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和元年（1054年）到嘉五年（1060年），欧阳修又用六年多的时间，主持完成了《新唐书》的修撰。由于宋人不满意后晋刘所奏进的《唐书》，仁宗庆历四年，枢密使贾昌朝始奏重修《唐书》，第二年，仁宗正式下诏设局修史，以贾昌朝为提举，以王尧臣、宋祁、赵桀、杨察为判馆，以张方平、余靖为修撰，以曾公亮、赵师民、何中立、范镇、邵必、宋敏求为编修。其中不少人任职不久就离开了史馆，始终参与修《唐书》的只有三人，即宋祁、范镇和宋敏求。宋祁负责列传的撰修。他在局六年，出知毫州，后又任咸德军、定州、益州、郑州等处的地方官，虽“朝廷许将史草自随，悉力编纂”，但终因史局“止有删修官王畴以下四员”，工作进展缓慢，设局已有十年来，而“纪志俱未有草卷。”为加快撰修《唐书》的进度，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命欧阳修“刊修《唐书》”，负责本纪、志表的编撰。在范镇、宋敏求、刘羲叟、梅尧区等人的协助下，嘉五年（1060年），《唐书》全部修成。后人为区别于刘的《唐书》称刘《书》为《旧唐书》，欧阳修等所修为《新唐书》。据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说：“初，奉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表现了欧阳修对他人的尊重和学风上的优良。《新唐书》共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二十二卷，列传一百四十三卷。虽卷数比《旧唐书》多，但字数却比《旧唐书》少了许多，真正作到了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所说的：“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
综看欧阳修所修的两部史书，可以发现有下列共同特点：一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如《新唐书》即增加了旧史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新五代史》把志改为考，学《同天考》和《职方考》，其它典制则省略。欧阳修在两史中还编制了新的谱表，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新五代史》中有《十国世家谱》等，这虽不是创新，却是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又几乎被史家摒而不用的史表传统。二是在大力开拓史料来源，吸收丰富了史料。他曾奏请派人专门查阅当时尚存的“唐朝至五代已来奏牍案簿”，不仅系统整理了唐代科举制和兵制的演变资料，写成了《选举志》和《兵志》，而且还整理了唐代不少经济史料，致使《新唐书》之《食货志》比旧志增加了一倍还多的篇幅。特别是《全文志》，更作了大幅度的补充。不值得一提的是《新五代史·司天考》，《旧王代史·历志》载有王朴《钦天历经》，共四篇，其中一篇亡佚，另三篇也不太完整，欧阳修则访求到了王朴原书，完整地吸收到了《司天考》中，其意义之大是不言自明的。三是欧阳修修史时特别注意文词简赅，力求作到刘知几所说的“文约而事丰”，事实上，欧阳修所修的两史都达到了这一要求。清人赵翼说：“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实在是中肯的评价。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注重对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和考辨，他在嘉七年（1062年）编成了《集古录》一千卷，就是这一成就的体现。
欧阳修史学成就另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极为重视对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和考辨，嘉七年（1062年），他完成《集古录》一千卷，嘉八年（1063年）到熙宁四年（1071年），又完成《集古录金石跋尾》十卷，从而使他成了我国金石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文学家曾巩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从小就机警聪敏，读几百字的文章，脱口就能背诵。12岁那年，曾经试着写作《六论》，结果是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刚成年，名声就已传播四方。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十分惊奇。
