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于6月17日从北京秘密回到沈阳。皇姑屯事件后，日本方面将张学良看作是侵略中国的新的代理人，并加强对张学良的工作。但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于6月20日，就发表了停止内战，采取睦邻外交，冀达共存共荣目的等四项执政声明。7月1日，通电称“决不妨碍统一”，同时密电南京，说明他目前处境困难，换旗一事，不得不暂缓实行。7月4日，张学良正式宣誓就任东北保安司令。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旋即张学良派邢士廉第三次赴南京，与国民政府达成四点协议：（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三）东三省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帜不能待至1929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1928年12月30日，张学良顶住日本的压力，毅然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政旗易帜。”
到了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政府便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这件“统一”只是暂时的。随后，军阀之间的混战、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斗，又接连不断发生。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必然造成在它们支持下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导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国民党蒋、冯、阎、桂四派军阀原本就各怀野心，在取得对奉作战胜利后，彼此间的矛盾立即尖锐起来，导致派系间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
当时，蒋介石虽然是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只占有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5省和南京、上海两市。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占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占有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桂系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占有广西、湖南、湖北，并控制河北一部分地区，支持桂系的李济深率粤军占有广东。
1929年1月，蒋介石在编遣会议流产后3月，又操纵召开国民党“三大”，以中央指派和圈定代表的办法，排斥反对派，树立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垄断地位。会议代表有406人，其中由中央指派者211人，圈定者122人，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82%。同时对汪精卫改组派和已公开反对自己的桂系领导人做了组织处理。蒋同其他各派的矛盾达到不同调和的地步，只能诉诸于战争。
1929年3月，首先爆发了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当时，桂系的迅速发展，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而桂系因对蒋介石运给日益亲蒋的湘省主席鲁涤平大批军火不满，决定先发制人。26日，蒋以南京政府的名义下令讨桂，坐镇九江，亲自督师进攻武汉。在蒋的收买下，桂军一部在前方倒戈，桂军主力从武汉地区后退。4月4日，蒋军进入武汉。随后，蒋派军队由湖、粤、滇三路进攻广西。5月上旬，李宗仁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通电反蒋，并派兵进攻广东。6月下旬，蒋支持粤军打败桂军，任命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1929年10月，爆发蒋冯争夺山东的战争。3月，济南事件解决后，日军撤离。蒋派其嫡系部队进入冯玉祥控制下的山东，致使蒋冯矛盾加剧。5月，蒋收买了冯部韩复榘、石友三，使之叛冯投蒋，冯四面受敌，西北军被迫退守潼关。
11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蒋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与桂系联合，组成“护党救国军”，进攻广东。12月，蒋派何应钦率军援粤，击败张、桂，这是第二次蒋桂战争，或称粤桂战争。与此同时，唐生智与石友三联合，参加护党救国军，举兵拥汪反蒋，不久也为蒋所败。
1930年4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蒋与冯、阎的大规模军阀混战，即“平原大战”。蒋介石在打败桂冯等军阀之后，把下一个主要目标对准了拥兵自重的阎锡山，各派反蒋的势力为了自身利益，也都与阎锡山联合起来同蒋介石抗衡。3月，阎、冯、李三集团军的50多名将领发出逼蒋下野通电，并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蒋介石则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罢免阎锡山本兼各职，并以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阎、冯。5月中旬，冯、阎军与蒋军在豫皖鲁苏交界地区展开激战。中原大战正式爆发。战争初期，阎冯部队进展顺利，攻克济南、商丘等地，接着冯玉祥分兵三路，以攻夺徐州为目标，向陇海线发动全线总攻，但未能奏效。阎冯两军处于被动局面。这时，拥兵关外的东北军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与阎、冯都在极力争取张学良。但张一直采取观望态度，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11月，反蒋联军失败。至此，历时7个月的平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
全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从1927年到1930年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有六七次，战祸遍及大半个国，人民痛苦不堪言状，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反中原大战，双方死伤三四十万军队，耗资无计。经过1929年到1930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打败了同他抗衡的军阀，取得明显的优势。此后，反蒋势力仍然存在，但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争雄的实力。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
“八一”南昌起义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鲜血和挫折给人以痛苦也给人以觉醒，它常常出现历史转折的契机。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调回鲍罗廷，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众望所归的周恩来，被选为新的五人常委之一。7月13日新的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新策略。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这时，南昌出现了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驻南昌的朱培德部队，大部分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兵力单薄。而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即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等，正从武汉开到九江，准备集中南昌。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和召集党的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迅速集中到南昌，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一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有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有新从鄂东开到九江的由贺龙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有驻在南昌的由朱德领导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等，共3万余人。而在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只有朱培德的三个团6000余人。
