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罗向唐朝的遣使内容中，纳质宿卫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事项。对新罗和唐朝来说，纳质符合双方利益。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前后有别，导致宿卫者的职能性质发生变化，其留唐的期限也相应有所不同。新罗宿卫者起到了沟通罗唐两国的桥梁作用，为加深两国的政治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西汉武帝在位时开始出现“四夷纳子为质”的新现象，是居于正统地位的中原王朝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交往的新模式。最初纳质的当属南越王赵胡遣太子婴齐入汉宿卫。受赵胡的请求，西汉兴兵讨伐入侵南越的闽越国。为了表示感恩和忠心，即“望大廷，以报盛德”，同时也出于倚靠大国庇护的考虑，赵胡派太子婴齐作为质子入汉宿卫。此后其他一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西域诸国陆续向西汉纳质，以西汉为宗主国。这个传统基本上为以后的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所继承。蕃国质子的主要任务是宿卫阙庭，即侍卫天子，故又称“侍子”。依据“蕃望大小”、“比类流例”、“功效高低”，质子被授予武职或文职官衔。
至唐朝时，中国国威更加声名远播。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向唐朝频遣质子的同时，又出现了唐朝接纳外国质子的现象。而在与唐朝关系密切的国家中，新罗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新罗向唐朝纳质时，是严格按照蕃臣身份给自己定位的，但即使如此，这种纳质和唐朝与其辖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纳质性质还是应当区分明确的，也就是说，在唐朝“统御万国”的时代背景下，新罗是以“外臣”的身份与唐朝进行交往的，这与唐朝周边的许多民族政权的“内臣”身份不同。基于当时的这种客观现象，本书试图对新罗向唐朝的纳质宿卫作一论述。
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史学界对于新罗入唐质子的研究散见于一些有关蕃将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论著中，如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唐代蕃将研究（续编）》、马驰师《唐代蕃将》、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蒋非非、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韩国卞麟锡《唐长安新罗史迹》、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马驰师《羁旅长安的新罗人》、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活动的考述》，等等，对于新罗对唐纳质宿卫的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鉴于此，笔者根据史籍所载的有关资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一、新罗纳质宿卫的初因
新罗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就已向前秦朝贡，但没有对中原王朝纳质的记述。
6世纪初，新罗加快接受中华文化的步伐，实行郡县制、官制、舆服制、谥法、年号、律令，文物典章基本完备。直到6世纪中期（532-562），新罗才统一了弁、辰韩人的所有部落。此前的新罗国小力微。隋朝建立之前的南北朝并立，国势也不算强大，与新罗又远隔沧波，各自都受到国内外战争等事务的牵扰。以上因素决定了至少在当时，新罗与中原国家之间，要达到“纳质”的亲密程度，条件尚不具备。
唐朝建立后，新罗已经成为朝鲜半岛的三雄之一。唐罗各自的国内形势基本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促使双方交往趋向紧密。但是直到唐朝贞观前期，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似乎还不如与高丽、百济密切。然而国家利益的影响变化无常，两国关系很快就开始升温。新罗在与高丽、百济争雄战争中的被动处境成为其向唐朝纳质的起因。正如前文所述，从半岛三国建立起，其相互争夺领地的战争就绵延不断，到唐初，发展成为百济、高丽联合进攻新罗的局面，百济与新罗之间的相互征伐尤为激烈。为了扭转劣势，新罗一面频频向唐朝派使告急求助，一面于贞观十六年（642）试图联合高丽对付百济。在遭到高丽要挟而失败之后，新罗最终只有靠求助于唐朝来扭转劣势。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善德女王派金春秋及其子朝唐控诉百济“塞其朝宗之路”，唐太宗答应出师，金春秋遂向唐太宗表示愿留子宿卫。新罗入质宿卫便发端于此。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新罗派遣王子金仁问入唐宿卫。据《三国史记》载：新罗“屡为百济所侵，愿得唐兵为援助，以雪前耻，拟谕宿卫仁问乞师”。因此可以说，新罗纳质宿卫是与建立、巩固唐罗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其寻求军事保护的目的很明显；同时含有倚靠大国巩固、壮大自己的用意。
