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未完剧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进一步阐明创作小说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经过这长期的理论酝酿和创作实践，于当年冬，在他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揭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该文就是他发起小说界革命的正式宣言。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抓此关键，就能无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小说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除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性特点之外，还因为小说具有描写理想和反映现实的功用，以及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也就是具有对读者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力量。他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小说既有“启迪民智”的知识意义，又有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梁启超还针对中国的小说现状和社会现状，抨击了旧小说和当时的小说创作。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现象，都是受旧小说影响的结果，即旧小说的不良影响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他批判了正统派文人轻视小说的错误观点，鼓动把小说的创作权从“华士坊贾”的手中夺过来，创作新小说，以达到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对小说的社会作用、文学地位、艺术特点等都作了较系统地论述，提出了小说必须革新的强烈主张。
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立即在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规模大、声势强的小说改良运动。自此，一向受歧视的小说在清末声价百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首先，以刊登小说为主的小说杂志，自《新小说》后大量出现，为新小说建立了阵地；小说家和新小说作品如雨后春笋；小说内容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而以改良群治为主旨。新小说以绝对优势取代了才子佳人、狭邪小说等旧小说的统治地位。新创小说和新译小说以其崭新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风行于社会。其次，随着新小说创作的繁荣，在小说理论批评、考证、研究方面，也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影响，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极一时之盛。第三，由于对小说作用的强调和小说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小说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文言小说向白话小说过渡的进程。总之，小说界革命给文坛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梁启超所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偏重强调小说的内容而忽视了小说的艺术性，使许多作品囿于政治说教。又如，过分地夸大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说小说是“国民之魂”。这种小说至上观贬低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再如，他片面夸大中国小说的消极作用，认为都“不出海盗海淫两端”而一概予以否定，从而落入崇外贬内的民族虚无主义中。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同盟会革命纲领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则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对此孙中山做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还有人建议，这是个秘密组织，不应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讨论宗旨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历举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平均地权就是解决社会民生的第一步方法，并指出，作为世界最新的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仅仅只去解决种族、政治这两大问题，还应将最大困难的社会问题，一起连带解决，才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强国家。孙中山解释完，众人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同盟会宗旨获会议通过。接着，黄兴提议，与会者签订盟书。于是，每人抄写一份，由孙中山带着大家举右手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后，孙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别传授同志相见的握手暗语和三种秘密口号。随后，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握手，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二十天的筹备后，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有一百多人。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三十条。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本部在东京。本部机构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议、调查六科。在这六科中，又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庶务”可代行总理职权。另外在评议部里，设有评议长和评议员；在司法部里，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接受东京本部的领导。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欧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还设立各省区的分会。这个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被大会通过。接着，在黄兴的倡议下，选举了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会上又根据会章选举了同盟会各部职员，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处理本部工作；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最后，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报》的出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旅留日本，奔走檀香山、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建立保皇会，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梁启超还曾佯称愿与孙中山合作，诱骗许多兴中会员（包括孙眉）转入保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日本后，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批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
孙中山曾为梁启超的“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发誓所欺骗，想和康梁派合作。但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看到保皇会的严重危害，痛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相继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文，揭破保皇派的“爱国”是爱虐民媚外的“大清国”，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换位。”第二年夏，孙中山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谬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宋教仁、程家柽等在东京创办《20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时，由于《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有半数加入同盟会，大会根据黄兴提议通过以这个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九月三日，在孙中山监收下，宋教仁、黄兴办完《20世纪之支那》移交手续，因其第二期载有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停刊，遂改名为《民报》，另行出版。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初定月刊，后为不定期，每期六至八万字。编辑部设在东京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在东京半多摩郡内藤新宿宇番集町三十四番地宫崎寅藏家中。《民报》共发行二十六期，附另外一张、《天讨》增刊一册。先后署名为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实际主编人，前五期是胡汉民；第六至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最后两期是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朝政府请求，下令查禁。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一日，汪精卫任主编再刊，秘密刊行第二十五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出至第二十六期即停刊。《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