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盲人影院
那边也是个盲人影院
银幕上长满了潮湿的耳朵
听黑蚁王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孩子九岁时失明
常年生活在盲人影院
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
听不懂的地方靠想象来补充
他想象自己学会了弹琴
学会了唱歌还能写诗
背着吉他走遍了四方
在街头卖艺在酒吧弹唱
他去了上海苏州杭州
南京长沙还有昆明
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
那曲草原和拉萨圣城
他爱过一个姑娘
但姑娘不爱他
他恨过一个姑娘
那姑娘也恨他
他整夜整夜的喝酒
朗诵着号叫
他想过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
他想着鲁迅与中国人的惰性
他越来越茫然越来越不知所终
找不到个出路要绝望发疯
他最后还是回到了盲人影院
坐在老位子上听那些电影
四面八方的座椅翻涌
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1]
备注：《盲人影院》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歌曲，歌中周云蓬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经历：还是一个孩子周云蓬在九岁时失去了光明，从此耳朵便成为了他的双眼。他喜爱艺术，喜爱音乐，喜爱电影。电影是他的艺术启蒙，在“盲人影院“中，有无数想象的画面化成诗句，带着他四处飘荡，靠卖唱为生。“他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还有昆明，腾格里沙漠阿拉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圣城。“他热爱诗歌，他喜欢“嚎叫“，他欣赏Beat Generation的理想，因为他也是一个漂泊的“垮客“。
失明以后的一个闷热夏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清名桥上，遇见了阿炳。
“我知道你是谁，你叫我，号称是你那个时候的阿炳。我也知道你的结局，你死在台上，某次唱曲儿一头栽倒，身后没有女人小孩哭你，走得凄凉”，阿炳悠悠地说道。
我又生气又纳闷，这不乱套了吗？我比他晚生100年，他怎么知道我的未来？
想到阿炳录完《二泉映月》后命不久矣，我恨恨地说，你活不到一年了！
我喜欢阿炳。不只是因为《二泉映月》，还有作为盲眼人的情感认同。
我的学生对阿炳的了解停留在小学课本的认知，他贫苦，命差，但是个音乐天才，身残志坚。
我立刻表示抗议：“保证那是错觉，他抽鸦片、逛妓院，没有钱这些事他根本做不了。”随后他解释道：“他可能晚年的时候，稍微有点凄苦。但是他整个，我认为并不是个苦人，浪子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还喜欢他？”
“就是因为这些。”
失明对我而言也不全是坏处。我戒烟戒酒剪了长发，更在乎健康。如今的我虽然沧桑，但是至少看上去利落整洁，身材瘦削。
听觉、嗅觉、触觉，是我的得力助手，这让他对世界的感知更加细微，而本该属于视觉的部分，他可以交给阅读。
互联网时代提供给我诸多便利，最大的好处就是，现在我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这是三十几年前，他正对阅读有着病态般的饥渴时，所最奢望的。
之前爷爷失明以后读书主要靠去图书馆借阅盲文书籍，但书都很老，且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都是洁本，宝玉初试云雨的部分直接砍掉，标题改成了，狡诈的袭人。
他恨透了那些删书的人。
我还认识一个极有才华的盲人孩子。
他把手头能找到的唐诗宋词，泰戈尔的《飞鸟集》，一遍一遍地翻，别人提上一句，他就能对下一句，诗歌在他心中播下了种子。
盲文书籍不能填饱他的饥饿感，盲校的教育也无法缓解他的求知焦虑，老师教给他“鸦雀无声”是静悄悄的意思，但从没告诉过他“鸦”和“雀”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虽然知道没什么实际作用，我在考大学之前，还是报了一个高考补习班。
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撞翻书桌，或踩到小姑娘的脚，他每天五点起床，到教室里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上课时边听边录音，回家整理成盲文。
他最擅长的科目是地理，尽管这门对想象力和空间感要求极高的科目对他来说太难，但他动用了所有的智慧，竟也理解得八九不离十。
“我特别想去冰岛。”
“冰岛？”
“对，在北冰洋大西洋中间。”
找不到书读的那些年里，他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把“百灵牌”的吉他，学习了人生中第一支曲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学琴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隔壁师范学校的姑娘过来，他给姑娘弹琴，姑娘给他念书听。
等他进了特殊教育学院中文系，他的这项“交易”发展得更加专业，教别人弹一小时琴，别人帮他念两小时书，每天下午教两个，就能读一百多页书。