在对唐纳质的问题上，新罗君臣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就是说，新罗并非因唐太宗答应出师才对唐纳质的，换言之，即使唐朝暂时没有答应出师，新罗也会要求纳质宿卫。为什么这样讲呢？
在朝鲜半岛其他两国的夹击下，新罗的处境极为危急，时刻面临着“亡社稷”的窘境。只有取得大唐的同情和援助，新罗才有可能在半岛三国的角逐中求得生机并保存国家，甚至反败为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在与唐朝的交往中，新罗恭敬谨慎地保持“事大”的主动姿态，冀以求得支援。所以，不管唐朝当时是否答应出兵，新罗都不会放弃与唐结交的努力，其以纳质宿卫作为重要的沟通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新罗对唐的纳质在当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明智之举。这种纳质与上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国弱惧其侵伐，令子及贵臣往为质”显然性质不同。
通过在长安宿卫的金仁问等新罗质子的沟通与维系，罗唐关系迅速升温，最终两国合力灭掉百济和高丽，新罗几百年来的夙愿终于实现。在目的达到之后，新罗的纳质虽一直延续，但是其宿卫质子的职能却发生了变化。
二、新罗入唐宿卫者的职能演变
在唐前期，新罗入唐宿卫者多数是新罗王族或者贵臣子弟。作为唐朝的外蕃内臣，新罗、波斯以东的西域十六国和昭武九姓国以及渤海等属国的入侍质子大都配于诸卫，授将军、中郎将、郎将等职，得到优待。受“安史之乱”以及之后国内纷乱局势的困扰，唐朝国力下降，但其对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强大。不过，传统的任诸蕃入朝君长、质子统禁军的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期蕃将的后人、寒姓蕃将、河朔蕃人镇帅子弟逐步把持了禁军统领权。
受此影响，此后新罗尽管继续派质子入唐宿卫，但以宿卫阙庭为主要使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学习文化制度成为宿卫者的另一任务。应该提到的是，新罗派人入唐习业并不是从“安史之乱”后才开始的。早在唐太宗之时，就曾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凡学生能明一大经以上者皆得补官，因此，新罗及高丽、百济都争相派遣王公贵胄之子弟入唐求学。中宗皇帝反正以后，也曾下诏同意“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新罗所遣入唐习业的子弟，虽不能说尽为质子，但显然不乏以质子身份入国子监者，如新罗名将金庾信的玄孙金岩即是“入唐侍卫，间就学阴阳家法”。金茂先、崔慎之等学生八人、大首领祈绰等八人、小首领苏思等二人，都是“赴阙习业，兼充宿卫”。
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新罗国王金彦升上奏唐天子：
先在（唐的）太学生崔利贞、金淑贞、朴季业四人（按：漏记一人或当为三人）请放还蕃。其新赴朝贡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请留在宿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鸿胪寺给资粮。
新罗王的请求得到唐敬宗的许可。
上述事实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从唐初，新罗质子就可以入国学，但是职能以宿卫宫阙为主。严耕望先生认为在唐中叶以前，史家“例只云宿卫，不明说其有所学习。盖史笔省略也”。前面也曾引述严先生以及马驰师的观点，即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到五代中叶的三百年间，新罗向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达两千甚至三千人以上。而后来新罗学生入唐求学竟然也被称为“宿卫”，这与唐初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学界也少有对该现象的深入探讨。
出现这种由宿卫性质向留学性质过渡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应当分别依据两国的国情来入手分析。
首先，就唐朝来说，其要求的是一种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以唐朝的先进文化影响周边的民族国家，使它们自觉地“向风募化”，从而达到“九夷同文”的局面。唐朝对蕃国实行羁縻统治，却不曾对其以武力强迫归附，倒是蕃国主动要求以唐皇帝为“天可汗”，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其实这种主动性的要求主要归因于蕃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种种的需要使得各国、各民族接近中国而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也就是说，“当时唐朝所确定的这种秩序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征服和强制而强加于人的”。然而即使如此，对像纳质宿卫这样正式的蕃国义务，唐朝其实也并不是很在意地去落实。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满足于拥有天朝与内外蕃国之间的“名分”，不如说这反映了唐朝开放的文化心态。唐玄宗在开元十一年（723）发布的一道诏书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诏曰：
