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她着力表现“拓荒时代”，具有高爽纯洁的思想境界、舒缓清新的艺术风格以及不断散发出来的抒情气息。她独具一格，为别的作家所不能取代。
薇拉·凯瑟生于弗吉尼亚州一个经营农场的家庭，幼时随家西迁到刚刚开发的内布拉斯加州，十七岁离家上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匹兹堡、纽约等大城市教书，当记者或编辑。她在家乡时接触戏剧文化，上大学之后对舞台艺术发生兴趣，先是发表一些尖锐泼辣、极有个性的剧评，后来写短篇小说描写艺术家。其中多数由作者收集在《特罗尔花园》和《青春与聪明的梅杜莎》两个集子里。它们一个总的主题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包括艺术家如何不顾世俗的成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如何拋却唾手可得的名声而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也表现了伟大的艺术在一些敏感的听众身上引起的心灵上的变化。这些作品写得高雅细致，心理变化幽微，富于暗示，看得出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但凯瑟在这方面的生活积累并不深厚，写多了未免枯竭，用萨拉·俄恩·裘威特批评她的话说，“内心深度不够”，“才能还没有成熟”。
裘威特擅长写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镇生活，笔触精细含蓄，是当时第一流的“乡土文学”作家，深为凯瑟所钦佩。裘威特也十分重视凯瑟的个性和才能，建议她“放弃编辑工作”，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回想一下自己“头脑里反复酝酿多年，最后能够精确地表现在纸上”的是什么东西，因为这类题材既经“反复思考”，那么“不论大小写下来便是文学”。这位老作家的忠告及时启发了凯瑟，改变了她一生的创作路子。她果真放弃当时全国有名的纽约《麦克鲁尔》杂志主编的工作，寻找“自己安稳的生活中心”，为“能够精确地表现在纸上”的东西而努力。
薇拉·凯瑟“酝酿多年”的题材是什么呢？是哪一个时期的生活经验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她不能忘记在她八岁到十五岁之间在内布拉斯加州红云村度过的日子。她来到这片新开发的西部边地，走遍附近的乡间，十分欣赏那些来自瑞典、丹麦和德国等国的欧洲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和生活习俗。她曾经怀着很大的兴趣倾听他们讲述征服高山平原、开垦荒地的故事。这是一批具有开拓精神和互助精神的人。
像许多有经验的作家一样，凯瑟不是把童年的印象一古脑儿托出，而是用自己的想象加以选择、提炼和提高，使自己的题材富于艺术的光辉。所以，她开始写这些移民和拓荒者的时候虽然已经四十岁，但为时未晚，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写出了她最优秀的作品：《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一个迷途的女人》、《教授的住宅》、《死神来迎大主教》和《模糊的命运》等。
《啊，拓荒者！》描写女主人公——北欧移民亚历山德拉·柏格桑艰苦奋斗的一生：她幼时随家从欧洲迁居内布拉斯加州，十二岁开始当父亲的帮手。父亲去世后，她在贫穷到极点的境况下“继承家业”，熬过“三年大旱”，在“颗粒无收”的荒年挣扎度日，还得扶养三个弟弟长大成人。经过她惨淡经营，家业有所起色时，两个大弟弟同她争家产，还阻挠她结婚。她好不容易把心爱的小弟弟艾米送出去上学，不料艾米死于情杀。这一连串天灾人祸的打击并没有摧垮她的意志。她仍然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她的信心在于两个方面：一、她对土地怀有“如痴如醉”的感情，她明白她那些丰硕的成果来自大地；二、与这种感情相联系的是对人的同情和关怀，这包括她的亲属、邻居和孤寡老人……甚至对于枪杀她弟弟的沙巴塔，她也不记仇，请求法庭“尽量设法使你得到宽赦”，因为，她认为沙巴塔也是移民，“居处异乡，无亲无友”，“都是同一背景的受害者”。正是这种宽广、豁达的人生态度使她能应付各种厄运与逆境，走向成功之路。
