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英美等国家公司治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时间不充分以及公司治理和激励等理论上的缺陷；同时在欧美实践中也未能发挥对执行董事的监督、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以及提高公司业绩的作用，其独立性根本不存在；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中，也存在着公司治理障碍、与监事会不相容以及信誉机制不成熟等问题，因而其引入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不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实现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独立董事是指除了他们的董事身份和董事会中的角色之外，既不在公司内担任其他职务并领取薪水，又在公司内没有其他实质性利益关系的那部分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北美国家称之为外部董事，意指该董事不是公司职员却是公司董事会成员，而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则称做非执行董事。无论对独立董事的称谓如何，在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中，独立董事制度暴露出在理论上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在实践中的种种缺陷。
独立董事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独立董事占有信息不完全或易受管理层误导、监督所需时间和精力不足、公司治理上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不对应以及激励不充分等缺陷
（一）信息问题
独立董事发挥经营决策和监督作用，必须及时地获取公司信息，而管理层是董事会和独立董事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管理层的两类行为会影响到独立董事的判断：一类行为是威廉姆森所说的不完全或歪曲的信息披露，尤其是有目的的误导、歪曲、掩盖和混淆等企图；另一类行为是阿尔钦所说的非欺骗性的信息误导或信息提供的不完全性，即信息披露的重大遗漏，这就使得独立董事形成真正独立的判断面临着歪曲真相的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师都担心他们在充分阅读公司账册后不能发现欺诈，又怎么能期望独立董事在读过提交给董事会会议的漂亮的专业文件后可以察觉不诚实行为呢？因而独立董事根本就不可能有效监控管理层的行为。
（二）时间问题
独立董事要监督经理层的不当行为，就必须获取信息，而这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但来自于不同于上市公司行业或公司的独立董事，不是作为上市公司的专有独立董事（可能在几个董事会中任职），在时间精力的硬约束条件下，就会出现独立董事花在上市公司上的时间不足和给予的注意力不够的现象，再加上公司业务日趋复杂专业化（据 Korn/Ferry 国际公司年度调查报告显示，1992年之前，美国董事一年一般花费95小时在公司业务上，而2000年这一数字提高到173小时），这就使得独立董事根本没有时间对上市公司做深入的了解，于是独立董事进行判断就会依赖于一般的经验、常识以及敏锐的商业头脑，而不是完全依赖具体的专业知识，这必将直接影响到独立董事做出批判性决策的效力。美国《示范公司法》起草人汉密尔顿就指出，外部董事用来熟悉复杂的公司业务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董事会实际上对相当广泛的公司业务是监控不到的。
（三）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治理就是通过规定企业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合同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分配，以解决内部各种代理问题的机制，即通过对公司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机构及其职责设置，建立起公司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一个较好的制度安排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
引入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独立董事，要其监督同样是作为代理人的内部董事（经理层），其实是勉为其难。在这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不对应，拥有控制权的独立董事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即权力与责任（风险）的分布并不对称，其控制权只是一种“廉价投票权”，当然也就不可能解决股份公司内部的各种代理问题，而只能是产生新的代理问题，从而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甚至有可能造成一级代理（股东委托独立董事）与二级代理（董事会委托经理层，除去内部董事，即独立董事委托经理层）达成共谋，损害本应拥有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和承担风险的股东的利益。
（四）激励问题
如果我们期望独立董事积极工作并以法律责任来督促他们，就应该让独立董事获得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应的报酬。由谁来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以及报酬的多少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作用，但也会影响董事的独立性。董事越独立，他就越缺乏动力来努力工作；他越努力工作，他就越不独立。
在改善公司业绩的激励方面，内部董事和代表董事更有动力去作为。因为外部董事能同时兼任多家公司董事，在这一工作—薪酬组合（类似于投资组合）下，一家公司破产或者业绩下滑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太大，他们还可以从其他公司中得到补偿，其风险自然大大降低，其声誉所受的影响也小于经理层。因此，对于独立董事而言，在他们的有限时间供给下，其努力程度取决于多家公司的业绩—薪酬的组合，从而寻求努力程度与薪酬的最佳组合点。而对内部董事而言，经营不好，薪酬必然直接受到影响，竞业禁止的规定，使他们无法分散风险，因而只能全心努力投入到一家公司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内部董事（经理层）有道德风险，其风险也必然比独立董事所具有的风险低，毕竟经营不好、业绩欠佳的公司往往会成为股票市场恶意并购的对象，内部董事的声誉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同时，在成熟市场中，大股东更有动力和压力去努力工作，大股东派出的代表董事更有理由维护投资者利益而努力工作。因为大股东占有大部分股权，在公司经营决策方面，一般只能采用“以手投票”的方式（因为其股份流动性较差，很难以不影响股价的合理价格抛售），而小股东的股份很容易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他们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力的方式是“以脚投票”，在利益实现方式上搭大股东的“便车”。一旦公司经营不佳，小股东往往舍其而去。因而在公司经营方面，大股东作为大部分剩余索取者，承担着边际上的风险。为防止内部人控制，美国等国家从来就不反对代表董事的存在。
