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初年，下令公卿郡国推举非常孝道，而且有独特品行操守的人。经郡里的举荐，崔被公车征召。由于不善于对答皇帝的问题，改任职为郎。崔对于政治体制非常了解，他的管理才能也是绰绰有余。在一篇名叫《政论》的论文中，他论述了当时熟习常知的事数十条，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话虽然巧辩却很正确，受到当世人们的称赞。仲长统说：“凡是为君主者，都应该抄写一份，放在自己的坐旁。”这篇文章写道：
从尧舜帝和汤武王开始，就都依赖英明哲人的辅佐，和博识事物的大臣。因为有皋陶进献谋划所以才有唐虞的兴盛，伊尹作《伊训》、箕子作《洪范》，殷商和周朝才得以强大。以后继位的那些君主中，想要为国家复兴建立功业者，何尝不依赖圣贤哲人的谋略呢！大凡国家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理，都是由于君主长久习惯于国家的安定局面，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而毫无觉悟，政治统治日渐衰败不加改革，对社会动乱和危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沉湎于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考虑国家大事；或对规劝和教诲充耳不闻，相信虚假的谎言而忽视真实的事情。或有分歧之处犹犹豫豫，没有主见而无所适从。受到信任的宠臣只知道领取俸禄，默不作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被疏远了的忠臣，却因为地位低下，说了也没人听。就这样上面的朝廷纲纪日益松驰，下面的智士仁人则郁郁不得志。多么可悲啊！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治腐败，上下级官吏玩忽职守，懒惰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弄虚作假，老百姓担心害怕。大家都在重新考虑振兴国家的办法。那么拯救国家的办法，难道一定得沿袭尧舜时的作法才行吗？我们的目标在于修补已冲决的大堤，扶正已倾斜的支柱，根据形势进行裁定取舍，最终就是要将这个世界置于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所以圣明的君主执掌大权，应该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来制定不同的制度，步骤的差别，各有各的安排。不能强人所难，不能不干当务之急的事而去羡慕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孔子对叶公谈关于招徕远方的人民的事，对哀公时则答以君临治理人民，对景公时则以节制繁文缛礼作答。并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每个国君当务之急的事有所不同。所以开国君主，往往要创立新的制度；而中兴国家的君王，亦要不时地纠正过失。当年盘庚为殷商而忧患的时候，采取了迁移都城来治理老百姓的办法；周穆王有缺点过错的时候，甫侯出来为他纠正刑法。世俗之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人成法，不懂以权力制治，对于自己听到的总觉得了不起，而对于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忽视了，怎么可以与这些人来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谏的人，虽然合乎圣德，却常常受到牵制。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人不懂时事变化，习惯于自己所见到的，连享受胜利的成果都不知道，更何况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只不过会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事而已。有的达官贵人沽名钓誉，嫉贤妒能，羞愧于谋略不是自己所出，就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人家的道理进行攻击。这些人由于寡不敌众，便被抛弃了。虽是稷和契复生，也将会处于困境。这也就是贾生（谊）之所以受到绛侯（周勃）、灌婴的排挤，屈原之所以慷慨悲歌，抒发自己满腔忧愤的原因。象文帝的开明、贾谊的贤能、周勃、灌婴的忠诚，都有这样的悲剧，况且是其余的人呢？！
衡量人的能力和品德操行，这是《春秋》一书中的大义。现在既然不能全盘地仿效三皇五帝，但是可以以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王霸政治作参考。应当用重赏深罚来控制，用严明的法来约束。假如不是最高尚的德行，严厉则天下太平，松缓则天下大乱。用什么来证明是这样的呢？近来孝宣皇帝就非常清楚君臣之道，懂得如何统治的道理，所以制定严峻的刑法，使为非作歹的奸邪不轨之徒闻风丧胆，海内太平无事，天下清静。他的功勋荐献于宗庙，得享中宗的称号。从实际效果的统计来看，比孝文帝还要好。等到元帝即位，大多实行宽缓的统治，最终遭到破坏和损失，统治的权威开始丧失，就成了给汉家王朝埋下祸根的皇帝。政治统治的得与失，从这里就可看出来。昔日孔子纂修《春秋》，褒扬齐桓公的业绩，赞美晋文公的成就，感叹管仲的功勋。难道不是赞美文、武之道吗？那真是通晓事物变化，拯救敝端的道理呀。所以圣明的人能与时俱进，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时势变化，以为结绳记事时代约法，可以用来重新治理秦朝散乱的社会秩序，挥舞夏禹时代的兵器，可以解救汉高祖刘邦的平城的白登山之围。
