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明神宗实录》卷480、《明史》卷241《周嘉谟传》等文献载神宗推崇道教，万历五年（1577） 十一月，曾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致其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计田将二万余田”，“几罄一县之境”。迨万历三十七年（1609） 张国祥死，复极尽恩恤，赠封太子太保。
不难洞悉，这样的崇道风尚，自然成为景龙观钟铭拓本显现于世之温床与土壤。
2晚明以降拓本稀少与景龙观钟孤耸高悬，椎拓不易且慑于神道威力等缘故并有司官员之强力维护有直接关系据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 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 《重修迎祥观钟楼碑记》，知景云钟“明洪武间，移置于（迎祥观钟） 楼，楼三层，高十丈许，钟悬于上层中央”。地近清陕西西安府臬司衙门。
可以想见，于高十丈许钟楼上层中央悬挂之景龙观钟求取拓本，无疑存在较大的难度。
如侯官林侗（1627—1714）纂辑《来斋金石考》有记：“（景龙钟）今在西安城迎祥观，序铭共二百九十二字，大径寸许，钟甚钜，厚七寸，余？之，稍轻则不闻声，觚媵之，必塞其内空，方可？之。盖出于传闻，未尝睹也。”
如果《来斋金石考》描述椎拓景云钟之难“盖出于传闻，未尝睹也。” 则钮（？—1704）《觚剩》卷6《秦觚》“景龙观钟铭” 条所述椎拓景云钟之难当系作者亲见。文谓：西安府学宫，唐宋之碑林立，俗称碑洞。长安县有景龙观钟铭，为唐睿宗书，因去洞远，而拓者必塞其内空，缘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传于世。
然文体简雅，书法遒媚，极可爱也。
《来斋金石考》与《觚剩》所谓，除却孤耸高悬、椎拓不易等因，只说“拓者必塞其内空”，未云具体原因，实系恐惧神灵及畏惧妨碍上宪并有司究问，至明晰缘由，有以下几条文献可作具体引证。
如清康熙杨宾《铁函斋书跋》：
此唐睿宗御书也。观久毁，钟移西安府臬署西钟楼上，恐拓印者下窥官舍，往往禁不令拓。近令拓工以席蔽楼东一面，以草塞其内，毡裹于外，方能得之。其难如此，而其书又沉郁古奥，为东坡之祖，洵可宝也。
又桑椹披露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钱塘何溱（1791—？）为傅绳勋藏本题跋：“右铭字高一尺七寸，广一尺八寸五分，十八行，十七字，径一寸，正书。在陕西西安府臬司旁。秦人以此铭可镇邪，极为贵重，而又不敢常拓，谓拓时振动声音将不利于廉使，必候廉使去任，新任未来始敢椎拓，以故颇难购觅，工人亦因是厚其值以牟利。拓者每用红色，以朱砂、雄黄为之，沿俗传镇邪之说也。”
何跋之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长安县知事李文瀚《重修迎祥观碑记》及清末日本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景龙观钟铭”尚分别有记。
如《重修迎祥观碑记》：
迎祥观铜钟，重三百余钧，唐景云辛亥年铸，上有序跋，睿宗皇帝所制也。其辞典雅可诵，书法尤古秀圆劲，寓篆隶于楷法。相传谓，命工？之，袭者可以避水火。其见尊信于人如此。凡物至千余年，虽片瓦残碑，犹爱惜而珍异，而况钟之为器，制古而钜，又托于道，鰆显灵之所为。历世帝王之所重，鬼神且呵护之，人其敢忽视之哉。
又《长安史迹考》“景龙观钟铭”：
至此，方视作神灵而供奉之，故在今日，欲得此铭之拓本，实非易事。
拓工须秉命当局，制造？本，然后盖以当局之印章。例须纳税，方能邀准。
因此，凡此拓本上无此官署印章者，概为伪本。又传藏得朱拓者，可免水火之难，其被人尊崇，有足多者。
上述诸条资料透析的椎拓之难，时间跨度至少涵盖有清一代。因为延至清末（与足立喜六同时），日本桑原骘《考史游记》仍记悬挂景云钟迎祥观钟楼之“门扉紧锁，秋草遮路，不得近观”。
综上所述，知至少有清一代，世人之看重景龙观钟者，盖在钟铭拓本，至于钟铭拓本内容，则惑于道教神威，“每用红色，以朱砂、雄黄为之，沿俗传镇邪之说也。”
语及朱拓特例，《金石萃编》作者王昶曾因嗜好金石以及存在诸多困惑等缘故而多次往观拓工工作现场，但谓：“此钟今在臬署之右，昶在西安官臬司三年，暇辄过而观之。然工人椎拓，多用朱而不用墨，与拓其他处钟款者有异。”至此，我们回溯以上辑录各家藏本，知其多为士夫、学者所为，唯以神威远播，大致至晚从同治、光绪开始，更多数量之朱拓本需求者，则是愈来愈多的山西商人之踊跃楔入。
依笔者多次采访民国时期于碑林外府学巷开设敏古堂碑帖铺之赵敏生老人，言光绪以至民初，山西商人每言离陕回晋，如携带朱砂拓景龙观钟铭拓本，渡黄河时可免翻船跌水之灾，是故朱砂拓本在这一时期特别盛行，市场需求亦遽然增大，迄今流传于世者，亦大多此一时期所制。
