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在我看来，我的指挥事业似乎都得益于那些指挥大师贵体抱恙或是他们不得已取消原定音乐会安排而给我留下的机会。我的指挥之路真的很神奇！准备就绪之后，我和妻子卡门就前往以色列。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甚至都不清楚当时以色列的政治局势。然而，让我备感意外的是抵达以色列后我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尤其是受到了巴伦博伊姆家人的热烈欢迎。在以色列逗留期间，都是他们全心全意地照顾我，这也使得我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一见钟情。那个时候，交响乐团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在大屠杀前后从奥地利或是西欧逃到以色列的移民。这就意味着我的指挥风格肯定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因为我对来自欧洲的声音再熟悉不过，又是如此地了解。从一开始，特拉维夫市的喧闹中带着秩序就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孟买。人们总是在交谈，给你种种建议。在孟买，只要你一打开窗户，你就可以看见街上有成千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也是如此。这样的情景我在维也纳从未看见过，所以，当我在以色列看到这样的场景时，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但以色列的音乐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维也纳。这次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献上的节目我以前从来没有指挥过，乐团成员们对这些节目也很陌生，我的这种选择的确风险很大。我们演奏了柯达伊的《加兰塔舞曲》，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以及德沃夏克的第七交响曲，乐团的音乐家没有一个熟悉这些作品的。对于如此有难度的选曲，四次的排练时间确实让我们对演出的效果都悬在心头。当晚斯特拉文斯基的《三乐章交响曲》我们演奏得相当成功，但德沃夏克的曲目显然有些不尽人意。我回忆不起表演结束后观众对这场音乐会的反响，只记得我们同样的曲目共演奏了13场。尽管演出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我和乐团成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都很开心。更重要的是，我又一次从这些音乐家那里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使我明白了音乐演奏要求的不仅是你对基本技法的掌握，更需要你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
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所具有的力量和意志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只要有了这两种品质，无论他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他都能坚强地面对。在特拉维夫市或以色列的其他城市，音乐使人们对和平的生活充满希望，至少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1961年真是非常曲折的一年！奥曼迪不但取消了原定于在以色列举行的音乐会，而且也取消了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音乐会。我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经常聆听音乐会的听众，一个低音提琴教授奥托•鲁南的学生，尽管未能光荣退役但也曾是合唱队的一名歌手。因此，当维也纳艺术节的艺术总监埃贡•希尔伯特（EgonHilbert）邀请我，而不是奥曼迪指挥这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时，我对这样一次特别的要求感到受宠若惊，当然欣然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