这个世界给他的不多，他通过略显笨拙的方式，汲取着身边的养分，靠着这些养分，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个孩子我一直资助着他，他现在已经在一所正常大学读书。
写作也是我的一个感官，我通过这一感官寻找着自己的小世界与外面的大世界之间更合适的相处方式。
“有没有想过没有视觉障碍，人生会是什么样的？”有人问我。
“估计过得比现在差吧，抽烟喝酒，到处抱怨。”我笑笑。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盲人歌手的诗集中的一段话：“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但我不喜欢假设，就像我不想回答“如果给你三天光明最想去看什么”一样，我的人生信条也与这个词无缘，“对于我没有啥意义，假设的事儿，想它干吗呢？”
这个歌手就是周云蓬。
1994年大学毕业后，政策扶助他分配到一家色拉油厂做工人，但无活可干。爸妈对他说：“你就这样好好的，将来给你找个媳妇，我们给你养着。”
他一气之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神往已久的圆明园画家村每月八十块钱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以卖唱为生。
头一次开口不容易，系鞋带系个十分钟，调弦调个二十分钟，还故作深沉，把艾略特《荒原》的其中一句写在纸上：我听到钥匙转了一下，每个人守着自己的监狱。
过路的行人，谁也不懂啥意思。他才知道，这对于给钱不起作用。
他逐渐发现了卖唱的门路，你不能选择太细腻的歌，要大声动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样的歌，给钱率最高。当然，被保安驱赶，进局子时，你得保持冷静。
背上沉甸甸的音响，从福海路69号的住处出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出村子，搭上公交，在海淀图书城门口下车卖唱，这是我最初的生活。
物质上极其艰苦的圆明园岁月，给了90年代的文艺青年们一个实现英雄主义的机会。窘迫时，他们每天靠盐水煮面条充饥，但精神上无比富足，他们用压倒一切、粉碎一切的姿态，支撑着艺术理想。
他的卖唱工作，比起画家们算是收入相对稳定，偶尔还能剩下一点钱，可以买一斤肉，再做一大盆饭，然后充满仪式感地一口气吃光。
1996年，周云蓬攒了1500块钱毛票，花了500块钱买了个随身听后，以北京为根据地，开始了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吟游之路，脚步遍及全中国。
与摇滚一代的偶像凯鲁亚克的挥霍生命不同，他上路是穷则思变，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临时找一个工作，或卖艺，或唱酒吧，觉得不行了，就再去下一个城市。
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且意境深远的歌曲，颠肺流离的人生让他的音乐变得更加厚重，而诗性又使它们轻盈。
不会说话的爱情
周云蓬
绣花绣得累了
牛羊也下山了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你红肚带
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只有我们的木床唱起歌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呦
我最亲爱的姐
我最可怜的皇后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
从此你去你的未来
从此我去我的未来
从此在彼此的梦境里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美的人到来
期待往日我们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
它重新再回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往日的灵魂附体它重新回来
它重新再回来
沉默如谜的呼吸
周云蓬
千钧一发的呼吸，
水滴石穿的呼吸，
蒸汽机粗重的呼吸，
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鱼死网破的呼吸，
火焰痉挛的呼吸，
刀尖上跳舞的呼吸，
彗星般消逝的呼吸。
沉默如鱼的呼吸，
沉默如石的呼吸，
沉默如睡的呼吸，
沉默如谜的呼吸。
鱼儿相忘于江湖
周云蓬
鱼忘记了沧海，
虫忘记了尘埃，
神忘记了永恒，
人忘记了现在。
也是没有人的空山，
也是没有鹰的青天，
也是没有梦的睡眠，
也是没有故事的流年。
忘了此地是何地，
忘了今昔是何昔。
睁开眼睛就亮天，
闭上眼睛就黑天。
太阳出来，为了生活出去，
太阳落了，为了爱情回去。
班若波罗揭谛
他走在西藏的牦牛群里，听着牦牛抬头低头间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仿佛置身于泉水，他觉得这就是最前卫的音乐。
他曾在洞庭湖的君山上找到一个看鱼人的帐篷，在那过夜时做了一个古怪梦，第二天他即将去往下一座城市，不再回来，于是创作了《山鬼》，“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常年的漂泊，让火车成为我梦中常有的意象，有时买票，或走过车厢连接处寻找座椅；有时在一个清冷的小站下车，坐在刚被雨淋过的长椅上，等着下一班火车到来。”我曾在文章《夜行者说》里写道。