我国家统一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隅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颙颙然向风而募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重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照之以春阳。淳德以沃之，中孚以信之。玄风既同，群物兹遂，莫不自天壤、穷海域，厥角以请吏，执资以来庭。皇唐之德，于此为盛。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国，虽威惠之及，自远毕归，而羁旅之志，重迁斯在。宜命所司勘会诸蕃：充质宿卫子弟等量放还国。契丹及奚延通质子并即停追，前令还蕃。首领等至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旋去。朕欲以鸟兽威若，华戎俱泰，来则纳其朝谒之礼，去则遂其生育之心。推我之诚，崇彼大顺，含弘之施，德莫厚焉。
在诏书中，处处体现了唐朝皇帝对于自身“皇唐之德”、天下共主名分的满足感，但是，换一个角度讲，恰恰是这种“华戎俱泰”的心态体现了唐文化的博大胸怀。也正因如此，包括新罗在内的外蕃质子才能够在宿卫的名义下入国学，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唐朝皇帝才能对新罗以宿卫名义派遣留学生的行为听之任之，甚至照顾有加。比如留学生在唐的待遇就有：“鸿胪寺给资粮”，或“京兆府支给逐月书粮”，每年冬春，天子还“恩赐时服”，等等。
其次，对于新罗方面来说，在统一了半岛之后，向发达的近邻唐朝学习，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是以向唐朝大量地派遣留学生。
附带说明一下，新罗对唐朝还存在一种名誉上的宿卫，主要表现在新罗使者朝唐时，被封以将军、郎将或其他官职，然后遣还本国，受封者本人并不在唐朝留仕。如开元十四年（726）金钦质入唐朝贡，被授予郎将，开元二十四年（736），新罗大臣金端竭丹入唐贺正，被授予卫尉少卿员外，代宗大历七年（772），贺正使金标石被授予卫尉员外少卿，等等。所领官职是一种高荣誉奖赐。带着这些隆重的奖赐，使者们便风光地被“遣还蕃”。马驰师的《羁旅长安的新罗人》对此有详述。这种情况不在本书的主要讨论范围之内。
三、新罗遣质宿卫的过程和宿卫概况
从贞观二十二年（648）金春秋朝唐时自愿留子宿卫之后，新罗继续派出宿卫质子。随着百济、高丽这两大夙敌的相继败亡，新罗不失时机地攻占了百济和高丽的旧地，引起了唐朝的不满，唐罗联盟日渐松动，进而导致两国交兵。在两国关系恶化的这段时期里，新罗质子入唐的情况没有史料记载。开耀元年（681），新罗王金法敏去世，唐高宗甚至没有按照惯例为之举哀。直到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奏请《礼记》并文章后，两国关系才慢慢升温。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金兴光继任新罗王开始，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此后新罗基本上每年都遣使入唐朝贡，甚至一年多达三四次。在停止了约半个世纪之后，新罗于玄宗开元二年（714）重新向唐派出质子，宿卫阙庭。开元中，唐玄宗发布暂停四夷质子入侍，并且放宿卫质子还蕃的诏书（见前述）。“安史之乱”期间，受唐朝政局动荡的影响，新罗便很少派遣入质侍子。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之后直到唐末五代，新罗宿卫重又频繁起来。而这期间的宿卫质子则是以宿卫学生名之了。下文对此有详述。
严耕望先生在《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一文中列举并考证了新罗入唐的宿卫学生。他们是子玉、金风训、德福、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一十二人，金义琮，习业学生二百一十六人，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一百零五人，李同等三人，崔承佑、金茂先、杨颖、崔涣、崔匡裕、金绍游、崔慎之等八人，祈绰等二人，苏思等二人，崔英、金渥、崔致远、朴仁范、金文蔚、元杰、王巨仁、金垂训、金夷鱼、金可纪、崔仁滚，等等。马驰师的《羁旅长安的新罗人》中，也涉及了入质宿卫者的介绍。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新罗质子的情况，笔者在结合严、马两位先生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把新罗宿卫质子的史料更加细化，以便对有唐一代新罗遣质宿卫的情况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四、新罗宿卫者的在唐期限
根据职能划分，新罗宿卫者可分为宿卫质子和宿卫学生两种。前者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后者则是为学习文化而入唐，两者宿卫年限不同。
以王族身份宿卫阙庭的质子一般没有固定的留唐期限。有人在宿卫的次年就可以回国，如开成元年（836），王子金义琮来唐“谢恩兼宿卫，二年四月十一日放还蕃”；也有在唐留居二十多年的，如金仁问，他以宿卫质子的身份，从永徽二年入唐至延载元年的四十三年间，七次入唐，在唐朝居住达二十三年，并在唐终了一生；金允夫以质子身份在唐生活更达到了二十六年之久。新罗入唐宿卫者没有固定的期限，还表现在新罗可以随时更换质子，比如天宝年间回国的金忠信，他留唐宿卫的原因是当初他朝唐时，恰逢一位在唐质子金孝方去世，因此，金忠信就代替金孝方宿卫；而他的去唐则是因为新罗王念及他“久侍天庭”，所以派金志廉来代替他为质。
