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蒋家是宜兴大族，光绪十六年，父亲和出身名门的戴清波女士结婚，两人心志相投，经常一起唱和诗词、吹箫弄笛，恩爱逾恒。我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九日，正巧我家东书房一棵海棠盛放，祖父为我取名棠珍，字书楣。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位同乡朱了洲先生，和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常来我家向我父亲请教学问。徐先生到上海以后，第一次来我家拜访父亲，便是朱先生引见的。我父亲念徐先生独身在外，难免多加照顾。没有多久，他简直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分子，只要学校没有课，他总是待在我们家里。
徐悲鸿先生原名寿康，是离宜兴城十八里的屺亭桥人。他的父亲徐达章公能诗、工书画，一共生了三子三女，一家八口就靠他父亲卖画鬻字为生。徐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徐先生不愿住在家中，跑到上海念书。十九岁那年，父亲过世，他身为长子，当然要负担家庭生活，迫于无奈，只好回到宜兴，一口气接了三家学校的聘约。教了整整两年的书，他不愿被家累拖住，又悄悄跑到上海，由于生活费一无着落，往往一天仅吃两个粢饭团充饥。
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看见哈同花园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征求画仓颉像，徐先生画了一张去应征，获得录取。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对徐先生深为赏识，请他担任园中美术指导一类的工作。后来，姬觉弥又提供费用，让徐先生进了震旦大学法文专修科，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但我的生活天地仍局限于一楼一底的家里，我所接触的人只有家人邻居，徐先生这时闯进我们的家庭，给我带来了新奇的感觉。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不仅在他本身，同时也由于他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他矢志上进的毅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这是蒋碧微在其回忆录《我与悲鸿》中的一段文字，写得是她与徐悲鸿如何相识的，此段就名为《相识》，此时的蒋碧微十几岁，正是少女怀春的时候。蒋家是宜兴的大户，其家在宜兴南门大人巷内，高墙朱门，深庭大院，几进几出，十分显赫。其父蒋梅笙1916年曾在上海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执教，蒋碧微也随父在上海读书。徐悲鸿从家乡宜兴来到上海后经朱了洲介绍认识了这位前辈同乡，当时徐悲鸿虽然曾结过婚，但妻子病亡，儿子夭折，在上海孑然一身，年轻的徐悲鸿一身书卷气，眉清目秀，一副才子之貌，且为人谦逊有礼，因而蒋梅笙对他颇有好感，徐悲鸿也就成了蒋家的常客。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徐悲鸿也许常来蒋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非是真正仰慕蒋梅笙这位老前辈，而是注意到了他的正值花季的女儿蒋棠珍。
蒋棠珍在13岁的时候已经按照旧时习俗与苏州大户查家定了亲，那人叫查紫含。而这位查家少爷显然与徐悲鸿是两路人，他在参加乡试的时候竟然因为作弊而被请出考场，这让蒋棠珍不由地大为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