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4月29日，日本皇宫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位于东京青山的皇宫内院，18岁的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的王妃16岁的出身于藤原家族的节子分娩，晚上10时10分，日本诞生了一位天皇继承人。
据说这一天一直阴云密布，快到傍晚时天空突然变晴，西边出现大片红霞，得知皇孙降临，日本明治天皇按日本的习俗，为皇孙命名裕仁，尊号迪宫。名和号都取自汉籍《尚书》，“裕仁”之“裕”字语出“裕乃以民宁”之句，而取“仁”字则是千年以来皇室形成的习惯，凡天皇家男子的名字大都加有此字。号中的“迪”源于“允迪厥德”一句。
而日后声名显赫的裕仁在命中注定要与20世纪同行，日本在整个世纪中经历的重大事件都和这一名字紧密相连。他也成为日本兴衰荣辱的一个时代的象征。
日本明治天皇从1906年就患上了糖尿病。1912年春季后，又并发尿毒症，于7月30日去世，时年60岁。1926年12月25日，只有47岁的大正天皇由于中风发作去世。大正天皇去世后不到两小时，皇太子裕仁的汽车已到达了叶山行宫。当日凌晨3时15分，裕仁在叶山行宫举行了简短而庄严的秘密继位仪式，并由赤坂离宫院内的小凡尔赛宫住进了日本皇宫。
日本皇宫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一处地势高的地方，早期是江户幕府所建的城堡，1888年幕府垮台后改为皇宫，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一道棕黄色岩石砌成的蜿蜒城墙以及城壕将其与外界划开。皇宫坐北朝南，正门外有一座双孔拱式铁桥横于城壕之上。由于城壕较深的原因，桥身分为上下两层，因此称“二重桥”。在日本平民的心目中，二重桥也是皇权的象征。
按日本年号要从四书五经出典的惯例，裕仁天皇“朝见仪式”的当天举行临时会议，在政府提供的“昭和”、“光文”、“神和”中，裕仁挑选“昭和”作为新的年号。这个年号取自《书经·尧典》中的“百姓昭明，万邦协和”一语。之后20年的历史证明，裕仁天皇的“万邦协和”与明治天皇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一脉相承，都试图在炮舰下实现。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吃惊。
在日本近卫内阁决定在1937年7月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天皇裕仁36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赫伯特·比克斯曾在《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中指出，日本发动战争时，裕仁的考虑首先是来自苏联从背后切断日本退路夹击日军的可能性，因此，他首先召见了陆军元帅，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日军侵华的许多指令都是由载仁亲王签发。载仁以及陆军大臣杉山元告诉裕仁不用担心陆军对苏联作战的准备：即“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天皇完全相信了报告，为了有效地协调日军各军种，尽快地灭亡中国，日本天皇于1937年11月27日下令成立“大本营”，这实际上是“天皇的司令部”，它是一个纯军事机构，天皇可以通过它行使大元帅的宪法职权，使陆海军能够更加统一行动。
在日本有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日本军部中央形成了右翼强硬派与左翼谨慎派两大派别，前者就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武藤章等，而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右翼强硬派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其征服，目前是最好的时机。而左翼谨慎派则坚持认为，中国现在仍不可小视，目前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深陷进去，这样腹背受敌，处于被动地位
日本的右翼强硬派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基本停留在以往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上。他们对中国力量极为轻视，认为一触即溃，日军根本不会陷入持久战。至于三月灭亡中国对于日军高层来说最后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现实，任何怀疑这个说法的人都被视为对皇军的污辱，被视为卖国贼！
包括一些日本著名的智囊人物也这样认为，号称中国通的平田晋策就曾指出：中国现有军队，共有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够得称为现代化的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中间偶然有一、两旅或团比较好一点，然如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式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个师团的5至6万人马就可以到处横扫，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重要的是，日本的右翼强硬派认为这是消灭中国的绝好时机。当时苏联正陷入内部大清洗中，军队和政府都陷入混乱，短时间内无法复原。苏联出现内乱，应该乘机在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中国，然后再全力对付苏联。
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曾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思路概括为蝎形战略：蝎子的两螯钳向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尾部指向台湾。蝎子能否捕获目标，中日在西太平洋海上的实力对比起了决定性作用。朝鲜——中国——南洋，这是日本战国时代丰臣秀吉为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从历史上看，中日之间历次争斗日本都依照了这一路线。
