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繁忙的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使得法捷耶夫无法进行正常的写作。他一直记住高尔基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对他的告诫，当时高尔基说，如果他不摆脱这些事务，继续这样下去，那么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因此他曾不止一次地给党中央和斯大林写信，要求减少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最后一次写信是在1951年3月，他在信中对斯大林这样说道，“自从1946年我当选为作家协会总书记后，我这个作家几乎无法进行写作”。他接着说，尽管由于从事各种活动脱离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但是“脑子里充满着各种构思”，而要实现这些构思，“需要有时间去更深入和更全面地了解生活的这些方面”。信中列举了其中的几个构思。法捷耶夫还向斯大林诉苦说，六年来他一直强迫自己“不去做符合我的本性最好的和最强的方面的事，不去做符合我的志向的事”，而这正是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权利故作谦虚，因为我的艺术才能不是我个人的事。我观察我的那些有才华的同龄人所做的事，观察优秀的文学青年所做的事，根据我的年龄和经验不能不看到，许多事我能做得不比他们差，有的事还能做得更好。”最后他请求给他一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法捷耶夫的这封信言辞甚为恳切，可是未见斯大林回信，他的要求只得到部分满足。然而最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的一些创作构思没有实现，长篇小说《最后的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工业》均未能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法捷耶夫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是在他出院后不久，他把斯大林的逝世称为“落到国家头上的可怕的不幸”，便不顾身体虚弱参加了各种悼念活动，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斯大林的人道主义》的悼念文章，其中这样说道：“斯大林在发展苏联艺术和文学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任何人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确定了文学作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改造人的力量的伟大的育人作用，把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发现了和理论上论证了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发展了列宁关于苏联文学的党性的学说。斯大林是党就文学问题作出的所有决定的策划者。他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指导苏联文学的发展，不断用新的思想和口号鼓舞它，揭露它的敌人，关心和培养作家的骨干，鼓励他们同时又批评他们。”他这样写，似乎为斯大林领导苏联文学的活动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
斯大林逝世后新上台的苏共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开始反对个人崇拜。马林科夫在举行葬礼后第二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说苏联社会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由个人崇拜造成的，提出必须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当时虽然没有公开指名，但是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过去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陆续被揭露出来，这给法捷耶夫的思想以一定的震动，促使他回顾过去，进行反思。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过去文艺领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对如何改进党对文艺的领导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于是他接连上书苏共新的领导，批评了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的官僚主义做法，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但是中央领导人对法捷耶夫的报告不予理睬。法捷耶夫几次要求领导人接见，均遭拒绝。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刺激。与此同时，他决定从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中摆脱出来，辞去作协总书记的职务，而中央却出乎意料地同意满足他的要求，在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决定完全撇开法捷耶夫，撤销作协总书记的职位，内定苏尔科夫为第一书记。代表大会后，法捷耶夫完全退了下来，这时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终于摆脱了行政工作，达到了多年来争取的目的；另一方面觉得他是在遭到冷遇和排斥的情况下离开领导岗位的，因此心里感到很难受。
法捷耶夫虽然仍当选为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但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因此没有亲耳听到赫鲁晓夫做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听的是传达。一位作协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他在听传达时的表情：“我不时看看法捷耶夫的脸……他的脸平常就是苍白的，这时似乎蒙上了一层铅灰色，而主要的是两眼饱含着泪水。”法捷耶夫对过去破坏法制的事也知道一些，曾仗义执言，为某些蒙受冤屈的作家辩护，总以为各种悲剧主要是由于外部原因，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造成的，各种坏事是叶若夫、贝利亚之流干的，根本想不到这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听了秘密报告的传达后，一方面他很难以想象斯大林会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犯下这么大的罪行；另一方面根据多年来养成的相信党的习惯又不能不相信，思想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他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在斯大林受批判后，他便想到自己长期以来作为作协的领导人对文学界发生的事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心里感到悔恨而又无力挽回，十分痛苦。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把大好时光花在一般人都可以而且乐于干的行政事务上，没有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认为自己虚度了一生，思想极度苦闷。如上所说，他曾对新上台的领导抱有某些希望，曾上书建言，但上面不予理睬，这使他完全看不到进行补救和改变现状的前景，以至于陷入了绝望之中。体弱多病也影响他的情绪，再加上创作上遭到了挫折，《黑色冶金工业》无法按照原来的构思写下去。所有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法捷耶夫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已没有意义，于1956年5月13日开枪自杀，在离开人世之前怀着满腔悲愤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法捷耶夫在他的遗书中一开头就说：“我觉得再也无法活下去了，因为我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艺术被党的自以为是而又不学无术的领导给毁了，而现在已不能恢复了。”