《我的安东妮亚》一般认为是凯瑟的代表作。小说以欣喜的笔调描述一位波希米亚姑娘的成长。安东妮亚早年坎坷，刚到内布拉斯加州时生活无着，饥不择食，衣不遮体；她父亲死于“怀乡病”后，她像“大男人似的，从这个农场到那个农场，到处去帮工”，去镇上帮佣时又上当受骗。但她有一股坚韧的内在力量，一股百折不挠的勇气。就像她幼时的邻居吉姆所说的：“很多妇女保留了她所失去的一切，可是她们内心的光彩消逝了。安东妮亚则不管失去多少什么，她生命之火没有熄灭。”小说结束时，安东妮亚虽然老了，但“仍然具有一种能点燃想象力的东西”，“她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矿藏”。
《我的安东妮亚》是一曲青年的颂歌，它颂扬普通的劳动者。叙述者用回忆的形式把故事串连起来，组成一幅开发西部的历史画卷。画面的远景是正在开发中的广阔无垠的原野，前景占中心地位的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劳动妇女，她那热情、期待的目光凝望着远方，健壮、丰满的身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一个迷途的女人》是作者所追求的“不带家具”的小说，即有意回避巴尔扎克式的冗长的客观环境描写，突出意象与含义，把长篇的内容浓缩在中篇的篇幅之内。小说写一个美丽的年轻妇女——福瑞斯特太太身处“拓荒时代”后期，在丈夫死后未能抵制物质生活的诱惑，与惟利是图的“新一代人”同流合污。作者写她与“新型律师”艾维·彼得斯的关系，并非想表现一个美国式的包法利夫人的故事，而是要捕捉一个行将消逝的时代，从它的黄昏夕照里追寻昔日的光辉。
一次大战以后，薇拉·凯瑟发现美国社会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文化教育的滑坡状况令她伤心。她认定：“拓荒时代”已经过去，“拓荒”精神荡然无存。所以，《我的安东妮亚》是拓荒时代的一支颂歌，而《一个迷途的女人》是那个时代的一曲挽歌。
《教授的住宅》的主人公圣·彼得教授是研究美洲早期文化的学者，他的专著《西班牙人美洲探险史》给他带来巨额收入，也带来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他的妻子女儿住进新住宅，贪恋物质享受。而教授则留恋旧住宅，这是他在其中辛勤劳动十几年的“家”。“住宅”是一个象征，象征美好的传统的衰亡。书中插入的“汤姆·奥特兰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汤姆·奥特兰是教授三十年来遇到的最优秀的人才，他在新墨西哥发掘到的印第安部落的遗址极有价值，但政府部门官僚主义严重，学术界又散发出铜臭气，无人资助他进行发掘。小说对悬崖城等遗迹的描写有一股早晨宁静的清新气息。
凯瑟对现实越失望，就越缅怀过去，对往昔采取理想化的态度。《死神来迎大主教》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描写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神父开发新墨西哥州时的传教活动；在作者看来，拉都神父和瓦扬神父横跨沙漠地带，蹚过河流小溪，翻山越岭，如同拓荒者。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还得同散漫、奢侈、傲慢的圣职人员进行斗争。凯瑟幼时参加过浸信教会，一九二二年随父母加入新教监督教会，它们都不属于天主教。在《死神来迎大主教》中，我们看到作者不多写天主教本身如何，而是突出这些披荆斩棘的拓荒者如何战胜邪恶势力，建立正常的宗教秩序。至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出自法国殖民主义的背景，那不仅是书中的两位神父，就是薇拉·凯瑟本人也是没有认识到的。
作者后期在长篇小说中透出怀古的情绪，但在一些短篇小说中仍然抒写早年艰苦创业、助人为乐的内容，塑造了一些善良、朴实、亲切、感人的艺术形象，例如《街坊罗西基》中坚毅、乐观、能够体谅亲人的罗西基，又如《哈里斯老太太》中为家人服务一辈子、最后悄悄离世的哈里斯老太太等。
对于薇拉·凯瑟的创作，美国评论界公认她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很好地表现了“拓荒时代”的美国。但也有人认为她后期创作有逃避现实的倾向。批评家麦·盖斯马尔这样归结凯瑟的创作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她是“荒野中的一位贵妇人”，“她的基调属于平等社会结构中一位传统的贵族，工业社会中一位重农作家，不断物质化的文明中一位精神美的捍卫者”。
董衡巽
一九九七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