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完书稿的最后一页，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寒冰访罗明》一书费时虽然不多，但费力丝毫不少。从2011年4月随周其凤校长访问罗马尼亚时提出访谈罗明大使的想法，到2012年10月最终完成，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在这期间，我专程到了罗马尼亚，在罗明大使家中做了十多天的访谈。每每回想在布加勒斯特那些日子，我的内心都是热乎乎的。每天一大早，罗明大使亲自驾驶着一辆达契亚牌小轿车到我住的饭店接我。他家离我住的饭店不算太远，但开车也得二十多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对一位80高龄老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罗明先生住在一个普通的住宅区里的一幢三层楼房里，是底层靠边的一套公寓。每次刚到门口，罗明大使就大声说：“我们到了。”满头白发的萨安娜微笑着把房门打开迎我们进去，中式的和罗马尼亚式的茶点早已备好，我仿佛到了自己的家。在一间不大的会客厅中，我架好的摄像机，放好了录音机，打开了电脑，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之后，罗明大使便向我讲起那些过去的事情。萨安娜失人只要有空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有时也补充一些内容。中午，萨安娜夫人在一位类似北京的钟点工那样的中年妇女协助下，为我们准备丰盛的饭菜，有时是罗马尼亚传统风味的，有时则是中国风味的。为了增强我的感性认识，罗明大使不仅将自己保存的所有珍贵的老照片拿给我看并详细地解说每一张照片的来历，而且还常常开车带我到实地参观，如朱德元帅向欢迎人群问好的国王车站，周恩来总理下榻过的宾馆，乔治乌-德治住过的官邸，他就读过的铁路中学……，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紧张而愉快的短暂时光，我带着上百个小的录像、录音资料回到了北京。
然而，接下的工作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即录了像，录了音，然后把它们整理出来发表就行了。这些录像、录音资料无疑是宝贵的，但还不能算口述历史，对它们的整理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所以，在对这些音像资料进行文字整理的时候，我又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根据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对一些人物的活动、历史事件进行了仔细核对。第二，按内在逻辑对音像资料整理出来的文字进行了重新编排，在不影响口述资料原意的前提下加上了一些过渡性的或连接性的语句，同时删除了不必要的重复内容。第三，根据罗明大使在报纸上发表的相关回忆文章对口述内容作了补充。第四，文字稿整理出来之后，请罗明大使、萨安娜夫人以及罗阳先生和达迪亚娜女士进行审阅。然后，我根据他们的审阅进行了反复修改。与访谈罗明大使的十几天相比，把音像资料整理成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一年。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相比，口述历史有其特殊的难度。就这部口述史而言，罗明先生在罗马尼亚，我在中国，万里之遥的空间阻隔使得灵活的、多次的访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找合适的时间集中进行。因此，没有多方面的帮助，我也很难完成这项工作。随周其凤校长访问罗马尼亚后不久，罗明大使不仅给我发来由罗马尼亚前总统伊利埃斯库签署的邀请信，而且直接打电话给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关照我的签证问题。周其凤校长虽然公务繁忙，但始终关心此事，在餐厅吃午饭遇到我都问我工作进展得如何了。书稿完成之后，他又亲自作序。吴志攀、王恩哥常务副校长，刘伟、李岩松副校长，社会科学部的李强部长，国际合作部的夏红卫部长，也都非常支持我做这个口述史，分别在我的经费请示报告做了批复。可以说，学校领导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我是完成罗明大使口述史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寒冰访罗明》一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个朋友。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教育官员卞正东先生，没有他及家人的帮助，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很难顺利完成。除了到机场接送我之后，正东兄每天都去罗明大使先生把我接到他的住处。我利用他办公室的设备扫描罗明大使的老照片，他的夫人和岳父准备好美味可口的中式晚餐。吃完饭后，正东兄又不辞辛苦把我送回饭店，花费了他不少宝贵时间。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日子，正东兄每天都是这样，令我无比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觉哉教授在他主编的《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动态》杂志上开辟专栏，连载我陆续整理出来的罗明大使口述史片断，不仅为《寒冰访罗明》做了先期“广告”，而且也以特殊的方式为我提供了经费方面的帮助。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校友齐惠卿女士在本书形成过程中提供了资金方面的帮助，国际合作部的李昀女士帮助我与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沟通，硕士研究上官玉婷帮助我整理了音像资料。再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齐书深编审为此书的出版也花了不少心血，还专程到过北京。
我是一个感恩的人，愿意把《寒冰访罗明》一书献给所有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领导、师长、朋友、学生和家人。
孔寒冰
2012年金秋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