宿卫学生的在唐期限则有具体规定，“通常为十年”，但著名的新罗文人崔致远六年即完成学业，虽然可用他的聪颖来解释，但至少说明这个“十年”的期限并不绝对。每当学生学习期满，新罗都会及时请求唐朝政府放宿卫学生归国，并不断补充新的学生入唐习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方文化现象。
五、新罗宿卫者的作用
在新罗纳质宿卫初期，质子在促成罗唐联盟以平灭百济、高丽问题上起了推动作用，此见前述；而宿卫学生归国后，则对新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文章对此也有专门探讨，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新罗质子以副使身份出使本国这一现象。
新罗质子常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本国。金思兰于开元二十一年（732）被派往新罗发兵助唐攻打渤海靺鞨，即是以唐使者身份前往的。“思兰本新罗之行人，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及是委以出疆之任，且便之也。”事情的起因是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当时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就是利用了他的双重身份之便。
新罗质子更多的是充任唐朝入新罗吊祭册立的副使。当新罗国王去世或者新国王即位的时候，其质子便会以唐副使身份出使本国，行使宗主国的吊祭和册立权。《旧唐书》载，宪宗元和七年（812），新罗王金重兴卒，国人立金彦升为王，唐以质子金士信为持节吊祭册立副大使，配合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出使新罗。元和十五年（820），时为太子中允的金士信奏称：
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常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
由此可以看出：①新罗质子以副使身份出使本国是普遍现象；②质子们对新罗二百多年来宿卫唐朝阙庭不仅不以为异，反而认为质子以副使身份出使本国应当按资排序，以免遗漏；③金士信在元和七年（812）已经以副使身份出使过本国，而元和十五年又要求充使前往，表明此职对于质子颇具吸引力，所以质子们乐此不疲。针对这种现象，唐朝有人专门作诗云：
云岛茫茫天畔微，向东万里一帆飞。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通海便应将国信，到家犹自着朝衣。从前此去人无数，光彩如君定是稀。
说以副使身份东归的质子“人无数”，当然是夸张，但它说明质子以这种方式“光彩”回国则是当时潮流追求的指向；“到家犹自着朝衣”反映出入质者在“久为侍子”后，得以大唐副使的身份归国而自感无限荣耀自豪。其实，像金士信这样有两次出使本国经历的质子还大有人在。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二月，新罗质子试光禄卿紫金鱼袋金允夫就进状称：
“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矣。三蒙改受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城王庙令。
据此可以推知：①质子在唐朝尤其是到唐后期一般是授予试官；②试官经过几次迁转，或者侍子以副使身份出使本国达两次，则可以授予正官。“准往例”，说明在金允夫之前，已经有此种授官的先例。金允夫在其长达二十六年的质子生涯中，三授试官，两次出使本国，而且他敢于向唐朝皇帝进状讨要官爵，说明质子在唐朝是受到信任和重视的。而从授予外国人实权官职这一国家行为上，我们能够看出唐朝社会高度的包容、开放与自信。
除了新罗质子以副使身份出使本国外，还有在唐朝地方政府任职的新罗人以副使身份前往本国，如金云卿。会昌元年（841）七月，敕：
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
金云卿留学唐朝，并在唐朝因宾贡科举及第而被授予官职，因此，他又可以称为前“宿卫学生”。唐代地方官官阶的高低跟所在府州县的大小级别有关。因为金云卿所任的兖州和淄州属于上州，相应地，上州司马是从五品下职事官，长史为从五品上职事官。可以说，金云卿任职级别是比较高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以新罗人为副使出使本国的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唐罗两国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新罗习慕华风、颇知书记，被唐朝视为“有类中华”的“君子之国”。这使得唐人对新罗的感情远比对其他国家更为亲近。让质子作为副使出使本国，是唐对新罗及质子的特别褒奖。
其次，新罗虽然文字上用的是汉字，但是语言上却不通行汉语。所以金士信在请求副使之职的时候说“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即是为了发挥新罗宿卫者的本土语言优势，除了颁布圣旨外，还需要翻译唐、罗语言，分别对唐、罗上层的思想、意图进行阐释和沟通。因此可以说，接受了唐罗两国文化的质子，正是高效地传输两国政府信息的最佳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在促进唐朝和新罗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六、总结
