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到处寻找可以结成圈子的人，都倾向于选择“和我一样，但比我稍差的人”。不要指望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从群体生物的利益上和人的利益上看，这种策略都有助于利益最大化。
虽然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巴结权贵，找“比我强很多的人”结成圈子，这是因为另有所图。
成吉思汗的结拜兄弟札木合具有帮助弱者的菩萨心肠，却没有接纳强者的胸怀。事实上，几乎人人如此，成吉思汗不嫉贤妒能，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本身站在高地上，没有受到威胁。这是人类形成组织的逻辑需要，和人的心胸和人品无关。2005年的NBA联赛，火箭尚未确定老大是姚明还是麦克格雷迪，中国媒体上全部都是讨伐和质疑的声音。2006年姚明做了老大，媒体简直把麦克格雷迪褒奖成了完人，这才是人性本真的反映。假如你从身边观察的不是这种现象，我认为必有伪装的成分和其他交换的筹码存在。
在群体生物里，如果做不到“首席雄性”的位置，排名也要尽量靠前，这样才利于基因的传承，这就是我们都如此钟爱权力的原因之一。然而，博弈不是单方面达成愿望的游戏，人们都倾向于“和我一样，但比我稍差的人”。其结果是不可能人人得逞，必须有人甘愿与和我一样，但与比我稍强的人为伍，才可能达成妥协。在组织中，达成这种和解的方式是交换，因为当头儿的掌握资源控制权利，他通过出让这些利益，交换其他人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组织。
“我们的头儿什么本事都没有，就会溜须拍马。”没错，从本性上来说，溜须拍马是组织之所以成为组织的化学键，是任何组织中的组织原则，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而已。在一个层级组织中，要想表现出层级之间的差别，虚伪和溜须拍马是一个必要的砝码。对于那些夹在中间的阶层而言，溜须拍马是一种增加差别感的方式，对下级而言，如果不摆出一副虚伪的面孔，光凭本事和组织赋予的权利不足以打消下级的潜在挑战，所以加上虚伪的砝码是有好处的。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戴维·布鲁克斯在《天堂中的BoBo族—新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写道：
最大的危机，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就是来自世俗的成功和内在价值的冲突。你怎么能够在生活中不断地获得成就，同时又不让野心窒息你的灵魂呢？如果你不变成物质的奴隶，你又怎么能够积累物质资源去达到你的目标呢？如果你不日复一日地沉溺于那些无意义的循规蹈矩中，你又怎么能够为你的家庭带来一个舒适和稳定的生活呢？如果你不成为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势利小人，你又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呢？
苏轼经过三次考试，最终一举成名天下知。初出茅庐，他就被皇帝授予了大理寺评事与凤翔府签判的官职。苏轼一上任，他的顶头上司凤翔知州陈工弼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尽管苏轼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是他写的公文总是被陈老爷子改得面目全非。当然，历史记载中的陈工弼并不是一个容不下新人、贤人和能人的奸佞小人。相反，他在历史上的形象颇为清廉、方正，只不过他为人比较内敛、低调，在性格和为人处事上，与开朗、豪放的苏轼有些不同而已。在对于个人道德操守的坚持上，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苏轼不要因少年得志而不知世间的坎坷。从官场的意义上来看，陈工弼这种做法是层级组织用来提高层级之间差别的常用手法。这暗示出人与人之间本真的差别，不能满足于维持组织级差，而打压一方、抬高一方是必要的。我们常常看到，下级写的报告，上级通常都要改一改，记者的稿件，编辑如果不改一下，就觉得有所欠缺。
古代常靠复杂的礼仪来维持层级之间的势差，中国的皇帝把自己和超自然的动物“龙”联系在一起，其他民族则把他们的皇帝和太阳或某种野兽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也有人不这样干，国王认为自己和其他人都是差不多的，日常的经验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但这种行为必定是不利于当时历史环境选择的，所以被淘汰了。
动物为了应对来自种群内部的各种挑战，也进化出一些虚张声势的本领。雄狮的鬃毛就是为了告诉竞争对手，最好别惹我，看我多威武！进化不是单方面的行动，因为它的竞争对手也会进化出鬃毛，最后还是无法体现出优越性来。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不容易逆转的军备竞赛，一个狮子有鬃毛，另外一个胆敢没有鬃毛，多半就不会获得雌狮的青睐而没有后代延续。这种势均力敌的广告大战会因为一方的撤出使另外一方受益。
另外一方面，动物在性竞争中也会投入过多的“广告经费”却得不偿失。科学家发现两种相似的蜘蛛，其中一种的雄性前肢上进化出了毛刺这样的性广告器官，另外一种则没有。科学家把前面一种的毛刺剪去之后，发现这并没有影响雄性蜘蛛获得雌性青睐的概率。但是将原本没有毛刺种类的雄性蜘蛛装上人工毛刺之后，雄性蜘蛛的交配成功率提高了48%。“广告投入”得太多有时反而招致反感，而从不做广告突然大肆宣传，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大肆宣传讲课教师洋博士的背景，看来和狮子的鬃毛效果不一样，因为确实能取得一些优势。但如果把世间尺度稍微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仍然是一个零和竞赛，现在洋博士因为数量的增加，优势地位已经大打折扣。