嘉佑二年（1057），曾巩中了进士。被调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来，仁宗皇帝又召命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任实录检讨官。不久外出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官府本来向酒场收税钱给官府中管理税收的官吏，因为酒场钱赋不足，就向那些乡户征取，期约是七年；七年期满之后，管理赋税的人希望收入多一些，所以仍旧按照旧约收税。曾巩了解了这个情况，立即禁止了这种做法。那一年是荒年，曾巩估计常平仓的储粮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乡下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来购粮，就告示越州所属诸县，婉言劝说富人自己派人到外州县去采购粮食，总数共15万石，然后可以比常平仓的粮价稍稍提高一些卖给人民。人民能够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这样就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做到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贷给农民们种籽，让他们和秋赋一起归还，农事因此不受影响。
曾巩在主管齐州（今山东济南）工作的时候，把迅速严厉打击奸邪和盗贼作为治理齐州政务的根本方针。曲堤有个姓周的人家，凭着自己拥有的巨大资产在乡里称霸，他家的儿子周高骄横放纵，残害良民，奸淫妇女，穿着和器用都越出了礼制规定的等级，但是他的能量很大，可以直接影响地方上的权贵和豪绅，因此州县的官吏都不敢追问他，曾巩把他逮捕起来依法进行了处置。章丘地方有人在乡里聚众结党，号称“霸王社”，诸如杀人劫财，抢夺囚车，没有一桩不能如愿的。曾巩配备了31个捕快，又嘱咐百姓编制成保伍，命令他们侦察这些强盗的活动，有强盗就击鼓相互救援，所以每次发现强盗总能抓住他们。有个叫葛友的人，他的名字已列入被追捕者的名单里了，一天，这个人到官府自首，曾巩就招待他吃饭，并且送给他帽子和衣服，送给他车马和骑从，把买来的金银布帛装在车上跟着他到齐州的四境去夸耀。强盗们听说了，很多人都出来自首。从表面看来曾巩对他们很客气，骨子里实在是为了离间这些党徒，使他们不能再聚众结党。从此以后，齐州就做到了门户不闭。
河北征发百姓疏浚黄河，征调役夫的面涉及其他路、府，按规定齐州应当出役夫二万名。开始各县按照原来的薄册应该是三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曾巩搜求隐瞒和遗漏的户口，结果是九个成年男子中出一个役夫，这样就节省了几倍的费用。又取消了无名渡的渡钱，造了桥以引渡两岸的百姓。又重新改置驿站，从长清（今属山东）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一直到魏（今河南开封），一共省设了六个驿站，百姓们都认为是件好事。
诗帖后来徙襄州（今湖北襄樊）、洪州（今江西南昌）。这时正值江西发生大瘟疫，曾巩命令各县镇亭传，都要储备药品以备急用。凡是士兵和百姓中有不能自养的就收容到官舍来吃住，官舍资助他们饮食、衣被等用具，并且派医生分别替他们检查和治疗，再把他们是否全部失去生活能力，和失去生活能力的多少记录下来，然后再决定对他们治疗的先后次序。当时朝廷正发大军征讨安南，凡是部队所经过的州府都要作好供给一万人食宿的准备。其它州府的官员因此横征暴敛，极力搜刮，人民不堪忍受。曾巩则事先划出了一块供大军突然到来时吃和住的地方，因此部队开走了，城乡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后来加直龙图阁，知福州。
南剑将乐地方的强盗廖恩，官府赦罪以后就投降了，他的余部本来已经散了，以后却又聚合起来，他们暗地里聚集在一起，牵连到好几个州。其中特别凶恶的匪徒连官府传呼也不去，百姓非常恐慌，曾巩用计策把他们抓了起来，此后陆续来归降的有二百多人。福州多佛寺，和尚们贪图它的富饶，争着想做寺庙的住持，就纷纷贿赂官府。曾巩让这些人互相推举，然后把名字登记在簿册中，按照登记的先后次第递补。凡是选中的人就在公庭上当堂发给他任命书，这样既停止了私下送谢礼，又杜绝了手下人借此进行勒索的流弊。福州太守没有禄米田，每年靠出卖公家果园蔬圃的出产收钱，常常自己可以有三四十万的收入。曾巩说：“太守和百姓争利，可以吗？”于是就把这个惯例取消了。后任的官员也就不再收取这项钱财。
