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就义那天，沿途经过的街巷，百姓夹道痛哭，北京全城都为之哀悼。偏赶上那天天气阴霾，乌云四合，朔风怒吼，雪花飘飘，仿佛天地也在表示愤怒。“犯人”弃市后，要在街头暴尸三天，任何人不得奠祭。但曹吉祥部下有个叫朵耳的指挥，却在于谦尸前酹酒奠祭，伏地恸哭。锦衣卫校尉把他送回京营，被曹吉祥鞭打了一顿。第二天朵耳却又去哭祭了。他是京营的勇将，曹吉祥对他也无办法。
查抄于谦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一品大员少保兼兵部尚书却家无余资，四壁萧然，只有一摞一摞的图书。后来找到了一间严密的小屋，人们以为这里一定会有珍藏了。但启开一看，屋里全是景帝朱祁钰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都是崭新的，没有用过。抄家的军士们不禁个个泪下。
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的事，等听说于谦已死，想到他保卫北京的经过，不胜哀悼。
有个都督同知陈逵，跟于谦并不熟悉。他感念于谦的忠义，便不避风险来收拾了于谦的遗体，在西山暂厝起来。第二年，于谦的女婿从南方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杭州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
当初文天祥在元朝的大都街头被害，而今天于谦就义的地方恰恰又是那个街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却又另有一个巧合，那就是于谦的墓地跟岳飞的岳王坟相距不远。因而明末的张煌言有这样一首诗：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八年后（公元1464年）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作了皇帝，便派行人司行人马璇，到杭州于谦的墓前致祭，宣读了祭文，并把于谦的儿子于冕赦回来，任为兵部员外郎，后又任应天府君。
土木之变
优待边境各族的朝贡贸易，终于给明朝带来了麻烦。
麻烦是瓦剌朝贡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给明朝造成沉重的负担。不过，堂堂的天朝大国，还是打肿脸充胖子，维持着优待远人的虚荣。
更糟糕的是，朝贡使团在沿途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无所不为，而且将严禁出口的弓箭、火器带出境外，既有伤明朝的尊严，又扰乱了明朝的社会治安，威胁着明朝的安全。但由于政治的腐败，明朝也无可奈何。
也先蓄积了力量，得知了明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觉得一块美肉正在嘴边放着，正待他吃下去。
公元1449年1月，瓦剌向明朝派出一个1772人的朝贡使团，领赏时，报成2257人，虚报956人，让明朝官员查出，同时进贡的马匹又瘦又小，明朝给的价款也不很高。也先欺骗明朝不成，大为光火，于是诬赖明朝无理削减马价，又说明朝不把公主嫁给他，悍然发动了大规模入侵明朝的战争。
公元1449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犯明朝。东西两路分别攻辽东和甘州，也先亲率中路30万人马直冲明朝边防重镇大同、宣府。
7月20日，山西边报传到北京，英宗命令严加守备。30日，也先大军进攻大同边外的猫儿庄，明军右参将吴浩战死。消息传到北京，英宗派驸马井源等四位将领各领一万人马增援大同。王振早就想建立战功，见机会来了，便极力怂恿英宗亲征。英宗年轻（23岁）气盛，跃跃欲试，令群臣讨论亲征计划。
吏部尚书王直联合中央各部门主管上奏劝谏亲征。他们认为，对付也先入寇，应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明军蓄气，等待战机。当时正值酷暑干旱季节，水草不丰，也先没有强大的后勤补给，势必不能持久。而且也先前进找不到与明军决战的机会，撤退又没有掠到足够的物资，乘他进退维谷、人困马乏时，明军乘锐出击，必定取胜。况且兵乃凶器，战乃危事，皇上以万乘之尊，系一国安危，亲履险地，是十分不妥当的。
英宗说：“朕为一国之主，保卫社稷江山，义不容辞。”下令安排亲征。
8月3日，英宗令御弟王朱祁钰留守京师，又安排扈驾从征的各部门大臣。就同一天，由于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大同明军主力各部互不协调，在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北长城关口）与也先骑兵大战，全军覆没，三员主将二员战死，只有左参将都督石亨逃还大同。
4月，英宗与王振统帅各部门大臣和50万京军精锐，匆匆踏上征程。一路上，军士惊扰不止，王振全不顾虑。大军出居庸关，经宣府，然后西行到大同，已是18日。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密告王振：驸马井源和大同主力全军覆没。王振害怕了，让英宗起驾回师。对于回师的路线，大臣们主张尽量抄近路，从紫荆关回北京。王振不同意。他邀请英宗到他的老家蔚州去看一看，好光耀门楣。走了40里，王振担心大队人马会踏伤庄稼，给家乡带去灾难，便改变主意向东前进。大军经宣府，30日到达土木堡。
英宗一行到达土木堡时，天还没有黑，土木堡离怀来县城仅有20里，扈驾大臣建议进驻城中，可凭坚城守战，防备不测。王振可惜后面千多辆辎重车没跟上，决定驻师等待。而驻营地又选在高冈无水的地方。
31日，也先骑兵将英宗和他的部队团团困住，切断他们通往营地南边15里的溪流的道路。明军掘井2丈深，不见泉水，饥渴难忍。
9月1日，英宗令明军突围，不成。这时，也先派使者来议和，英宗也派使臣前往也先营。王振天真地以为瓦剌骑兵放松了斗志，便矫旨下令部队移营就水。匆忙间，明军乱了阵脚，瓦剌骑兵猛冲，明军大败，随驾的大臣活着逃走的没几个，50万部队伤亡过半，骡马20万匹和所有的辎重装备全部被也先获得。英宗则大大方方做了俘虏，王振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打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英宗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之变”中不幸被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其弟王朱祁钰原为“监国”，但在此后的抗击瓦剌入侵保卫北京战中，被以兵部侍郎于谦等广大抗战派官僚拥立为皇帝，是为景泰帝。以明年为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被遥尊为“太上皇”。由于景帝紧紧依靠了抗战派，并积极备战参战，因而既取得了抗敌保卫战的巨大胜利，保卫了首都和北方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又迫使也先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以释放英宗为条件，妄图向明廷勒索巨额赔偿。景帝对此，又以拒绝迎请英宗回朝的强硬举动，表示了抗战派的决心，粉碎了敌人的无理要挟，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英宗也被无条件地释放回朝。
