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在脑子里算了一下，如果按温主任这样说，这件事就刚刚过去十几年，这个徐福茂当时五十多岁，现在也就应该只有六十多岁。我当即决定，去东坳镇找这个徐福茂。这时温主任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要说的话咽回去。我立刻明白他要说什么了。我这一次来江西特意穿了便衣，我想这样可以方便一些。这个温主任看我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又操着一口地道的北方话，突然跑到山里来询问赖春常当年的事情，一定摸不清我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我笑一笑对温主任说，你先不要问我是干什么的，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想请村里帮一个忙。温主任一听立刻说，没问题，你说吧，什么事。我说，我的时间很紧，还要立刻赶回去，可是现在想去东坳镇见一见这个叫徐福茂的人，你们能不能找人给我带一下路，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温主任立刻说这没问题，当年去东坳镇调查徐福茂的人还在，就让他陪你去，村里有拖拉机，可以送你们过去。
就这样，在这个傍晚，我来到东坳镇。
由于有人带路，我很顺利地就来到小西街，在一个街角找到了那家门面不大的铁匠铺。我走进铁匠铺，一眼就看到一个上些年岁的男人，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敲打一块铁片。我立刻断定，这个人应该就是徐福茂。他约摸七十来岁，脸上的皮肉已经松弛地垂下来，看上去有了些老态，但两只手仍很麻利，看上去手艺很精熟的样子。在他抬起头看到我的一瞬，稍稍愣了一下。我知道，虽然我穿的是便衣，但身上的装束显然与当地人不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样愣了一下之后，试探地问，您要……做个炉子？
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冲他笑一笑说，不，不做炉子。
他越发警觉起来，又问，那您是……？
我问，您贵姓？
他说，姓徐。
叫，徐福茂？
是，您是……？
我冲他做了一个手势，说，您先忙，我们一会儿说话。
他也冲我笑了一下，就又低下头去继续忙碌。我注意到了，在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似乎停滞了半秒钟，在这半秒钟里他的目光迅速坦然下来，然后就又一下一下地拍打手里的铁片。我坐在墙边的木凳上，掏出香烟慢慢抽着。徐福茂很快将那块铁片拍打平整，扔到地上朝这边走过来。他又看一看我，然后问，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
徐福茂的眼睛迅速眨了一下问，当年的，什么情况？
我想一想，突然问，您是哪年离开部队的？
我是有意这样问的，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我在来的路上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末，下屋坪村的人曾来镇上向这个徐福茂核实过当年的情况，但徐福茂却矢口否认，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被国民党军队的田营长抓到过。如果真如赖春常所说，这个徐福茂当年是那个田营长在什么地方打伏击时抓到的，那么他当时的身份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红军，或者是游击队。而无论哪一种，在今天都应该是很光荣的历史，
可是……他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这样做果然起了作用，徐福茂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绕住了。他慢慢仰起头，翻一翻眼皮，似乎一边回忆着，真在心里计算着当年的具体时间。但他立刻就醒悟过来，慢慢把头转向我，睁大两眼朝我看着，然后问，离开部队？离开……什么部队？
我说，1935年，您在什么部队？
徐福茂摇摇头笑了，说，不要说1935年，我长这样大就没吃过当兵的粮食，我从12岁学铁匠手艺，不到25岁就在这小西街上开铁匠铺，在东坳镇，恐怕没有不认识我徐铁匠的，也没有几家没让我韩铁匠补过铁锅。他一边说着，又摇摇头，您一定是找错人了。
这时，我盯住他问，您是哪一年出生？
他稍稍愣了一下，说，1……1911年？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说，这么说，如果您是25岁在这小西街上开铁匠铺的，应该是在1936年，那么1936年以前，比如……1935年，您在干什么呢？我这样说完在心里暗暗笑了一下。我没有想到，自己学数学的脑子在这时竟派上了用场。
徐福茂果然被我这精确的计算问住了，他先是支吾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静下来，冲我微微一笑说，我还没有来得及问，您这位同志贵姓是……？
我也冲他笑一笑，说，我姓洪。
哦，洪同志，他说，不管怎样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没在部队干过。
事情到这里显然就僵住了。我很清楚，无论这个徐福茂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坚持不承认当年曾与此事有关，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我毕竟已在公安系统干过一段时间。我知道，在这种时候有必要上一些手段了。于是，我稍稍沉了一下就笑了，然后对徐福茂说，您不要误会，我是从省里的民政厅来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落实政策，民政厅也按上级要求对当年的老红军和老苏干进行一次普查，只要核实了当年的情况，就可以给予老红军待遇，所以，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调查一下东坳镇上的情况。我说的所谓“老红军待遇”也是来江西之后才听说的。按当时规定，倘若真能享受这种待遇，不仅每月能有几十甚至上百元的生活补贴，还可以领到一些紧俏物品的购买证，这在八十年代初简直是难以想像的。我这样说罢就站起来，跟徐福茂握了握手，然后向他告辞说，我还要拜访几个老同志，所以今晚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你如果想起什么情况可以去找我。
