、务实的，又不能不是性灵的、感情的，这种对于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渗透在艺术形象之中，其所达到的真实就不仅是像，而且是令人心仪了。
人生百态人生百味，很少有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这样供人流连品味、思索冥想，它不仅能唤醒经验世界的种种，还能使之得到超越和升华。那么，《红楼梦》究竟何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至境呢？过去，我们习惯于用艺术典型或加上艺术意境来给以阐释，而面对作品的超验性质和思辨内容，典型论和意境论总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胜任。这里，应当引入与典型和意境二者并列的“意象”这一范畴，也许有助于探寻这部杰作的艺术奥秘。
意象并不是什么舶来的时髦玩意儿，可谓古已有之，《周易》便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现代艺术往往不创造典型，只创造意象，也可以成为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之作，体现了向古代艺术的回归。当今的文艺理论家在考察了文艺现象和总结理论遗产的基础上发现，人类从古至今创造的艺术至境的基本形态，除了典型和意境而外，还有长期被人冷落的“意象”。三者鼎足而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艺术创造的理想境界。再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典型，表现型艺术可区分为客观表现型和主观表现型，前者追求的是意境，后者追求的是意象。意象区别于典型和意境则在其思维路线不是从具象到具象，而是从抽象到具象，也就是说，在抽象思维的指引下，捕捉与之对应的客观物象，创造表意之象。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应完全归结为形象思维，也应包括抽象思维。（顾祖钊：《艺术至境论》）
返观《红楼梦》，我们看到有的人物是称不上典型或很难用典型论来衡量的，上举甄宝玉、薛宝琴、秦可卿等都属此例，与其说作家在按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不如说是在某种哲理意念驱动下创造的意象。这些人物虽或多或少地具有个性，更多的则是某种意念的载体。至于小说中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艺术典型的众多人物，同样注入了作家的某种哲理思考，载负着某种理念信息，有一种超象之旨，前文述及的宝黛钗是如此，未曾述及的诸多重要人物亦常常如此。包括书中最为鲜活生动的王熙凤，她从势焰灼人到哭向金陵，她的机关算尽反祸及自身，无疑熔铸了作家对人生和人性的观察和思考；即便是具体的情节如凤姐寿日变生不测正含乐极生悲水满则溢之旨，何尝不是一种意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艺术意象已融入艺术典型之中。
再看《红楼梦》中的诗词韵语，人们公认其为小说的有机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诗词倘用典型论析之固觉不伦，若以意境说论之亦似未洽，尤其是前五回中的好了歌及注、判词及曲，与其说它创造了意境，不如说创造了意象来得恰切，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辨性。至于人物的托物咏怀之作，则可以看做意境和意象的结合，既可独立观赏，又因其承载作家的某种意向而充满隐喻。
意象在《红楼梦》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象征性，或者说《红楼梦》中的意象多属象征意象这一类别。象征意象有别于广义的象征，也不必冠以象征“主义”之名，只要定位于“意象”这一与典型和意境并列的美学范畴之内便不致泛化。象征必须包含意义与意义的表现两个要素，必须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暗示性，前人早已很有见地地抉出《红楼梦》“注此写彼、目送手挥”的妙谛。象征意象可以有符号的象征和寓言的象征，二者在《红楼梦》里都有出色的运用。符号的象征在小说中不像建筑绘画等采取抽象型，多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具象型，常用自然物及其变形，如人们熟悉的顽石、仙草、宝玉、金锁、佛手、冷香丸、潇湘馆的翠竹、蘅芜苑的香草，以至整座大观园等等。而小说开卷的两则神话其实是作者自创的寓言，其象征意义直指作品旨意，具有全局性。实际上，象征意象在《红楼梦》中的运用，情况要复杂得多，远远不止于人们易于把握的类型，而往往同人物、情节、环境、氛围融合在一起，如上文所论及那样，使经验世界和超验之界接通，使读者的审美情感得到升华。
较之典型和意境，意象要含蓄得多，内涵丰富得多，其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也大得多，象征意象到了极致就成了谜。总之，意象和意境与艺术典型相融合，共同造就了《红楼梦》的艺术至境。
体察蕴涵于《红楼梦》艺术至境的神秘之美、超验之美是一个永远令人向往的境地，又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这里需要人生的阅历，更需要悟性智慧，我们常常会有所发现，而终于难以尽言。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既付言说，焉得真意？本文终于落入了不可言说而又要言说的困境。
写于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