虚伪的谦虚是在假装渺小，目的是为了在一个层级的组织中或者面对新的圈子时，更容易被接纳。旧时中国官场上的谦虚实则是为了引起更激烈的恭维，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培根就说“谦虚只是出风头的诡计”。这些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增加级差，降低潜在的冲突，即使是在最凶猛的动物中，族群成员的尊卑也不完全靠激烈的武力竞争来比拼实力，因为这种你死我活、激烈争斗的方式成本太高，会被自然选择淘汰。
别以为“有本事”的人就不那么自私，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跟其他人比武，所谓本事的信奉者不过是为了通过本事拉大与其他人的差别。这就像NBA一样，火箭队希望打阵地战，因为他们速度慢，而其竞争对手太阳队却希望打快节奏的运动战。有本事的领导自认为和他的下级差别够大，就用不着虚张声势，如果自觉级差不够，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是组织逻辑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一次谈话中，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一个老板现在的水平提高了。问其故，他说，以前他就是不懂装懂，就是靠“忽悠”人，现在他是懂就是懂，不懂就不懂，这说明他有实力了。这位朋友的总结是对的，因为实质性差别的呈现会降低对虚伪性差别的需求。
完全靠“本事”排定在组织中的位次是困难的，就像一群狼完全通过联赛式的循环比武决定位次一样，由于排位成本太高，就不会被斤斤计较的进化规则选择。“赛马不相马”被认为是比较好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但不要忘记它的相对性，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完全赛马，因为成本太高。我们的愿望是一回事，进化规律则是另外一回事。
封建社会皇位的嫡传一直是人们很感兴趣的课题，每个朝代都为皇位的继承方法绞尽脑汁。我一直有两个疑问，皇帝的位置为何要嫡传，而不是选举出有本事的人来做皇帝？第二，即使一定要传给皇帝的后代，那么为何要确定顺序，而不是找一个有本事的儿子接班？进化论揭示了这个谜，因为帝位的传承方式是由成本和收益决定的。若采用竞赛制的方式在当时的生产和社会形态下，必定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方案。元朝的历史是一个证据，他们没有严格的嫡传顺序和规则，大家要凭本事去争夺皇位。成吉思汗把汗位传给窝阔台，窝阔台却没有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更有本事的弟弟拖雷的儿子忽必烈，忽必烈把元朝的疆土拓展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面积。但后来元朝迅速地衰败了，原因当然很多。帝位传承缺乏法则，凭本事吃饭，依赖于通过人品保证的自我评价和协调机制显然是风险非常大的方案。帝位传承在历史长河中就慢慢被选择出一种较为可靠的方案。
尽管与比自己稍差的人为伍可以在圈子中排定比较好的座次，也没有多少人希望找比自己差很多的人结盟。道理很简单，群体动物之所以不喜欢单干，是因为它们结成群体有共同的利益驱动，假如狼王招募一些残兵败将，虽可以使自己的位置高枕无忧，但是无法获得猎物也要完蛋。至于选择比自己差到什么程度的人为伍，则取决于生存压力的大小，被取代的风险和无法获取猎物的风险，这些因素是一个跷跷板，此消彼长。
越是大型组织或是缺乏竞争压力的组织，资历就越能显示出其优势，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的可行性就越小。其内在的原因则是外部压力的轻重，选择比自己差距更大的人就更安全。如果狼王的食物充沛，也不会考虑选择具有潜在威胁的狼入伙。
资历则表示在长时间的博弈中获得的一种稳定状态：“都10年了，你都不如我，我就不信你能牛到哪里去！”但是后生可畏，没有较量过几个回合，不知道别人的底细，这大概是一种心理暗示。另外一方面，大家对层级制度的认可，又增加了安全系数，新引进的个体则最有可能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招聘那些学习很慢的人，招聘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招聘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人；鼓励员工公然反抗主管的命令，鼓励他们与同事争吵；想想有哪些荒谬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去做！”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教授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提出的“创新的规则”显得如此离经叛道，他的观念与几十年传统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格格不入。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看，他的想法很难被采纳。
我们总是设想能有一个名主，他勇于革新，没有私心，他同时又有绝对的权威。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假定他是一位大企业的长官，他不喜欢既定的人才选拔模式，因为他不愿意屈服于组织的退化，希望选拔一些年轻有为的人。那么他何以实现自己的权威呢？内在逻辑一定是他的直接下属和他相比差距比较大，否则无法在组织中建立起“权威势能”。而对他下属的下属的要求则是基本上差不多，一定要保持激烈的竞争机制。但这并不符合他直接下属的安全利益，于是，在实施策略上他必须事无巨细，这样才能消灭组织衰退的递归效应。这种做法总是受到组织尺寸的限制，没有办法彻底实施。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是一个无能平庸之辈，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把管理强度和管理深度结合起来使用。他爱好权力，喜欢和他的下属之间保持势能差距，不幸的是他又非常懒惰，不愿意管理具体事务，奏折宁可压在那儿，官位宁可空在那儿，也不愿意放权。于是，在他的组织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退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