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上的地址一径写下去，省之后是县，县之后是区，区之后是乡，接着便是某某村第几组了。贴好邮票你就算回到了出生的地方。那里被你称作老家，你把童年和少年都消磨在那里，无论欢乐还是痛苦；你也把老人们埋藏在几处坟茔里，是你的哀伤，也是你的思念。
还有一些至亲的人仍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他们使你日夜牵挂，又时常烦恼。
有时候，我会无端地羡慕办公室的任何一位同事，觉得谁都比我活得潇洒、活得轻松。他们永远不会收到那种从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第几组寄来的，皱皱巴巴的家信。那种小小的白皮信封，只有乡村的供销社里才有出售，上面粗糙地印着一些美人或花卉；而所谓信纸，大抵不过是薄薄的半张，通常是从学生的作业本上随便撕下来的那种。
根据多年的经验，我对于寄自老家的信，已经产生了某种畏惧心理，我害怕盖着故乡的邮戳，写着寥寥数语的那半张纸。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字，但所有的文体，都不如从农村寄来的家信直截了当。它常常一下子就剥掉了你这个“伪城市人”的外衣，使你农民的根裸露出来，招来有限的尊敬和更多的不屑。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来自江汉平原上那个有“鱼米之乡”美称地方的家信，寄来的却无一例外都是坏消息，有时甚至是不幸的消息？我很想知道，和我一样在农村土生土长，后来又在城里谋生的人们，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是否和我有同样的体验。
刚参加工作那年，便收到了一个远房舅舅的死讯。在我看来，他是被人毒死的：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几个外地人，在他家喝酒，未吃完饭就提前离去了。舅舅突然剧烈腹痛，呕吐不止；另一个舅舅急忙用拖拉机将他拉到镇上的医院抢救，半路上他便咽了气。这个开拖拉机的糊涂的舅舅，竟然将尸体直接拉到火葬场，化成了一堆灰烬。我回家去，看见他家卧室的地上，呕吐的遗留物使泥土地面仍然潮湿一片。听说有关部门曾派人来挖了一点湿土回去化验，结果却没有下文。
不久，一个表妹投水自尽了，原因是包办婚姻。父母强迫她嫁到邻村的一户人家，她宁死不从，结果招来的是一顿暴打。一个十七八岁、活泼可爱的小表妹就这样愤然投进了家门前的堰塘。读着这样的家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世。接下来收到的另一则死讯，是关于另一个舅舅的。他死于肝硬化，借来的200元救命钱，在医院门前被骗子骗走了。他除了哭和等死外，没有别的求生之路。他是我母亲的亲弟弟。母亲讲过这样的故事：1958年，饥馑的大跃进年代，母亲在两百里外没日没夜地修水库，将攒下的锅巴托人带回家，给这个弟弟吃。这个受托带锅巴的人，竟然黑着良心，在半路上将这点锅巴吃了个干净。母亲回家时，看见她这个弟弟已饿得皮包骨头，正在村西的野柿子树上找果子吃。舅舅壮年而逝固然使我悲伤，她的遗孀及三个女儿孤弱无依，则更加使我感到愤怒。因为生前的恩怨，他的两个亲弟弟，同在一村，竟然不肯帮助这不幸的一家，他家的田地还要有赖于我的父亲——他的老姐夫，从几里外扛着犁耙去帮着耕种。读着这样的家信，我感到全身发抖，从灵魂深处涌出一股无法遏止的寒意。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庆幸，为我终于逃离了故乡。
堂叔的死，是我心灵上的一个创口，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它常常隐隐作痛。记得那一年，收到关于叔叔被殴致死的家信后，我一下子怔在收发室门口，头脑里变得白茫茫一片。我坐上火车，赶回老家，在各个机关之间奔走，一定要为叔叔的死“找个说法”。我这个有着所谓“诗人”声誉和“党报记者”招牌的青年，也不得不加入了申诉、上访者的行列。我曾对同事们无忧无虑、除了小家庭外别无牵挂的生活感到由衷羡慕。我说，像我这种有农村背景的“城里人”，要想和农村割断最后一缕联系，恐怕要付出两代人的努力。这种志向显得有点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未免令人发笑，但同事们知道，我本来也未曾打算成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故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丰饶的物产和淳朴的人民；但愚昧和野蛮仍然横行乡里，肆虐的还有贫困和疾病。前些天又收到一封家信，说是妹妹要缴学费，弟弟要几千块钱“农转非”，家里的老人冬天咳嗽得更加厉害；几亩地也实在是无力耕种了，要我想办法把它们退掉。信末附带告诉我，村里的一个小青年，到别人家偷鸡，被人用猎枪打穿了肚子，死在了医院里。读着这样的信我又一次说不出话来。这个青年，我看着他长大的，膀阔腰圆，力气抵得过一头水牛，却成了地方上的一霸，最后落了这样一种下场。
长时间得不到家里的音讯，我心里就会感到空落落的。那种薄薄的、皱皱巴巴的信，盖着故乡那座小城的邮戳，会带给我瞬间的亲切感，使我在城里，虽不事稻棉却也不忘稼穑。我只有一个渺小的愿望：希望那半张薄纸寄给我的，是关于故乡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