熊经鸟伸这样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病的办法。呼吸吐纳这样的气功运动，虽然也是长寿之道，却不能将断骨续接。治理国家的方法和人注意身体健康的方法一样，平安时就要注意保养，有病了就要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动乱的药物；道德教育是维持太平的养料。如果用德育去消除残暴，就好比用营养品治疗疾病；如果用刑罚去维持太平，就好比用药物给病人提供营养。现在我们承继了历代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弊病，正处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代。从数个世代以来，政治统治过于宽恕，就象驾马放松了缰绳，马嘴脱离了马嚼子，横冲直撞，大路变得不平而又倾斜。正要通过衔木、马辔、车辕来控制奔马以挽救它，那儿管得上马车行走时和谐的铃声和清脆的节奏呢？当年高祖刘邦命令丞相萧何作“九章律”，其中有灭三族的律令，黥（脸上刺字）、劓（割掉鼻子）、斩趾（砍去脚指）、断舌（割断舌头）、枭首（悬头示众），合称之为“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应当处以劓刑的改鞭笞三百下，应当砍断左脚指的改为鞭笞五百下，应当砍断右脚指的改为处死刑。断右脚指的固然是丢掉了生命，被鞭抽打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了刑罚，其实还是杀头。那个时候，老百姓希望恢复肉刑。至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便下诏令说：“鞭笞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可做人了。”便定下法律，减轻鞭笞和敲打的刑罚。从此以后，受鞭笞之刑的人能保全性命。按这来说，文帝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刑罚，是以严厉而求得太平，而不是以宽缓求得太平的。如果定要实行这句话的话，应当大大地确定根本，使统治者效法五帝，仿照三王。清除秦朝的旧俗，依照先哲圣人的风范，放弃那种苟且偷全的政策，追随并查考古代的踪迹，恢复五个等级的爵位，建立井田制。然后再选举象稷契、伊、吕那样的人为辅佐。音乐响起来，而凤皇飞舞，石头敲起来，则百兽起舞。如果不这样的话，只会造成许多祸害罢了。
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官府都要征召崔，他都没有答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说他才能大本领高，适宜在朝廷做官。崔被征召担任议郎，升职为大将军梁冀府的司马，并与边韶、延笃等一道在东观从事写作。
出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壤适合种植麻，但是民间却不知道纺织，老百姓冬天没衣穿，铺垫一些细草，就睡在里面，看见官吏来了，就披着草出来。崔到这里上任后，下令出售储备，用来制作纺织、缝纫的工具，进行培训，使百姓得以免除寒冷之苦。这个时候，匈奴经常进犯云中、朔方，烧杀抢掠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以至于在一年之中多次逃难。崔整顿军队，锻炼士兵，严守烽火台，加紧巡逻，匈奴不敢再来侵犯，崔因此而常常评为边疆守备第一。因为有病的缘故被征拜为议郎，重新又与各位儒学博士一道共同选定《五经》。正好又碰上梁冀被判处死刑，崔因曾在梁冀府上做过幕吏，被免职，且遭到几年的禁锢。当时鲜卑族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三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才。司马黄琼推荐崔，担任辽东太守。在赴任的途中，听到母亲刘氏病故的消息，他便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并守孝。崔的母亲是个有风范和德行的贤惠女子，她博览群书，知书达理。当初，崔在五原做太守的时候，母亲常常教育他如何管理老百姓，崔取得好的政绩，其中就有母亲的帮助。守孝完毕后，他又被召拜任尚书。崔因为当时正值天下大乱，充满危机，借口有病不能工作，数月之后被罢免回家起初，崔父亲死的时候，他变卖掉家中田宅，修建父亲的坟墓，立了墓碑，撰文。为他父亲的一生歌功颂德。安葬好了以后，资产耗尽一空，崔因穷困，便以酿酒贩卖为生。当时的许多人因此而讥笑他，可他却终不改变。做买卖赚的钱够用就行了，不求多有剩余。到当官以后，历次在边疆地区任职，就更加贫困。建宁年间（公元168－171年）病故。死时家徒四壁，屋中空空如也，以致于没有钱用以安葬，还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为他置备的棺材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崔一生所写作的碑、论、箴、铭、札、七方、祠、文、表、记、书等等共十五篇。
科学家张衡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世代是有显著名望的家族。祖父名张堪，任蜀郡太守。张衡少年时就善于写文章，他到故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三辅地区游览考察，后来到京都洛阳，在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故精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虽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不骄傲，也没有自以为超过别人的情形。喜欢过平淡安静的生活，不爱与一般人交往。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4年），地方上曾推举他做孝廉，他未就任。三公官府连续几次招聘他去做官，他都不去上任。当时国家太平时间较久，从王侯以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过分奢侈的。于是张衡模仿班固作的《两都赋》（按：即《西都赋》和《东都赋》），撰著《二京赋》（按：《西京赋》和《东京赋》），因以委婉曲折的语言劝谏朝廷。精心构思文章内容，文句附益综合，历时十年才写成功。他的文章很多，这里不予刊载。大将军邓骘爱慕他的才华，屡次招他进京做官，都被他拒绝了。
张衡擅长机械制作方面的技巧，尤其善于研究天文、阴阳和历算。平时爱好并沉溺于扬雄的《太玄经》之中，他对崔瑗说：“我学习《太玄经》，才知道扬雄极妙的天文哲学和天文历法知识，《太玄经》可与《五经》相题并论，不象记载传闻一类的书，使人难以深究阴阳之学，这是汉王朝建立二百年来难得的好书。再过二百年，大概更将完善！所以作者的学问技艺，必然留传于世，这是符合常理的。至汉王朝建立四百年时，玄学一定要兴盛起来。”汉安帝素常听说张衡善于天文历法及阴阳之学，便由公车官署特别征召，授予郎中官职，后又升为太史令。于是就研究核实日月星辰及天体运转规律。他精于天文，以此平定四时，创制了用以观测和计算天体位置的浑天仪，撰写了天文学著作《灵宪》和网罗天地计算的《算罔论》，其论述都很详细明确。
汉顺帝刘保初年，再次变换官职，后来又官复原职，仍任太史令。张衡不羡慕为世所用，所任官职，常常多年不迁升。他曾免去太史令职位，五年后又恢复原职。于是他用设主客问答的文体，撰写《应间》一文，回答别人因他未能升官而引起的非难，以表示自己决心致力科学，不攀权贵的志向，该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