遗书在讲了文学被毁的一些情况后接着说，“文学这最神圣的东西正在被交给官僚们和人民中最落后的人去折磨，从莫斯科代表会议或党的二十大那样的最高的讲坛上发出了‘逮住它’的喊声”，这些人反对改变现状，又举起大棒进行威胁。遗书作者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觉得自己被变成“一匹拉大车的马”，一直都在干着任何人都能干的无数的行政事务，同时回想起了自己受到的种种“警告、申斥、教训以及思想上的开导”，心中愤愤不平。他说：“现在那些靠列宁的伟大学说起家的洋洋自得的暴发户们，甚至当他们用这学说发誓时，我也不完全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有可能干出比暴君斯大林干的更坏的事来。斯大林至少还是有学问的，而这些人全是不学无术之辈。”他说他曾最后希望哪怕能把这些话说给现在管理国家的人听，可是在三年的时间里尽管他一再请求，他们甚至没有接见他。他在信的最后请求把他安葬在他母亲旁边。这封信是一份绝命书，在揭露文学界过去存在的问题时言辞激烈。尤其是由于使他陷入绝望、决定跨出最后一步的直接动因是现领导蔑视他，对他提出的建议不加理睬，绝命书中对这些人的抨击尤为猛烈，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斯大林与他们区别开来，这一点值得注意。这说明法捷耶夫并没有完全接受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这还可由他在自杀前对一位朋友说的这样一段话来证明，他说：“今天我曾去过赫鲁晓夫那里。正在准备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政治局要我作报告。这么说来，他们召开了在全世界面前丢脸的二十大还不够。还要让我在斯大林坟上跳舞。甭想，下流胚！”
赫鲁晓夫得知法捷耶夫自杀和看到他给苏共中央的信后，非常生气。据莫洛托夫回忆，他给政治局的人“连珠炮似地读完后，马上藏进口袋里”，因为这封信“对赫鲁晓夫不利”。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赫鲁晓夫得知法捷耶夫开枪自杀后，说道：“他是朝党开枪，而不是打自己。”于是这封信“归了档”，对外保密，三十四年后到1990年才公开发表。
就这样，斯大林和法捷耶夫前后仅仅相隔三年，就相继离开了人世。两人都是俄罗斯革命斗争造就的重要人物。他们虽然分属两代人，但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斯大林虽然也具有文学的天赋，但是选择了从事革命斗争的道路，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同样具有文学才能的法捷耶夫则在革命胜利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着名作家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确定发展文学的指导思想和制订方针政策；法捷耶夫则负责贯彻执行。他们相互信任，紧密合作，共同为发展苏联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毋庸否认，他们也有过某些失误，造成过一定的损失。苏共二十大后，有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把法捷耶夫称为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也竭力贬低他和攻击他。但是他们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人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二
接下来讲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的关系。在苏联作家当中，肖洛霍夫可能是与斯大林接触和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根据各种材料统计，他先后曾十六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曾十五次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给他回了四封信。斯大林重视和关心肖洛霍夫，鼓励他进行创作，在他发表作品遇到困难时帮助他解决问题，甚至在他遭到诬陷时保护过他。从斯大林对待肖洛霍夫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位政治家重视文学和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器重和关怀有才华的作家。他与肖洛霍夫的关系虽然后期有些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是比较亲密的，相互尊重和关心的，这可由许多事实来说明。
斯大林开始注意肖洛霍夫，大概是在1928年1月《十月》杂志开始连载《静静的顿河》之后。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作家的小说受到了他的重视。不久，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小说是剽窃来的。据肖洛霍夫在给忘年交老布尔什维克列维茨卡娅的信中所说，斯大林曾表示关注，向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询问过此事。1929年3月29日拉普领导人绥拉菲莫维奇、阿维尔巴赫、基尔顺、法捷耶夫和斯塔夫斯基等五人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流言才暂时平息下去。然而好事多磨，《十月》杂志编辑部不同意小说第3部对维约申斯克暴动的写法，要求删除某些章节和作重大修改，作者不同意，于是该杂志从1929年第4期起停止连载。肖洛霍夫给新任主编法捷耶夫写信，法捷耶夫也要他进行删改，删除写暴动的章节，并把主要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归顺苏维埃政权，成为布尔什维克，否则就不能发表。肖洛霍夫当然不同意作这样的删改，最后只好求助于高尔基。这时高尔基尚居住在意大利的索伦托，他也很想认识这位后起之秀，便邀请肖洛霍夫到意大利去。但由于意大利当局不发给签证，肖洛霍夫未能成行。1931年高尔基回到国内度夏，会见了肖洛霍夫，读了《静静的顿河》第3部的原稿。尽管他并不完全同意小说的写法，但认为应该支持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和发表他的作品。他给法捷耶夫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法捷耶夫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高尔基决定把这问题提交给斯大林解决。他把小说原稿转交给斯大林，并约见斯大林，讲了自己的看法。两人决定把肖洛霍夫找来面谈，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和作出决定。
斯大林、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三人的这次会见，是在1931年6月中旬（一说7月中旬）在高尔基的别墅进行的。根据肖洛霍夫事后的回忆，会见时主要由斯大林一个人讲，高尔基默默地坐在一旁吸烟。这大概是因为他已把自己的看法给斯大林说了。斯大林从《静静的顿河》第2部说起，先问小说里为什么把科尔尼洛夫写得这样温和，肖洛霍夫作了回答，斯大林表示同意。接着他问小说中写俄共（布）顿河局和南方战线军事委员会对哥萨克中农的过火行为是根据从哪里得到的材料？肖洛霍夫回答说，档案馆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文献资料写的，历史学家们回避这些材料，隐瞒托洛茨基分子在顿河地区的胡作非为。他接着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顿河哥萨克响应顿河局和共和国革命委员会的号召，与红军停止作战，而托洛茨基分子却违背列宁关于与中农结成联盟的所有指示，对停止作战的哥萨克进行大规模镇压，于是他们就起来反抗托洛茨基分子的背信弃义，跑到反革命阵营去了。最后他总结说：“人民的悲剧的实质就在于此！”这个回答斯大林自然是很满意的，而且对他最后作出决定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小说那样写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符合正在进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要求。斯大林又问肖洛霍夫：有些人认为《静静的顿河》第3部会使流亡的白卫分子感到高兴，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肖洛霍夫回答说，白军有什么可高兴的？小说里描写了白军在顿河和库班地区的彻底覆灭。斯大林表示同意，转身对高尔基说：“《静静的顿河》第3部对事件的描写是对我们、对革命有利的！”高尔基同意地点了点头。最后斯大林坚决地说：“我们要发表《静静的顿河》第3部！”由于斯大林拍板定案，拖延了两年多的问题终于最后解决了。《十月》杂志从1932年1月起，又开始连载这部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