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口铳林爽文起义军军纪严明，凡缴获物资一律归公，损坏居地财物“失一赔二，焚茅赔瓦”。所获钱粮等物除供应军需外，还分给各地贫苦农民。对殷实富户则强令其出银助饷。另外，起义军非常注意恢复生产和维持社会安定，多次颁布文告，号召军民“军归伍、民安业”，“务宜安分耕农”，故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在起义军占领区，物价低廉，秩序稳定，人心归附，从者日众，声势越来越大。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月，林爽文率军南下，会合庄大田起义军进攻台湾府城，但未能攻下。闽浙总督常青闻台湾事变，急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等率兵赴台镇压。在当地地主武装的支持下，清军夺回彰化、诸罗。林爽文遂放弃七取府城计划，回师北上，再克彰化，包围诸罗。清廷又以常青为将军，江南提督蓝元枚、福州将军恒瑞为参赞，调集广东兵4000、浙江兵3000、驻防八旗兵千人至台湾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常青老迈无能，胆小如鼠，只知结营自保；黄仕简部龟缩城中按兵不动；任承恩也停在鹿仔港畏葸不前。是年二月，庄大田诱总兵郝壮猷入凤山空城，随后派义军战士扮作民人混入城中。三月初八日，庄大田率主力突袭凤山，与城中战士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清军3000余人，复占凤山。郝壮猷败回台湾府城，被斩首示众。庄大田二克凤山后，约林爽文再次联合攻打台湾府城。五月起义军号称十万。直逼府城外十里之地。城中清军士气低落，因不服水土而病者达千余人。正当城破在即的关键时刻，负责攻打南门的义军败类庄锡舍率所部2000余人投降清军，致使起义军发生内乱，功败垂成，被迫撤围而去。
二次会攻府城失败后，林爽文率北路起义军集中力量围攻诸罗。诸罗地处台湾南北要冲，为双方必争之地。总兵柴大纪以4000清军困守孤城，拼死抵抗，常青先后派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兰玉、副将蔡攀龙等三次往援，谋解诸罗之围，均被起义军击败，只有少数人窜入城中。林爽文以数万人马围城数层，分兵截断诸罗粮道，城中军兵只得以地瓜、野菜充食。义军还多次派人混入城中充当内应，并命人在阵前呐喊喧哗以扰乱敌人军心。但因起义军内部存在着严重弱点：林爽文虽为义军盟主，却不能真正做到事权归一，属下各军多分散作战，各行其是；参加起义者多为失业、半失业的流民，斗志不坚，敌我界线模糊，一遇挫折，或受诱惑，便倒戈降敌。所有这些，造成起义军对诸罗城围攻前后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未能攻破。十月，清廷派陕甘总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寺察至台湾代替常青指挥各路官兵围剿起义军。福康安等以少数人马进攻大里杙，牵制起义军力量，亲率主力进攻包围诸罗的起义军。十一月初八日，清军7000余人与起义军激战于仑仔顶，海兰察亲率数十名巴图鲁冲入起义军阵中，起义军败退牛稠山，复为清军所败，只得撤诸罗之围，退守大里杙。
福康安等督清军大举进攻大里杙，林爽文率起义军万余人奋起迎击，终为清军所败，大里杙失守。起义军退至集集埔，屡遭挫败，力量损失殆尽，集集埔复为清军攻陷，林爽文率数十名亲信进入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正月，福康安派广东屯练扮作民人进入深山，在老衢崎地方将林爽文等人俘获，解往北京，三月在京被害。南路庄大田起义军在林爽文失败后遭到清军全力镇压，屡遭失败。凤山被清军攻陷后，庄大田率部退守台湾最南部的郎峤。清军水路并进，包围郎峤，庄大田被俘遇害，起义失败。此后，林文爽部将陈周全、陈光爱、陈容、黄朝等先后集合天地会员在台湾各地起义反清，均被镇压。
征讨安南
安南即今越南，古称交址。明永乐年间，曾于该地设交址布政使司。宣德三年（1428年）安南卜黎利兴兵打败明军，俘交址布政使黄福，建立大越国。宣德六年（1431年），明政府承认大越国对安南的统治，黎氏接受明政府册封，两国建立起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初，清政府继续册封黎氏为安南王，两国关系依然和平友好。乾隆年间，安南内乱，广南豪强阮文岳兴兵占据了广南，自称大帝，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后二人隙，互相攻杀，安南王黎维祁乘机攻取阮文惠所居之地。阮文惠派兵进攻河内，黎维祁出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奏报：黎维祁之母率老幼六十余口逃入中国境内，并请求援助。清廷以世受安南朝贡，负有保护之责，遂命安置黎氏眷属于广西南宁，命孙士毅督师出兵安南。