作为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一种交往手段，新罗纳质最初是为促成与唐朝的结盟，以扭转在半岛三国角逐中的不利地位。对于唐朝来说，接受宿卫又象征着将新罗纳入以唐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是唐朝国威远播、德化四海的表现。因此，纳质宿卫符合两国各自的利益。新罗完成半岛统一后，尽管对唐纳质宿卫的初衷已经消失，但是为了改变落后的社会状况，需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就必然要求它与唐朝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尽管新罗对唐的纳质宿卫曾因两国的矛盾冲突而一度中断，却能够再次恢复并一直持续到唐末。当然，随着宿卫学生的比例逐步提高，其宿卫的性质也逐步地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到唐朝后期宿卫竟然成了新罗留学生的代称。不管质子们入唐的原因是作为加强罗、唐政治联系的纽带还是学习先进文化，新罗对唐的纳质宿卫是始终围绕着其国家利益进行的，是适合其具体国情的外交政策。
高丽、百济和新罗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都尽量遣派使者进行周旋，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但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高丽在与唐朝交涉中多有顾忌，扩张疆域的活动也从未停止，从而招致唐朝的不满，所以，其使者在唐朝不受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高丽不停地派使者朝贡，但这种表面上的尊敬掩盖不了事实上对唐朝的不恭，唐朝对高丽的整套政策始终没有改变。百济在与唐朝的交涉中虽然一度非常注重交好，但其外交策略重点出现错乱，使其在国家角逐中站位失误，走到了唐朝的对立面，招致灭亡之灾。新罗在与唐朝的交往中非常注重发挥使者的作用，并重视派出使者的身份，对使者入唐的使命也分别赋予宿卫、朝贡、求学等不同内容，这使得新罗和唐朝的交往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对于新罗取得唐朝越来越多的好感，最后帮助新罗出兵消灭百济和高丽，以及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韩使者对唐朝的出使活动，以及唐朝对三韩采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无一不是围绕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的。纷繁复杂的朝鲜半岛局势，最后出现了统一局面，新罗一国独存，这与新罗使者在罗、唐的利益间不停穿梭斡旋、游说奔走有着密切关系。高丽、百济两国的使者在对唐交往中尽管也在一直努力争取最佳效果，但国家利益的冲突使得他们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在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中，使者们的才智和个人品质、修养是取得良好沟通效果的重要因素，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的才智、品质、修养无不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附属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不可能单独存在。三韩使者与唐朝的交往以及最后的效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章 入唐的原百济、高丽王室以及权臣事迹考论
由于前高句丽王高藏政变失败被捕，泉男生在679年去世，前百济王扶余隆似乎再度返唐定居，所以高句丽可说是陷于无政府状态，李敬业起兵反武后失败后有意逃往高句丽，或许与此有关。686年，武后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尽管史籍未明载高宝元此时身在何方，但参考上述西突厥领袖的例子，相信武后有意利用高宝元安抚高句丽旧地旧族。
——黄约瑟
原百济、高丽王室和高丽权臣泉氏家族在国家灭亡后被迁入唐，他们及其后裔在唐朝（包括武则天朝）仍然受到了重视。唐（武周）朝重视其原王室贵胄的地位并对其加以利用，使得他们在当时军事、政治方面为唐朝边疆的保卫、国内安定政治环境的维持和武周的建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这些原蕃国上层统治者及其后裔在加强唐（武周）朝东北边疆的巩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则天女皇君临天下，改唐为周，魄力可谓大矣，但对武则天的评价，从古至今，褒贬不一，尚无定论。其民族政策则向来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下试从这些入唐高丽、百济王室及原高丽权臣泉氏家族在唐（武周）朝的事迹与经历入手，从出土墓志记载出发，结合史书有关记载，对唐（武周）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对武则天的历史评价方面提出笔者的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