前揭《长安史迹考》谓清末“欲得此铭之拓本，实非易事。拓工须秉命当局，制造？本，然后盖以当局之印章。例须纳税，方能邀准”。此种成例延至民国，不仅未见改易，反而因景云钟移入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掺入该馆与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等各家单位错综复杂之管理因素，欲获拓本遂并非易事。如1924年、1933年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先后制定碑林、图书馆拓印发帖管理办法若干条，报请陕西省教育厅公布实施。故1934年5月陕西考古会欲拓“迎祥观钟图暨唐六骏图各拾份”，须得报请陕西省教育厅同意并转敕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知晓，方可椎拓，否则将要大起冲突。诸事可参见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图书馆等单位有关景云钟拓本管理档案以及笔者发表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主编《碑林集刊》之《西安碑林碑帖业史略》 一文，恕不赘述。
应当指出的是，慑于道教神灵之威力，景云钟拓本所长期辉耀于世者，主要为朱拓钟铭之本。但至晚从清末开始，由于西方审美思想的急剧传入以及传统金石考据学科之变异、深化，钟铭之外的花纹图案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录叶昌炽《寒山寺志》卷1《志钟》之说，所谓： “唐钟链冶超精，云雷奇古，波磔飞动，扪之有棱。
余所见宝室寺、景龙观钟拓本，皆如此。” 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涉及钟铭一例。就中“云雷奇古，波磔飞动，扪之有棱”诸句，或指景龙观钟身图案，如推测不误，此正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之客观折射。
迎合此种变化，长安李月溪（1881—1946） 于创造全形拓六骏拓本之外，又有全形拓景云钟拓本之问世。受其影响，民初以降擅长此道并较多涉及椎拓钟铭者，尚有李月溪哲嗣李松如以及耀县张木生等人。其中李松如虽系后来，但在民国新美术环境的熏陶下，尤能巧妙把握全形拓景云钟拓本之墨色变化，凹凸深浅，运用自如。其代表作品，可从1942年为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所拓诸种景云钟全形拓本窥其端倪。
区别李月溪父子以及耀县张木生、长安夏子欣等人，供职于陕西考古会之拓工朱明俊、王兆禄在20世纪30年代椎拓景云钟群体工匠中，最为瞩目。查阅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考古会拓本出入细目，其中仅1934年5月12日一日，由朱明俊、王兆禄椎拓所入之景龙观钟文拓本就有20份之多。至精之本，则收入张扶万、戮力编纂的《唐长安金石照片、拓片集》之中。
与明清以来主要聚焦朱拓之本的特色相颉颃，清末民国所见景云钟拓本则主要为全形拓本以及墨拓本。至于拓本之收藏消费群体，也由原来单一的士夫、学者以及商人之流，扩充到学术团体、政府机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官员、学者与域外人士等更广泛的受众。
搜检陕西省档案馆藏陕西考古会拓本出入细目，知1934年5月13日该会送出景龙观钟文拓本共7份，其中送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西安分会者3份，送考古会研究者何乐夫1份，送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溥泉）3份。
在搜求景龙观钟文拓本的行列中，尤以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与杭县邵伯炯（1872—1953）最为瞩目。据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记载1935年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曾有赴北平联系石印出版《吕刻唐宫城图》托求邵伯炯提供相关资料之事。为答谢邵伯炯的慷慨提供，张扶万曾以所著《魏略辑本》相赠并“约拓景龙观铜钟铭、集股（古） 拓重阳宫石碑、草堂寺题名、乾陵金人题名” 等。邵则“以其家刻半囗（？）庐遗文二卷、石印万松山房兰亭拓本图册、缩照吕氏唐宫城残石片见赠”。
此外，搜索同年二至四月张扶万之《在山草堂日记》记载，知张、邵二人该年就北京、西安一线相关景龙观铜钟铭文拓本之通侯授受之事，至少有七八条之多。兹择要者五条？录于后，以便读者窥测当日景龙观铜钟铭收藏概况一斑并顺作本文全篇终焉之词：乙亥旧历（1935）二月十九日的《在山草堂日记》： “早八钟邵伯炯同其世子茗生来访，报其前日之谒也。以其家刻半庐遗文二卷、石印万松书房、兰亭拓本图册缩照吕氏唐宫城残石片见赠。余以魏略辑本答报。并约拓景龙观唐钟铭、集股拓重阳宫石碑、草堂寺题名、乾陵金人题名。”
乙亥（1935）旧历四月初九日《在山草堂日记》： “发邵伯炯朱拓兴庆宫、景龙钟铭八份。嘱李希屏整重阳宫碑次序。得李印唐咸阳信。”
乙亥（1935）旧历四月十二日《在山草堂日记》： “发邵伯炯景龙钟铭、兴庆宫拓片。”
乙亥（1935）旧历四月十六日《在山草堂日记》： “得伯炯先生十五日信，收到朱拓片。又赠南汉马（乌）氏地D一片……发伯炯，问铜钟拓片。”
乙亥（1935）旧历四月廿四日《在山草堂日记》： “接邵伯炯信，嘱寄文庙拓碑八种，又（请）寄景龙钟全部拓文一份，即照寄。”
（责任编辑：王原茵 张蒙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