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1日召集了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以此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到达北京。为了反对善后会议，1925年3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倡议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本质，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主张。
国民会议运动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相汇合，形成了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运动。它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揭露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面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作用。
五卅惨案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陈独秀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9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名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藉，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全市总罢工。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商人也纷纷罢市，胜利地实现了“三罢”。6月7日，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个团体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11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20万人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惩凶，赔款，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华英日军等17条要求。上海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帝国主义一面镇压群众运动，一面玩弄政治骗局，施展分化伎俩，破坏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大资产阶级首先退出了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为了保持革命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全市工人停止罢工。从8月底到9月上旬，各业罢工工人在资方承认一定条件下，陆续复工。五卅运动坚持了3个月，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动统治，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风暴。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变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有准备有组织进行的。
五卅运动欣起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等许多城市约有1200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新高潮。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是“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的领导下，省港数万工人举行罢工，声明支持上海界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香港当局不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还宣布戒严，并对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愤慨的工人纷纷离港来到广州，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2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动下，广州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黄埔军校学生和从香港返回的罢工工人共10万人举行了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当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扫射和炮击，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更加激起了香港、广州人民的愤怒，参加罢工的工人迅速增加到25万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为副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人民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抵制英货、缉拿和严惩帝国主义走狗等。致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共事业瘫痪，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推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使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直至1926年10月才宣告结束，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权在镇压了商团叛乱后，获得了初步稳定，但仍不巩固，广东境内许多地方仍为大小军阀所盘踞。为了进一步统一广东，巩固革命基地，准备北伐，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讨伐广东境内军阀势力的战争。
1924年11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时，自封“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在陈炯明蠢蠢欲动之时，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1925年2月初，以黄埔军校3000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东征军主力，由蒋介石统领，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开始了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全军将士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并且沿途得到东汉农民的积极支援和配合，连战皆捷。3月中旬，东征军1000余人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将其击败，解放了除惠州以外的几乎所有东江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军阀势力。
当东征军准备围攻惠州陈炯明老窝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勾结云南唐继光，暗通香港陈廉伯，并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25年6月4日，在广州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力主讨伐。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在广九、粤汉铁路工人、广州邮政、航运、水电工人的罢工支援和在市郊农民的积极配合下，广东革命军于6月12日向叛军发动了总攻，至13日全歼杨、刘叛军2万余人。再一次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进一步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在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国民政府着手整顿，加强治理内部之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支持下，于9月初重新占领东汉一带，准备进攻广州。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9月28日决定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歼灭了陈军主力，11月中旬，全歼陈部残敌于粤闽边境，完全收复东江、胜利结束第二次东征。
而在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还派出军队南讨邓本殷，广西的桂军李宗仁部在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打败了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从而实现了两广的统一。
以两次东征为主的讨伐作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同时也为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黄埔大操场上，战马嘶鸣，旌旗飞舞。戎装待发的将士们列队整齐，阳光在无数枪刺上折射出瓦蓝的光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国民革命军正在举行北伐誓师。
北伐，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并统一中国，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认北方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此起彼伏，其统治已摇摇欲坠；处于南方革命中心的广州，应抓住时机挺进北方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中共当前主要任务是协助广东政府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此后，中共大力开展各地的工农运动，为北伐胜利进军准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
蒋介石也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需要在革命的大旗下积蓄力量，因此他把北伐看成是其进一步扩展权势的好时机。在广州的湘军、桂军、滇军等各派将领同样想通过北伐扩张势力。广东地方势力则希望所有的军队都赶快离粤而去。于是，在北伐问题上，诸种势力在同床异梦的想法下却奇迹般地统一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