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黑旗军和徐骧等路义军在嘉义失陷后仍坚持抗战。日军第二师团在台湾南部枋寮和台南以北的布袋口登陆，配合近卫师团夹攻台南。布袋口登陆日军与义军大战于曾文溪，徐骧率义军和高山族勇士死守曾文溪，战至枪弹继绝，仍持短刀迎击敌人。徐骧持刀督战，大呼“此地失守，台湾就完了，我是不愿偷生还大陆的。”于是与从者五十余人皆战死。十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府城，刘永福率军驻守安平炮台，城中绝食，守军溃散。十九日刘永福兵败返回大陆。二十一日台南沦陷。
台湾人民经过五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悲壮的一页。在此后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时间里，台湾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侵略，要求返回祖国的斗争从未止息。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惨败，举国悲愤。第二年春，甲午战争已近尾声，这时恰值北京进行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三月八日，康有为同梁启超、梁小山自广州入京应试。云集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忧国心情都很沉重。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后，全国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浪潮；京师舆论大哗，“士庶之心益愤，旦夕汹汹”，应试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四月二十二日，在康有为发动下，先有广东梁启超、湖南任锡纯等上百人联名到都察院上书请代奏，要求拒签对日和约；各省举人继之“连日并递”，致使“章满察院，衣冠塞途”；特别是台湾籍举人“垂泣而请命”，路人见了无不为之哀痛。康有为深感“士气可用”，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于是就邀请十八省应试举人于五月一日在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谏草堂集会。会上，康有为登台演说，声泪俱下，痛陈《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内容和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提出大家要联合上书皇帝，请求改革朝政，变法维新。到会的举人一致决议联名上书皇帝，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于是康有为昼夜疾书写就一万八千言《上清帝第二书》，又由梁启超、麦孟华赶抄数份分送给应试举人传阅，得到各省一千三百多举人的同意，并有六百零三人签名。五月二日，康有为率众举人将《上清帝第二书》递呈都察院，转奏光绪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车接送被征举的士人进京，后世就将进京会试的举人称“公车”）。“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特别指出：台湾一割，民心散失，列强必将接踵而至，“外患内讧，祸在旦夕”。因此，向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四项主张。
第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应该先下“罪己诏”，如由皇帝“时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以“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士气耸动，慷慨效死”。其次，应下“明罚诏”，对主和辱国的、作战不力的将帅，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予以处罚；对将帅、疆吏有功绩者，予以旌赏。最后，应下“求才诏”，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
第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长安，扼守函谷关、潼关，奠定丰镐。这样，“日本既失胁制之术，即破旧京，不足轻重，必不来攻，都城可保，或俯就驾驭，不必割地，和议亦成；即使不成，可以言战矣。”
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练兵着重选将和购械。选将“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再命各地绅士举办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假使有“忠义沉毅慷慨和兵之士”，要“不拘资格，悉令荐举”。购械则“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向外国广购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
上述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至于“立国自强之策”则为“变法成天下之治”，应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
关于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其中，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二、铁路；三、机器轮舟；四、开矿；五、铸银；六、邮政。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主要是讲求西学，改革科举，普及教育；提出“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强调“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变通新法”，还改革官制，实行“议郎制”，每十万户中公举一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谘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开会讨论，实现“君民同体”、“共赞富强”。“公车上书”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士人干政”的禁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
“公车上书”受到了顽固派阻挠，都察院以《马关条约》“既以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因而此书没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然而，“公车上书”不胫而走，印发行销数万册，其变法主张得到广泛传播，影响遍及全国。美国公使田贝读后也为之震惊，亲索其稿。一时间，“公车上书”辗转传诵，致使康有为众望所归，维新派名声大噪。“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标志着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
百日维新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面对危局，朝野沸腾。“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公车”一词是借用汉朝举孝廉（由地方推举的士人）乘公车赴京的典故。当时，人们用“公车”作为应试举人的代词。
囚禁光绪皇帝的中南海瀛台1895年春，聚集北京参加考试的各省举人听到了《马关条约》的内容，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也在其中，他们立即发动广东、湖南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绝批准这项条约。接着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举人都上了书。台湾省举人更是义愤填膺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广大台湾人民坚决表示：“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上书都由都察院呈送，该院门前一时人群聚集，议论激昂。但是，这些分散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康有为便决定联合18省举人共同上书。他用两天时间起草了一封长达15000字的上皇帝书，在宣武城松筠庵谏草堂邀集举人讨论。据他记述，签名参加上书的有1200多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5月2日，他们将上书向都察院呈递，要求上达光绪皇帝。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陈述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日割地赔款，势必丧失人心，引起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他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采取四项措施：一、“下诏鼓天下之气”，即颁罪己明罚之诏以抚慰、鼓舞人心；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即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即把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即发愤变法，行“富国”、“富民”、“教民”之法。还提出由各省士民公举“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内外大政。康有为认为在这四项措施中，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策”，后一项才是“立国自强之策”。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这次上书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抵抗外国侵略，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愿望。它虽然未能挽回条约已经签字的既成事实，但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上书内容被广泛传播，维新变法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康有为也因为此次上书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强学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帝党开始接近维新派。八月，在帝党翁同龢的支持下，经康有为、梁启超的多方奔走和推动，由帝党成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杨锐、沈曾植、沈曾桐、汪大燮、孙家鼐等数十人参加。大家推户部主事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陈炽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吏，当时任户部郎中，甲午战前就发表过宣传变法维新的言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会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即《万国公报》所在地。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演说，宣传维新变法主张。
北京强学会正式“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并且向上海购买译书，准备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图书馆。报纸重在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同时也刊载清廷奏章，意在开扩知识，宣传变法思想。最初每期刊印1000份，很快即扩大至每期二三千份。
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写了《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危急犹如“被于火薪之上”，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户部尚书翁同龢曾表示愿从户部拨款支持该会。强学会一时声势颇大，除了赞成维新的人参加外，一些官僚为搏取声誉，也来投机，如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以及在天津小站练兵的道员袁世凯或捐款或入会，甚至连李鸿章也想捐银二千两入会，因其名声太坏而遭拒绝。外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纷纷加入强学会，想借此对强学会施加影响，甚至英国当时驻华公使欧格讷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
强学会的活动，引起顽固守旧官僚的忌恨和惶恐，后党官僚荣禄、刚毅等人群起反对。大学士徐桐扬言要上奏弹劾康有为“谋反”，遂使北京的风声紧张起来。十月，康有为迫于形势，留梁启超在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十一月到上海，在取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发起组织上海强学会分会，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章炳麟、梁朋芬、陈宝琛等几十人为会员。
上海强学会在章程中指出：“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此会专为联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宣传挽救危亡、“保卫中国”的旨意。标明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为“最要者四事”，表达了学习西方的愿望。
刊布报纸是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并在沪期间，电调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于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创刊出版《强学报》。拟为五日刊，由徐勤、何树龄担任主笔，上海强学会书局铅字排印，免费分发读者。康有为作序，倡言“学则强，群则强”，刊出《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维新宗旨。其论说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次录上谕，刊布廷寄，鼓吹议会办报，力言封建科举制度的积弊，阐述变法当知本原，主张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用孔子纪年。于一月二十二日左右终刊，共出三号。
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虽然其中混进了一些投机取巧的人物，但主要力量仍是维新派。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愈加猛烈。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这时，以“通达时务”自翊的张之洞见风驶舵，接着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杨宗伊又弹劾强学会发起人文廷式等“互相标榜，议论时政”，文廷式竟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
强学会的被迫解散后，维新派仍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经翁同龢的活动，在北京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等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到上海任主笔。
《中俄密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