弱势群体在社会上常常被边缘化，这加剧了他们的自我封闭，但我希望摆脱道德上的界限，先打破它，再懂得自愿遵守，不然不自由。
有天他出席了中国盲协举办的座谈会，在会上他对盲人同胞们说：“不要把标签顶在脑门上，不要老做榜样，我们有七情六欲，我们也有道德瑕疵，我们找不到媳妇就着急，挣不到钱也着急，不要把自己装扮得那么高尚。”
对外界，他冷静且隐秘地表达着这份反抗，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山村里一对时刻被监视的盲眼恋人，准备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私奔，当他们到了火车站却发现全村人早已在那里埋伏好，等着看他们笑话。
“一些哧哧哧的声音从紧闭的嘴里憋不住地冒出来，接着是扑哧扑哧声，像洪水从堤坝的裂缝中拥塞喷涌，最后大笑像炮仗一样炸响……小孩们喊叫着穿插跑动，学着他们刚说的话，你做了我老婆，我靠卖唱养你。”
这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弱势群体的压抑和苦闷，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控诉者，阿乙说：“他从来没有把这种委屈或者是责难再推给第三者，在轻松之余，我还能感受到老周对读者的宽容。”
而这些情绪，体现在他的歌里更多的是对别人的关怀，对这个世界的关怀。
2007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里，一改抒情风格，用大胆犀利的词曲，表达了对社会某些现象的不满和批判，在《黄金粥》里，他唱“穷人急了可会咬人，咬完男人还要咬女人”，在《失业者》里，他唱“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那一年，凭借《中国孩子》，我赢得了最佳作词人奖项，和他一起竞争的还有林夕。
带着从树村走出的那一代音乐人的坚守与固执，我的批判说到底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爱情。
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周云蓬，是在无名高地酒吧。小河喜欢唱一首风格迥异的歌，悠扬婉转，常使台下的观众眼前一亮，小河告诉大家，这首歌叫《不会说话的爱情》，由他一位盲人朋友创作。
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不在公开场合唱这首歌，因为它的情绪太私人，“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跟自己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密切相关。
但小河特别喜欢这首歌：“有一种作为人的宿命感，它化解了一些东西，这是艺术的魅力，它超越了爱恨、善恶，让我们不思考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无论是关于那段经历，还是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与作家绿妖之间的故事，结束一段关系，我都充满感激，然后“期待着更好的人到来”。
他曾构想过当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场景：“我只希望上天留下一个姑娘，在远方某处也向这边走来。但是她要是脾气很坏呢，头发生满虱子呢，最可怕的是她根本不爱我，那就继续向更远处走呗。”
曾经他可以独自一个人走在北京的马路上，靠着声音成功避开路障，如今北京街头数不尽的汽车，川流不息的人群，让他的耳朵失去了方向。
他已经离开北方很久，并且很少回来。他定居在四季如春的大理，此前还在绍兴呆过几年。
“我宁愿叫云蓬，毫无方向的宿命者。”我原名叫周云鹏，1970年生于辽宁沈阳铁西区，还没失明时，充斥在他记忆里的是泥泞的土路、冶炼厂的黑烟、灰头土脸的工人，他渴望“夏天的飞鸟，飞到窗前歌唱”。
在小五路工人区一间破烂的平房里，爸爸趴在炕头哭，妈妈趴在炕梢哭，这一场景定格在他人生的开始。他爬到爸爸那儿，爸爸说，去你妈妈那儿，他又爬到妈妈那儿，妈妈说，去你爸爸那儿。那天他被确诊青光眼，可能导致终生失明。
父亲是名优秀好强的高级技术工人，也具备东北男人彪悍火爆的脾气。我曾因不小心撞翻盖帘上刚包好的饺子，被狠狠打了一顿。
我的叛逆是从反抗父亲开始的。十六岁那年，父子俩在酒桌上吵了起来，父亲一拖鞋拍在他脑门上。我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拎起一把菜刀边追边喊着“要杀了你”。
他也见过父亲卑微的一面，毕业找不到工作时，骄傲的父亲低声下气地给校长送礼的情景，他始终记得。
他也因此早熟，少时捧着盲文书籍读古诗时，他最喜欢杜甫那首《江汉》，“汉江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冥冥之中成为自己后来的写照。
对逐渐衰败的家乡越发失望，让我发了狠地逃离。
那天刚刚结束《我爱你中国》东北巡演，说起东北，他仿佛在说一个与自己并无太大关系的地方：“感觉东北很好的，年轻人比较多了，都很热情，跟想象不太一样。我带导盲犬上出租车、酒店都会接纳。”
马上50岁还孑然一身的他也开始考虑未来计划了，他打算将来和朋友们抱团养老，修一间养老院，名字就叫“老不死养老院”。
他也会偶尔想起爸爸，三十多年前，铁西区浑身充满生产力的强悍工人，拍着桌子，酒瓶子哐啷哐啷地响：“你们长大了，都得给我滚蛋，我谁也不想，谁也不靠。”
如今爸爸不在了。故乡也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