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一文中，首先具体分析了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间的科学论断：（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的弱国，这是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二）敌人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这是日本战争必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进步因素的代表，是抗战得以持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三）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则与之相反，这是坚持持久抗战的客观有利条件；（四）战争性质决定，在国际上，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亦是中国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亡国论者只夸大敌强我弱这一特点而无视其他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这个矛盾而夸大其他特点，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其次，阐明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必然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防御中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从范围上讲是战略内线中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的反攻战。关于作战，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为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
再次他还阐明了抗日战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党的这些军事战略方针及思想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
日本仍诱降活动，使国民党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多数最终坚持了抗战；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则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叛国。
汪精卫原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自抗战以来，他多次公开发表文章和谈话，积极主张对日妥协，把主张抗战者斥之为“唱高调”，散布“亡国论”，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因此，只有向日本乞求“和平”，才能维持苟安局面。
1938年7月，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密赴日本，同日本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因骏等密谈，得悉日本欲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出来收拾时局的变向，并将探得的情况报告汪。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汪精卫的投敌活动更为猖獗。11月，汪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锁昭，今井或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并拟定了汪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和逃驻河内的行动计划。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次日陈璧君、陶希圣、周佛海、曾仲鸣等人经昆明抵达河内。22日，日本首相自卫发表第三次诱降声明，提出所谓“陆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并宣称愿和中国“是有单独人士合作”。29日，汪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执委、监委的“艳电”，劝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投降。1939年4月下旬，汪派汉奸在日军保护下，秘密离开越南，5月抵达上海。
汪集团的叛国投敌，使国民党阵营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公开分裂。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军委政治部联合发表声明，称其故意与薄弱、甘心为敌利用者的怯懦卑劣心理，对整个抗战前途绝无任何影响。另一方面，蒋密令一些要人劝汪勿作反国的公开表示，勿与中国断绝关系等，但均遭到汪拒绝。6月8日，国民党政府通令缉汪归案。
5月底，汪精卫带领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亲赴东京与日本首项会谈，就以汪精卫为首建立伪中央政府问题达成了谅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由国民党投敌分子参加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政纲》，通过了“以反共为本党之基本政策”。强调调整中日关系，和平建国等，承认日本近卫声明中的“善邻支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会议指选汪为临时主席。11月初，周佛海等人与日本影佐颅昭等人率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12月30日，签订了“日本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其主要内容是：（一）东北割让给日本，将蒙疆（指当时的绥运，察哈尔两省和山西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的“日支强化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二）日本在华北及蒙疆的要地，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及华南沿海之特定岛屿驻军，并控制驻地的铁路、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三）日本有开发华北、蒙疆及其它地区资源的特权，并控制汪伪特权的财政、经济、交通、农业、贸易及海关。（四）日本以配置顾问职员等方式控制汪政权。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并担任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政治训练部部长，周佛海任伪整政、财政两部部长。从此，一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鹰犬的全国性伪政权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连日举行讨汪大会，巩固统一战线，抗战到底。
皖南事变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移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消灭新四军而蓄意制造的重大阴谋事件。1940年春，国民党就加紧制造华中地区的摩擦事件，妄图截断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并制定了三路围攻新四军的计划。是年7月，国民党提出一个取消陕甘宁地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所谓“中央揭示案”，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先声。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喜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将国民党“中央揭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通知共产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随即制定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30万大军准备进攻新四军，同时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20万众。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即“佳电”），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2月7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的《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下达有关部队执行，令第三战区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分兵“肃清”苏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2月8日，向白复朱、彭、叶、项“齐电”，仍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月底前移到黄河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月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在前经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也被杀害。17日，蒋以国民政府军委会议，逼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
延安整风运动
自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对于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主义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风气在党内依然存在，妨碍着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更好地领导人民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从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全党的整风。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些报告，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动员和准备。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了。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政策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把马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生搬硬套，奉为教条；经验主义则轻视理论，把狭隘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危害甚大，为了建设一个集中和统一的党，就必须要加强党的观念，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和严肃的民主集中制，清除宗派主义和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只有“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其主要特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装腔作势，言之无物，现象罗列，无的放矢。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因此，“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团结——批评——团结”，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一方针，是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内斗争的正确指导原则。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解放区的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指导和促进了当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党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党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经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至此，全党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打破主观主义，特别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共七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日益尖锐的紧要关头，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在中国维护和巩固法西斯统治的阴谋，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