美国军事分析家乔治·弗里德曼曾这样评价中国的地缘，中国如同一个岛屿，它显然不是被水环绕的岛屿，而是无法逾越的地带与荒原有效地将它与外部世界阻开。中国北边是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不易居住，人烟稀少，并且不易穿越。中国西南是无法穿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界处则遍布山脉和丛林，中国东边是海洋。只有它西边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接壤处可有大规模的人流通行。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线一千英里以内，占国土总面积约1/3的地区。剩下的2/3的国土则人口稀少。
按中国军事家蒋百里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战争通常从北向南进攻成功率高。在战争中，日本的扩张顺序是几代日本军事家精心研究的结果，由于中国的地理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日本人入侵中国的通道，是进入东亚大陆的必经之路，而朝鲜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博弈。再向后，就是东北，中国东北与日本接壤，是通向中国内陆、蒙古高原、外东北三个方向扩张的平台。同时，由于中国各路军阀割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控制力较弱，因此，东北最容易成为日本侵华的突破口。
控制中国东北虽然有利于在中国大陆上站住脚，但也容易遭到这三个方向地缘势力的合击。中国东北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高原，要想占据东北，进而侵入中国大陆，避免苏联在背后断了后路，以至腹背受敌，则需首先解除蒙古高原的威胁。这也是日本关东军一直数十万重兵控制中国东北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东北相当于中国地理的头部，由于外蒙古独立，东北缺少战略缓冲，就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东北与关内的交通主要通过辽西走廊。东北失陷，华北即无险可守。失去了华北，中国也就岌岌可危。
中国利于防御的地方以纵向分布的山地为主，如华北太行山脉、桐柏山脉、大巴山脉、湘西山地、粤北五岭等，由此向西的地带都适合于防守。在战争中，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会形成横向的交通阻碍。而纵向的河流和道路则便于军事力量的投放，尤其是从上游到下游，因此对进攻方有利。
陆权的利器是铁路和公路。铁路及公路网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九一八事变前，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约1万公里。七七事变前达到1.2万公里。中国内地南北向由河流和山脉所切割。形成了横向防线。但铁路线的建设，而平汉、粤汉、津浦路的建设却为纵向的兵力投放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日本在战争中陆地攻防战通常发生在城市及由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所形成的地理边界上，山脉中可供通行的道路关隘和河流的渡口、桥梁等。平原中的会战则多常发生在缺少大型地理屏障，双方实力接近的情况下。
日本军队夺取城市的目的或者是攻克战略要点，或者是占领地缘中心。同时要实现对占领区的稳定统治，必须在城市中保持相当的兵力维持稳定的秩序，保证政治及经济措施，如税收、建设等顺利进行。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除了战斗减员外，为稳固后方，前线总兵力也会不断下降。
由于中国地理具有大纵深的特点，军事家蒋百里曾在《国防论》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地理特征，阐述起来对日战略有三点，首先，中国对日本不惧“鲸吞”，怕的是“蚕食”，因此对日本不应该步步后退，而要实施全面抗战，使日军后方成为前方，无法消化其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资源来提高其战力;其次要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理优势，抵消日军在武器及训练方面的优势;最后，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来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与日军进行相持决战。蒋百里虽然于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正按照他的预料进行。
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一书中指出，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切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日本发动全面战争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兵力分散问题，日军战线一旦过长，必须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而自身军事力量必然越来越多的被消耗在对对方地盘的控制上。由于缺少时间对占领区进行消化并实现控制，就很难从占领区获得资源用于战争，而从日本本土进行补给会使补给线越拉越长，最终，随着军事的推进，兵力及补给不断地做减法，最终无法支持，自己被拖垮。
日本侵华战争，其侵入路线可分为自北向南和自东向西两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