但在对待英宗回朝后如何处置的问题，景帝虽然主要是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但同时也暴露了其害怕英宗回朝会危及自身帝位。在英宗被放回京后，他只是假惺惺地谦让一番，便将其幽禁于南宫。不但自己不加以礼遇，而且也不许群臣与他往来。凡有言首于善待英宗者，均遭贬责。不久，景帝又不顾群臣劝阻，坚持立己子为太子，以取代早已确立的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景帝的这些所作所为，不仅激化了自己同英宗兄弟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一部分官僚的不满，更使极少数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分子，乘机活跃起来。总兵武清侯石亨、都督张、张车兀，左都御史杨善，尤其是副都御史徐有贞等，都以为与其谋立太子，不如请太上皇复位。于是借机投靠英宗，开始密谋策划政变。
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景帝病于南郊斋宫，后转到宫中养病。群臣极力请求早立太子。景帝降旨：“候十七日御朝再议”。十六日晚，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再次密谋策划加速政变进程。于是在当晚夜半，率兵从南宫拥出英宗，闯入宫中，直升奉天殿。十七日晨，当百官上朝后，才知有变。徐有贞大呼“众人听着，上皇今已复辟矣！”在武力迫胁下，群臣均不得不就班朝贺。当时在重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乐声，一问方知其兄已经复辟，无可奈何地连声说：“好，好！”次日，英宗正式临朝，立即下诏，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以及都督范广等，投入监狱。同时，升任复辟有功的副都御史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值内阁，参与机务，后又晋升为兵部尚书。二十一日，英宗又下诏，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徐有贞迎合英宗意，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判于谦等死刑。当时英宗还认为于谦抗战功巨不忍诛杀，徐有贞则又以“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为理由，才使英宗决定杀于谦心。于谦、王文、范广等终于被屈杀于东市，妻孥戍边。于谦死后，抄没其家时，除书籍外，无余财。正室封锁，打开后才知道知全是皇帝赏赐之物，只写着“×年×月×日，圣上赐”等字样，原封未动。正如他青年时代所写的《石灰吟》诗所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时京师人民为表示对于谦等爱国将领的怀念，编了如下的谣谚：“京师柴米贵，哪里得饭广（范，饭谐音）；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的谐音）。”
二月初一日，下诏废景泰帝号，又恢复号王，迁回西内，后转禁于小南城。十九日，王死，年仅三十。以亲王礼葬于西山。从此，英宗朱祁镇又开始了成为了明朝统治集团第二次皇位争夺战。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为时八年的统治历程。
刘瑾弄权
刘瑾是明代陕西兴平人。景泰年间，为当宦官而自宫。本姓谈，因靠刘姓内监入宫，改姓刘，故称刘瑾。成化时，以领教坊司渐被帝注重。孝宗弘治年间，转而侍奉东宫太子朱厚照。因前辈太监王振之前所走的道路与自己今天的情形十分相似，因此自己也充满希望，下定决心，拼命钻营，此人伺机一逞。他首先迎合太子果断好玩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各式杂耍使之乐而忘返。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死，15岁的太子继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以明年为元年。刘瑾认为武宗对自己已经宠信，虽为低级的钟鼓司官，但不甘寂寞，暗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张永、高凤、罗祥结为死党，时称“八虎”，刘瑾为虎头。他们极力引诱武宗声色狗马、歌舞角抵，无所不为。甚至夤夜出游，远至直隶宣化。京剧《游龙戏凤》，即揭示武宗微服在宣化诱骗民女李凤姐之荒唐事件。武宗因玩得开心，对八虎信任有加。不久，刘瑾升内官监，总督“团营”，其他各有升赏。对应付李宗遣诏内有关“罢中官监枪刃各城门的监局”之谕令。他教唆武宗准各内臣监守分献白银两万，以赎撤消令。因而武宗得银，内官保位了他们的权力。刘瑾又纵容武宗肆夺京畿民田，广建皇庄，一月即增至300处，民不胜其扰。在刘瑾等诱惑下，武宗懒于经理朝政，遗诏中应兴应革内容均被搁置。群臣对八虎早已深恶痛绝，起初在东宫唆使太子游乐，尚未过问；今竟纵容新君胡作非为，再不容忽视。八月，内阁首辅刘健等开始以淫雨连绵的自然现象为上天告警，提醒武宗：当初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诏书所载，徒为具文。阴阳所以不调，雨阳所以不若”。长此下去，恐“无以慰四海之望。”请及早改正。武宗表面接受，实际依然如故。十一月，不顾群臣反对，公然起用久废的宦官韦兴出守湖广。科道官一致谏诤说：“诏革天下镇守内官非旧额者，墨犹未干，乃复遣兴，无以示信！”仍不理睬。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暨吏、户、兵三部、都察院诸官，都上书请求请勤政改革，遭到刘瑾等阻挠，加压不报。后来，刘健等又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近幸宦官乱政。又不准，因此上书请求退职。对此，武宗仍不批准，且于五、六月份连续罢免规劝其执行遗诏最力的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兵部尚书刘大夏，以焦芳代吏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