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北洋三杰之首，曾参加了甲午战争，并出任民国总理，以低调闻名。为什么要低调呢？据王士珍自述：他年轻时睥睨天下，目无余子，从军时遇到李鸿章，发现李鸿章智慧才干，不知高出他多少，可是却处处碰壁，天天挨骂。这时王士珍才知天下事之难，难就难在做得越多，挨骂也越多。
早在1880年代，李鸿章就发现，以官办的军事工业强国只是沙上建塔，无以为继，英法等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有一个制度及发达繁荣的机器工业体系为基础。因而他提出“寓强于富”，“分权于民”，以1872年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为起点，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持创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但始终未能成大规模。国与国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李鸿章最感到缺失的是现代人才的极度缺乏，他对清朝的科举制度实行的“愚民”政策深恶痛绝。为此他还专门设立洋务学堂，早在1863年，他就在上海成立广方言馆，设外文、数理、机器制造等课程。1868年，又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译书馆，开始有组织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和一些人文著作的工作。后来又在天津陆续创办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李鸿章在1872年会同曾国藩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在曾国藩去世后独立主持这项创举。
李鸿章信奉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即“螺蛳壳里做道场”，也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世事，由于利益集的相互牵制，李鸿章在制度改革上穷其一生也未能有大突破。尽管手有重权，但李鸿章能感觉到清廷对他的防范，在内政上一直处于“外臣”地位。李鸿章很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君王主持，臣民同心的局面。而在清朝，他的所作所为却总是谤议满廷，而且，还要对权贵诚惶诚恐地结交。因此，制度限制了李鸿章的改革，他在办企业时的“官督商办”模式，弊端丛生。以当时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改组后的船主大都成了经理人员，同时也接受朝廷的职封和俸禄。这些人又让亲朋好友在公司中担任职务，因此，它既不是官办企业，也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而是四不像机构。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曾指出：“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清朝的崩溃与权力斗争有巨大关系。在清朝，慈禧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在近代史上举足轻重，慈禧是位精于权谋但却不善审时度势的女人，美国人I·T·赫德兰曾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一书中指出：清廷后宫里都不是善善之辈，慈禧并没有成为独宠专房的后宫嫔妃，竞争压力极大。之后慈禧能成就一番事业，源于其狡黠多谋、工于心计，在残酷的竞争中，是天生的翻云覆雨手。在清朝，派系也意味着后台，后台越大越硬，获得的政治资源和利益就越多，清廷中，慈禧控制的后党致力于平衡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之间的势力关系，几派之间相互提防制衡，生怕对方实力“独大”。
派系林立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一大特色，光绪皇帝名爱新觉罗·载湉，其父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母亲是慈禧的胞妹，帝党的中坚是翁同和，他既是光绪的师傅，又是户部尚书，光绪“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此外，文廷式、志锐、张謇等也属帝党，但他们大多没有实权，只是对慈禧深为不满，支持光绪掌握政权。在慈禧意识到将要被“帝党”的“变法”踢开的时候，就从“垂帘听政”到“撤帘归政”，又一次来到权力前台。而帝党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光绪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键是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军队。
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帝党支持的维新变法的，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但李鸿章懂得在斡旋的时候自保。
各种“斗争”最终导致清朝分崩离析，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甲午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战争夺兵权，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廷的各利益集团从各自利益出发，分别集中于慈禧与光绪的周围相互攻讦，将清王朝利益置之度外。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水师；曾国荃、左宗棠的湘军，都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的私有资本，李鸿章曾特向朝廷申明“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各派系之间畛域分明，相互倾轧。“清流”派人物兵部左侍郎黄体芳曾向朝廷弹劾李鸿章：“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早在1891年中日海军互访后，中国也看到海军装备落后这一危机，但正是这一年李鸿章的政敌“清流派”翁同龢有个奏折获准，基于财政欠收，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李鸿章因此无法扩军，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没有得到资助。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也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甲午战争开战前，李鸿章非常清楚北洋海军实力不济，因此反对清军进入朝鲜与日本开战，而求“避战自保”。在朝鲜问题上，清廷主战派对李鸿章大肆攻击，强烈要求派遣大军入朝鲜，之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清廷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内部在争斗。
美国海权研究专家布鲁斯·伊莱曼认为：清朝时期海军舰队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上海和旅顺，每支舰队都有明确的防御目标。清帝国把舰队“分而治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舰队集中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但另一方面，舰队的分离也导致了海军向心力不足，在关键战役中互相拆台。例如在中法战争时，北洋舰队坐视法国侵略越南于不顾，导致南洋舰队缺少支援，使得清朝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
慈禧与光绪间的内斗在之后“戊戌政变”时期已经无法调和，慈禧曾企图逼迫光绪退位另立新君，各列强表示不予承认。为防止列强与光绪联手，慈禧在这之后又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对于慈禧来说，“耻辱”与“割地”远不能与统治地位相比，慈禧为保住自己的位置，不惜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强迫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每人出银一两，换取自己在北京的地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曾在《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从1896年至1899年她在清王朝所见所闻。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边境狼烟四起，海军经费的筹集十分困难。慈禧一心经营她晚年的活动场地，大修三海及颐和园。仅三海工程就花费白银600多万两，其中占用海军经费140万两。除各项浩大工程外，还专门为慈禧建造了一座寝宫仪銮殿。三海工程完成后，慈禧接着又大修颐和园。甲午战争前，三海和颐和园两项工程，总共耗银1760多万两，其中挪用海防经费557万两。以至李鸿章十分无奈地大诉其苦：“财绌时艰，至于此极，防务当从何着手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