在美国的实践中，独立董事未能有效监督管理层的失职及制止其侵害股东权益等不当行为；提高独立性的公司并没有改善公司运作，公司的治理水平、业绩也并未得到提高
（一）监督功能
在美国，有资料表明，如果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经营管理决策时发现自己不同意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行为，他可能采取的行动不是为股东争取权益，而是辞职。对涉及经理层不当行为的诉讼案件的不完全调查显示，多数情况下独立董事没有反对被告后来被质询的行为，也就是说独立董事没有对经理层的失职或者其侵害股东权益的行为进行事前的监督；同样，人们相信，如果经理层故意隐瞒的话，独立董事领导下的审计委员会就无法发现欺诈。如果独立董事无法监控不当行为，那他就更无法监督经理层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勤勉程度和能力。
（二）公司治理水平与业绩的改善
贝辛格和布尔特从美国《福布斯》中选取的 266 家主要的美国公司董事会构成及运作来进行研究，他们运用监督性董事的比例为自变量，以相对财务绩效（即公司ROE/产业 ROE）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论是努力提高独立性的公司并没有改善公司运作，也没有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即监督性董事所占比例高的公司，其绩效不一定好。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一项研究分析表明，实际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占大多数的公司表现出更佳的公司治理行为。他们发现，那些至少一半董事为独立董事的公司看起来，并不比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小于一半的公司表现得更好，实际上，作者发现的一些迹象表明，那些董事会中只有1~2名内部董事的公司，实际上比其他公司在财务上表现得更差。
（三）独立性不存在
在美国有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并不真正独立。在标准普尔 500 家公司中，有 80%的公司的总经理兼任董事会主席，独立董事的当选也就是总经理的意图或是通过总经理对提名委员会的强烈影响而促成的，“独立性”只是理论上的。美国公司法学者克拉克指出，独立董事并不独立，他们缺乏因股东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的充分激励；董事受到时间、信息和预算拨款的限制；要使独立董事获得真正的能力，对内部人提交的关联交易决议做出判断，其费用相当大，对公司来说却又常常无效率。
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外部人而非内部人的公司治理问题；二元制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以及信誉机制的极不成熟成为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现实障碍
（一）公司治理障碍
从独立董事的产生可以看出，在英美国家的大公司中，由于企业规模的急剧扩大、股权的极其分散和股东对公司的重大决策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同时作为一级代理的董事会因内部董事占重要地位，使行政总裁对其他董事提名与当选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导致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不承担风险的经理反而拥有控制权，投资者及其选出的董事会无法对经理做出有效的监控，因而引出了独立董事制度，以期对内部董事、经理层进行必要的监控。可以说，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回归股东控制权，制衡内部人控制。
公司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公司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在设计我国公司监控模式时，不能简单地照抄或不切实际地完全照搬国外的做法，要充分考虑我国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及特定的股权结构所带来的特殊的公司治理问题。我国当前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是股权高度集中，国家股一般占控制地位，董事会虽然由股东大会产生，但控股股东有绝对的力量。同时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当然也就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我国与英美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股权分散导致内部人控制）。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经理层完全代表控股股东（大股东）的利益，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原因只是由于国家股的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的无法解决，而并不是因股权分散所造成的，其问题在于委托人而非代理人。分析表明，以内部人控制度衡量的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与国家股股东或法人股股东股权的集中度成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说明，股权越集中，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程度就越高。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还是属于钱颖一等人分析的“转轨中的内部人控制”，与英美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有着本质的差别，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当然也应该不一样。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股权相对集中，有证据表明，上市公司中国家股不占控股地位的公司并不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因而当前我国法人治理结构中的问题主要是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如担保、应收款项、资产置换等手段来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通过产权制度塑造新的“外部人”，这与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关系。
（二）独立董事的引入与我国监事会制度不相容