31日下午，起义的准备进入最后阶段。这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情况：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个军的一个士兵发现了，立刻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
8月1日凌晨2时，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长空，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东方出现了曙光。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生机勃勃。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颈系红领带的战士，豪迈地进行在大街上。胜利和欢乐气氛溢满全城。周恩来扬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和一对晶亮的眼睛，安祥地微笑着。虽然一脸兴奋的神色，但可以看出，为了起义的胜利而呕心沥血，他已经有几夜没睡觉了。在胜利声中，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由周恩来、宋庆龄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周恩来最后审定的《八一宣言》，提出毫不妥协地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周恩来还发布了《通缉蒋介石令》、《通缉汪精卫令》。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南京和武汉随即调兵遣将，向南昌反扑，欲置起义军于死地而后快。
因“二期北伐”败绩，引起多方不满，而采取“以退为进”策略，“下野”回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在表面上悠然于山水之间，实际上一刻也未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直指广东，使他心急如焚。蒋介石对于和江西接壤3000余里，历来军政变动互相影响的战略后方广东，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尤其当他确知与自己尚存芥蒂的汪精卫对周恩来挺进广东乐得“拱手相送”时，便立即相应采取措施，急令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李济深加强粤湘边界、粤赣边界警戒，并主动进入赣境，阻截周恩来。李济深把两广反动军队4万人编为左中右三路，分别由范石生、黄绍、钱大钧为总指挥，全力阻击。
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打了一些胜仗，他们一心想打回广东，再次举行北伐，因而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着手建立根据地。9月下旬，起义部分在潮汕同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流沙天后庙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南昌起义的擎天柱周恩来病魔缠身，高烧40度，由担架抬来主持会议。他首先就战事失利作了检讨，并部署善后工作：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按中央指示，分别向海口撤退，然后赴香港、上海。他最后以坚毅的目光巡视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我不能离开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
在敌人疯狂追捕的艰难环境中，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转移到陆丰南塘黄厝寨。周恩来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革命烈火燃烧起来了。”然而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有时因高烧加上发疟疾而神志不清，必须迅速转移到香港就医。10月底，周恩来在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杨石槐以及叶挺、聂荣臻等的护送下，乘木船赴香港。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这次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光荣节日。
“八七”会议
为了审查和纠正大革命失败以来的错误，确定新的革命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1927年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是为八七会议。
会议由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主持，出席会议有的邓中夏、李维汉、蔡和森等中央委员10人，候补委员毛泽东等5人，还有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代表、军委代表、两湖代表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共20余人。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强调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深刻指出共产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7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结束了陈独秀左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提出“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会议规定：没收大、中地主和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民及无地的农民。第三，确立了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明确提出：“现时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为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并决定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是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扭转了党内的混乱局面，整顿了党和革命的队伍，制定了新的策略路线，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
但会议没有恰当地估计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策略。会议只批判了左倾，没有注意纠正和防止“左”倾，为“左”倾冒险主义敞开了门户。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负责领导湖赣边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与过去的武装起义不同，正如毛泽东在1927年8月18日召开的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中所说：党过去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军事工作，“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发动农民起义，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秋收起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