是年十月，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出镇南关，以8000兵直捣河内，留2000人驻扎谅山以为后援；云南提督乌大经也率8000兵取道开化厅出马关进入安南。因安南贫瘠不堪供给，清军于两路设台站七十余所，由云贵总督富纲驻扎边外，负责自内地筹运粮草饷械济理由，故清军所过，秋毫无扰。孙士毅、许世亨自谅山命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分路进军，各地士兵、文勇随行，号称大军数十万。阮文惠慑于清军声势，将各寨守兵撤回，退保寿昌、市球、富良、长江，据险抵抗。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升军率兵1200抵达寿昌江，阮军不支，退保南，毁断浮桥，阻止清军渡江。清军砍竹造筏，强渡寿昌江。孙士毅分兵1500，命张朝龙等率领由山间小路疾趋三异，阮军于山坡上竖立红、白、黑等色旗帜，适清军至，阮军擂鼓进攻。张朝龙率参将杨傅恒南征缅甸作战经过图兴龙、游击明柱等奋力迎击，将阮军击败，又预设伏兵于山坳之中，再败阮军，共计擒斩阮军数百人。阮文惠部下大司马吴文楚见寿昌兵败，又于河内添调兵丁五、六千人，由内侯潘文统率固守市球江。十一月十五日，清军进至市球江北岸。阮军凭借南岸地势较高，居高临下向北岸清军发炮轰击。清军一面建造浮桥于正面猛攻，而暗遣张朝龙率兵2000于上游20里外江势弯曲处乘小舟偷渡，绕至阮军背后。十七日夜，清军由正面浮桥强行渡江，张朝龙于背后突袭阮军大营。阮军黑夜间不知清军从何而来，人数多少，遂全军崩溃，潘文率残兵千余人逃回河内，旋与吴文楚等弃河内退走清花，并驰书向阮文惠告急。十九日黎明，清军抵达富良江北岸。阮军驾船在江心施放枪炮，清军亦分寻沿江民船及竹筏攻击阮军，歼敌百余。次日五鼓，许世亨、张朝龙等率清军200乘竹筏直冲南岸，夺得船只30余艘，大队人马迅速过江，击败阮军。阮军残兵三四百人分乘船只十余艘顺流而逃，游击张纯率部乘船猛追，抛掷火球，烧毁敌船，使阮军无一得脱。上午，清军师次河内城外，阮军不战自退，黎氏宗族及河内百姓出迎清军于城郊。孙士毅、许世亨等入城宣慰后扎营城外富良江边。河内城墙为土垒，高仅数尺，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座，即王宫所在，是时宫室荡然。安南国王黎维祁藏匿民间，于当夜至清营谒见孙士毅，拜谢再造之德。二十二日，孙士毅入城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传檄广西巡抚送归其眷属。清廷以孙士毅等于一日之内克复安南国都，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一等子，诸将皆赏赉有差。
阮文惠虽然兵败，但势力仍在。其大司马吴文楚等退回清花后，称言清军势大，而阮文惠不以为然，笑道：“何事张皇，彼自来送死耳。”遂亲率将士渡河北上，过清花时征兵至八万，驻军于寿鹤，谋袭清军，先派人至清营假意请降，以麻痹清军，并探其虚实。先是，在清军克复河内后，清廷因安南残破空虚，无力供给大军粮草，全赖自内地转输，所征夫役达十余万人，且多染疾病，遂诏孙士毅班师。而孙士毅等时时以未能亲俘阮文惠为憾事，屡催黎维祁募人打造战船，准备直捣富春擒杀阮文惠，因黎维祁以人口离散，难以筹措为由一直拖延不办而未果。后又见阮文惠卑辞请降，故依然驻兵河内，并未遵旨撤兵。是年十二月，阮文惠兵至三叠山，黎维祁亲至清军大营问计。孙士毅因出关以来，所向克捷，骄傲轻敌，又误信阮军投降之说，故不以为意，防备空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清军正在庆祝新年，忽闻阮军杀至，只得仓促应战。阮军以象群为前导，兵勇紧随其后，向清军阵地猛冲。清军抵挡不住，全军大乱，昏暗中自相践踏，死伤甚重。黎维祁带领眷属先逃，孙士毅抢渡富良江后，马上斩断浮桥以阻追兵，率残兵数千退回镇南关。提督许世亨、总兵尚维升、张朝龙、副将邢敦行、参将杨兴龙、王宣、英林等以下五千余人皆战死。正月初六，阮文惠重占河内。
孙士毅败退镇南关后，具疏自劾。乾隆帝念其已往之功，且变生意外，非尽为孙士毅之咎，故命其解职回京，另以尚书补用，调福康安为两广总督，驰赴镇南关代统其众，又命海禄为广西提督，协助福康安办理善后事宜。