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以普通法为主体的英美法系国家，这些国家在公司治理中的股权组织一般采用“一元制”的董事会制度结构，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监管经理层，在公司机关设置上没有独立的监督机构，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管机构合而为一，董事会既是决策机构，又是监督机构；不仅具有业务执行职能，还具有监督业务执行的职能，这使得董事会的两种职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在公众公司中，股权高度分散，使经理层反过来控制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因此通过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美国密歇根州公司法中有关独立董事的规定，接近大陆法系国家的独立监事会制度），力图在现有的“单层制”框架内进行监督机制的改良，确保董事或高级职员与公司之间利益冲突交易的公正性，使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管理层履行监督职责，以此回归股东控制（在美国并不反对大股东担任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即外部董事，可以是代表董事，与内部董事相对）。
我国在公司立法上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二元制”结构组织体系，即在股东大会之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监事会专门作为维护股东利益、监督董事会履行股东大会决议、监督董事和经理的机关。这样若在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必将在多个方面与现有的监事会制度产生冲突，甚至会削弱两者的功能。当前上市公司监事会作为专职的常设监督机构尚不能对公司经理层的不当行为形成有效监督，而仅凭兼职的独立董事，就更不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对于引入独立董事后，如何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的关系，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回避了这一问题；上交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却将财务检查权同时赋予两者，造成双头监管，其结果只能是浪费资源或者相互推诿；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则根本没有提及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因而对国外制度的引进，要充分考虑我国现实，馾餯吞枣，只会消化不良，反而深受其害。这一点应充分吸取俄罗斯模仿美国公司管制模式的失败教训。当务之急应是加强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建设，重点放在提高监事应具备的积极资格和监事的独立权限方面，如设立各级委员会，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确保监事会的监事功能，避免其成为摆设，改变监事会成员大部分由工会主席（其本身在党委书记和董事长领导下工作，不具有独立性）和职工代表构成以及监事会成员普遍不熟悉财务规则的状况，同时加强监事会在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执业资格和行权能力，确保其两个主要职能——合法性监督与妥当性监督作用的发挥。
（三）信誉机制不成熟
声誉，是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一方向没有私人信息的交易一方的一种承诺，在证券市场上，就是企业家、经营者对投资者（股东、债权人）做出的履行其职能的承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聘任、企业的筹资能力等均取决于其声誉。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动力来源，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是声誉机制，因为一旦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出相当的独立与客观，无形中将极大地保护和提升他们的声誉，并拓展他们未来的市场，这表明声誉资本在董事会的劳动力市场上极其重要。显然，声誉机制将激励外部董事去监督执行董事和经理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合谋”。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选择机制和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市场机制主要指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和社会的评价信誉机制。在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方面，企业家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将为公司选择独立董事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从社会的评价信誉机制方面来看，在社会信用体系发达健全的国家，信用已成为公司和企业家的生命。市场选择机制和社会评价机制的存在和作用，使市场上具有了内在的区分“优质董事”和“劣质董事”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持续作用，正是鞭策独立董事积极进取的一个重要条件。
现阶段，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和培育的时间较短，对其完善还需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经理市场特别是高度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发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家资源奇缺。相应地，独立董事本身也相对缺少在市场化条件下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独立董事本身的“声誉”体系几乎不存在。在注册会计师、券商、律师等中介机构都缺乏信誉，共同欺骗投资者的情况下，要使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其实是勉为其难。现阶段，在努力行使监督权与共同欺骗中小投资者的选择博弈下，作为理性的独立董事，可能会一起造假或者不作为。
通过以上对独立董事理论上的缺陷以及美国的实践分析，说明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制衡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的内部人控制，是对一元制治理结构的一种改良。但由于存在信息、时间以及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等原因导致其发挥作用有限。同时，由于我国现阶段并不存在股权分散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而转轨时期的内部人控制也只能通过重塑外部人来解决，再加上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不相容，以及独立董事功能发挥的条件——信誉机制的不成熟，表明现阶段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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