后来徙官明州（今浙江宁波）、亳州（今安徽亳县）、沧州（今河北沧县）。曾巩享有才名，却长期做地方官，世上很有些人认为他命运不好，时运不佳。而且就在曾巩外任地方官的时候，朝廷里一批年轻的后生们却被安置在重要地位，曾巩对这些却看得非常淡泊。在路过京城的时候，神宗召见了他，慰劳问候很是尊宠，就留任三班院。曾巩曾上书议论财政经济问题，神宗说：“曾巩把简省财政支出作为理财的根本方针，世上谈理财的人，却没有说到这一点。”神宗因为《三朝国史》、《两朝国史》都是独立的一书，就想把它们合而为一，加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负责主持这项工作，不用大臣监忌，后来没有完成。正值神宗推行新官制，曾巩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中书省、门下省、侍中省的百官都被选授一新，曾巩执笔起草的任命诏书，每天有几十封，每个人都被封了官，任命诏书中写到神宗皇帝教导的话都写得极其典雅精练深透。不久掌管延安郡王佑奏。按惯例本来是翰林学士做的事，现在却都由曾巩承担了。但是曾巩只做了几个月，因为母亲去世而去了官。又过了几个月，曾巩就去世了，终年65岁。
曾巩天性孝顺友爱，父亲死后，他侍奉继母益加周到，在门庭衰落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挑起了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的重任，凡是弟妹们的读书、求功名、出嫁婚娶都是他独力承当。曾巩写作的文章，上下驰骋气势很盛，而且是愈往下写愈是精工，推其本原得自《六经》，而又受司马迁、韩愈的深刻影响，同时代的长于写作文词的人，很少能超过他。曾巩年轻的时候同王安石交游，当时王安石的声誉还不大，曾巩就把他介绍给欧阳修。等到王安石得志后，曾巩就和他逐渐疏远了。神宗曾经问曾巩：“王安石是怎样的人？”他回答说：“王安石的文章学问德行道义，不比扬雄差，因为‘吝’，所以不如扬雄。”神宗又问：“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怎么说他‘吝’呢？”曾巩回答道：“我所说的‘吝’，是他勇于作为，而‘吝’于改正过错呀！”神宗赞同这个看法。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认为曾巩的为人行义不及他办理政务的能力，而办理政务又不及他写文章的才能，所以曾巩才不被大用。
理学家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营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英宗皇帝旧名宗实，避讳改名敦颐。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县里的人吃惊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敦颐就扔下笏板回了家，打算丢官而去，说：“这样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不干。”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
改任郴州桂阳县县令，政绩尤其显著。知州李初平很尊重他，对他说：“我想多读些书，怎么样？”敦颐说：“您太老来不及了，请让我给您讲讲学。”两年后，李初平果然有收获。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是能弄清分宁县那件疑案的人，我们有机会申诉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黠的衙门小吏和恶少，惴惴不安地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又以沾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选任合州通判时，事情不经他的手，下面的人不敢做决定，即使交下去办，老百姓也不愿意。部使者赵被一些毁谤他的话所迷惑，对他的态度很严厉，敦颐处之泰然。后来当了虔州通判，赵是虔州的知州，仔细观察了他的所作所为，才恍然大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这样的人才，从今以后算是了解你了。”
神宗熙宁初，担任郴州的知州。由于赵和吕公著的推荐，做了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昭雪冤枉、泽及万民为己任。巡视所管辖的地区不怕劳苦，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慌不忙地视察。因为有病请求改任南康军的知军，于是把家安置在庐山的莲化峰下，屋前有条溪水，下游与湓江合渡，就借营道县老家所在的濂溪这个名称来称呼这条溪。赵第二次任成都知府时，打算奏请皇帝重用他，还没有来得及敦颐就死了，享年57岁。
黄庭坚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脱，像雨后日出时的风，万里晴空中的月，不贪图获取名声而锐意实现理想，淡于追求福禄而重视得到民心，自奉微薄而让孤寡获得安乐，不善于迎合世俗而远与古人为友”。
他博学而努力实践，写了一篇《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结与起始。他的理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