我这样说罢，就从这个铁匠铺里出来了。
我留在东坳镇上住一晚，也是临时决定的。我在这种时候当然不能走。既然已经找到一条如此重要的线索，就一定要查出一个结果。我在临出来时，对这个徐福茂说了这样一番话也就如同投下一枚鱼饵，接下来就看他上不上钩了。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镇上的招待所里。
这是东坳镇革委会的一个招待所，条件不算太好，可是就在小西街那家铁匠铺的斜对面。我想，如果徐福茂想来找我，只要一过街就行了。但是，在这个晚上，我等了很久徐福茂却始终没有露面。我从招待所里出来，朝斜对面望去，发现那个铁匠铺很早就打烊了。这让我有些郁闷。我想，是我的哪句话说错了，还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分析错了？也许……下屋坪村的人真的找错了人，这个徐福茂确实与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赖春常当年被打糊涂了，不过是又糊乱扯出这样一个人来？
我就这样想了一夜。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就在我起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东坳镇时，徐福茂竟突然来找我了。徐福茂的两眼通红，显然也是一夜没有睡好。他一见我正在收拾东西，立刻问，您……要走？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是啊，事情都已办完了，今天就回省城。
他看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只是张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故意装作没看见，仍然低着头收拾东西。
他又吭哧了一下，忽然问，您这次来，就是为……老红军的事？
我说是啊，就是为这件事。
他突然说，我过去……确实在游击队干过。
我立刻停住手，慢慢抬起头看着他。
他又说，我只是，不想再提……过去的那些事了。
我盯住他问，你当年，是否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他的眼里忽闪了一下，摇头说，没……没有，我不知道田营长是什么人。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徐福茂仍然没把实话全说出来。
我想一想，又问，赖春常你知道吗，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
赖春常？
对，他当年叫赖顺昌。
赖顺昌？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你，你应该听说过，当初你的名字，就是他说出来的。
徐福茂看我一眼说，赖春常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说过，十几年前下屋坪村的人也曾来向我调查过，据他们说，这人已经自杀了，我也就知道这么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看着他，又叮问一句，你在当年，真的没跟这个赖春常打过交道？
这时徐福茂突然抬起头，瞪着我问，你……真是从省里民政厅来的？
我点点头说是啊，怎么，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他又问，你，真是……来落实老红军政策的？
我又点点头，说是。
徐福茂就慢慢低下头去。
我又朝他看了一阵，然后耐心地说，你如果当年确实参加过游击队，就应该符合老红军的标准，可是你要对我说实话才行，而且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如果这样说一半留一半，我就没办法帮你了，确定老红军待遇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徐福茂似乎又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说，我确实……被那个田营长抓到过。
我的心里立刻轻轻舒出一口气。我想，他终于要说实话了。
可是……他立刻又说，我……真没告诉过他们任何事情。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说，好吧，你把具体情况说一说吧。
我一边说着就拿出一个记录本，在他面前坐下来。
徐福茂又想了想，对我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
据徐福茂说，他在1935年之前一直是区苏维埃政府的干事，后来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他就上山参加了游击队。那一年春天，游击队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同志去粤北。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国民党军队正在到处搜山清剿，所以上级就严格规定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并指示如果没有极特殊的原因不得擅自改变计划，同时为了保密，这一次行动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当时徐福茂的任务是负责在前面探路。第一天还比较顺利，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情况。于是游击队的领导就决定连夜赶路，这样也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到第二天上午，游击队突然发现有国民党军队在附近搜山，于是当即决定先原地停下来，让徐福茂去前面打探情况，并跟他约好，如果到中午的正午时刻他还没有回来，就说明是出事了，游击队立刻动身改走另一条路线。就这样，徐福茂先头前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