阮文惠虽然击败清军，重占河内，但其内部尚不稳固，与其兄阮文岳各不相容，又与暹罗发生战事，故深恐清军再次进讨，遂改名阮光平，数次遣使向清军谢罪请和，表示愿投诚纳贡，皆为清廷严词拒绝。后阮光平又遣其亲侄阮光显至镇南关，恳请进京入觐，且请求准许阮光平于明年亲至京师为乾隆帝恭祝八旬万寿，并送还被俘清军官兵，惩处杀死许世亨等人的凶犯，为许世亨立庙祭奠。是年六月，清廷以安南地处蛮荒，征剿不易，且黎维祁优柔废弛，二弃其国，即所须册印亦不能守，难以存立，阮光平既愿奉表称臣，遂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旋命黎维祁率其所属来京，归入汉军旗，编成一佐领，使黎维祁掌管。从此两国关系又恢复正常。
扬州八家
清初，皇室即扶持绘画，由此而有“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派据画坛主流，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季四大家，讲究笔墨趣味，技巧功力深厚，然内容上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
与之同时，在江南地区，却出现了一批反正统派的画家，如以弘仁、髡残、石涛、朱耷为代表的所谓“四僧”，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等。他们多是明末遗民，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因循守制，故其作品感情真挚、强烈，风格独特、新颖。如石涛，本姓朱，明宗室后裔，怀国破族灭之怆然之情，出家为僧，参禅证道与漫游名山，康熙朝时，画名播扬四方，长山水、竹兰，有苍郁恣肆之风格。朱耷也是明朝宗室，19岁遭国破家亡之难，心情悲愤，装哑扮傻，23岁出家为僧，由长期积郁而成颠狂之疾，故其绘画也以象征手法寄主观情感，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状。
康熙末年至乾隆、嘉庆间，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东南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扬州位于江、淮之间，濒临运河，故为南漕北运之必经之地，又两淮盐利甲天下，扬州属两淮转运使的驻地，盐商鳞集，从而使其逐渐发展为东南一大都会。是时，财力雄厚的商人又极附庸风雅，不惜金钱建筑园林，演奏戏曲，收藏书画古玩，举行诗文宴集，扬州城内文化生活甚盛，也吸引了举国众多文人艺家。尤其于画坛，各地画家纷纷奔赴于扬州，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绘画新潮。他们既适应了绘画与商人的结合，又因市民意识的影响，扩大了思路，并要求有一种新的革新与独创。
“八怪”因历代提法不一，而无确定指称，一般列入其中的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鱼单、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嵒、高凤翔、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阶层，有的经过科举入仕，但终以卖画谋生，生活贫苦，故对世态炎凉颇多体会，又以此形成了孤傲不羁的性格，行为狂放，借画而抒胸臆之气，表达清高的人品。他们的作品，常以“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善运用水墨写意技法，注重书、画、诗的结合，风格独特而韵味深长。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灾，被诬告贪婪，罢官归家。后到扬州以卖画为生，擅长水墨写意，善兰、竹、石，尤精墨竹。其笔下之竹，往往是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化身，因此多有一种挺劲孤直的不驯之气。在艺术手法上，他提出“意在笔先”，并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用墨干淡并兼，笔法瘦劲挺拔，布局疏密相间，以少胜多，具有“清癯雅脱”的意趣。另还重视诗、书、画三者的配合，以诗文点题，将书法题识穿插于画面形象之中，尤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从而进一步发挥了文人画的特点。留有代表作《墨竹图轴》、《兰竹图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