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孩在山坡上捡柴时发现了一个猫头鹰的窝，里面有两只幼鸟。王财发兴奋地扑上去，捉住了一只，压死了另一只。这下，王财发的厄运便开始了——几天后他下河摸蛳螺，莫名其妙地淹死了。另一只幼鸟被带回来养在另一个孩子张荣祥的家中。但是没过几天，幼鸟的父母亲找来了。它们盘旋在乌溪镇上空不停地哀号着，很快就发现了张荣祥家靠窗处的鸟笼。于是：这一刻起，张家的沉浮、张家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猫头鹰在民间的形象是不祥的。它的不祥甚至超过乌鸦。乌鸦一般只是报忧报丧，以一种预言似的叫唤昭示灾祸的降临，但是乌鸦本身并不是灾祸，它也不参与灾祸，它仅仅是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先于人地知觉，然后转告而已。有人就是从这个角度给乌鸦以好评的，猫头鹰的不同在于它本身就是灾祸，谁缠上它，谁就缠上了灾祸。
“祸、祸、祸”，“要死、要死、要死……”
朱平江笔下的猫头鹰叫声怪异恐怖，它们无疑是对张家最恶毒的咒语，其实，猫头鹰在小说中出现的篇幅很少，仅四五处，每处的文字也很少，从表面看似乎是点到为止。不过它们的出现总是在故事情节急转、人物命运波折的关键时刻，它们有一种引领、串联、统一故事走向的作用。比如“上部”的结尾处就是猫头鹰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而“中部”开始，我们果然读到，张家的儿子在另一个夤夜亡命潜逃。
但是，猫头鹰在故事中的引入，并不仅仅在于朱平江在表现手法上的精细和严密，也并不仅仅在于增强故事的神秘感或丰富性。我个人的感觉是，朱平江之前的小说总是题材现实，表现手法直接，也就是说作者与自己的作品非常“贴近”，作者与自己笔下题材的贴近，就会有一些艺术表现力的流失，因为作者自己跳不开作品的现场，也就使得自己不能从更远或更高的位置上去眺望或凝视，也就极有可能影响了作者对作品反映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的认识。历史往往这样，一个时期，只几十年就足以让经历其间的个人感到漫长，甚至感觉是生命的全部，因而个人在其中的恩怨都会被不由自主地放大或走样，尤其是一个时代的政治境遇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遭遇。结合朱平江之前两部长篇的粗略感觉以及他“少年时逢‘文革’，因海外关系，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大致印象，我觉得朱平江的前两部小说都是这种“贴近”的典型。一个成熟的有历史感的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时间定位应该并不仅仅在于作品中人物所活动的那些可追溯可还原的“确定无疑”的时间。再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仅仅是政治环境而已，其他的，如民俗环境、宗教环境、文化环境更应该是小说家施展艺术才华的落脚点。一部成功的小说，它的题材的占有往往可能是一段毫无波澜的、转瞬即逝的、没有什么遗痕的历史，却往往又是一段可以被放之别的历史环境中而皆准的、寓言式的。朱平江的《猫头鹰又叫了（上）》虽然还是没有放弃社会变动的大起大伏，人物命运的大喜大悲，但是正如他自己的坦言：在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里，试图把大自然的猫头鹰和人间的芸芸众生命运相结合。
这是朱平江对于那段既往的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的理解和认识，更是朱平江对小说艺术的一种理解和认识。说直了，实际上朱平江是不是想淡化作品的背景，淡化时间的确定性和短暂性呢？很显然，朱平江作品中的猫头鹰至少就是这样一个尝试或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