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具有的天赋气质决定了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们所采用的手段总是与他所易受的苦难相抗衡，因此有些客观事件对人类有特殊意义，有些则不含什么特殊意义，这要由天赋气质来决定。聪明的人首先要努力争取的莫过于避免痛苦和烦恼的自由以求得安静和闲暇，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享受平静、节俭的生活。所以，智者在与他的同胞们相处了极短的一段时间后就会隐退，若他再有极高的智慧，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具备得愈多，求之于他人的就会愈小，他人带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以，人的智慧愈高愈显得不合群。当然，假如智慧的“量”可以替代“质”的话，那么活在大世界里才称得上划算，但不幸的是，人世间的一百个傻子亦无法替代一位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何其之多。
那些经常受苦的人，他们一旦脱离了令人困乏的苦痛，便会马上不顾一切地寻求娱乐消遣和社交，唯恐要自己独处，与任何人都能一拍即合。唯因孤独时，人须委身于己，他内在财富的多寡便暴露出来；愚笨的人，虽然在此身着华衣，也会为了自己卑下的性格而呻吟，这本是他无法脱弃的包袱，然而，对于才华横溢之士而言，即使身处荒原，亦不会感到孤独寂寞。色勒卡曾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此话实为至理名言——确可与耶稣所说的话相媲美。
脑——可以看做是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就像是一个住在人体内等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个人的意识与个性自由活动的时刻，却成为体内其余各部门的产品，是它们辛苦劳累取得的成果。然而大多数的人在闲暇时刻里能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以及浪费以外，便只剩厌倦与无聊了。这样度过闲暇时光真是没有丝毫价值。
亚里奥斯图曾说，无知人的闲暇是多么令人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闲暇实在是现代人的最大问题。常人只会想如何去“消磨”时光，而有才华的人却懂得如何“利用”时光。世界上只有那些才智有限的人才易生厌倦，因为他们的才智并非是独立的，它只是被当做一种施行意志力的工具，从而满足自己的动机；如果他们没有那些特殊的动机，那么他们就是无欲无求的，才智也就此长期处于休息状态，因为才智和意志都需要外物来发动。于是，闲暇的结果会造成不同能力的可怕停滞，那就是厌倦。为了消除这种可怕的后果，人们往往求助于仅可取一时之悦的琐事，从各种无聊的琐事当中寻求刺激以激发自己的意志，又因意志还要有才智的帮助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借此来唤醒停滞的才智。但这些人为的动机与那些真正的、自然的动机相比，就好像假钱和真钱对比一样，假钱派不上真用场，只能在牌戏中玩玩。所以这种人一旦无事可做，他们宁可摆弄手指，抽雪茄，敲桌子，也懒得动脑筋，因为他们本无脑筋可动。
所以如今世上社交界里最主要的职务是玩牌，我觉得玩牌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还是思想破产的象征。因在玩牌的时候，人们不事思考，而一心想去赢别人手里的钱。这是多么愚蠢的人啊！但是为了保持公平，我们录下了支持玩牌者的相关意见。他们以为玩牌可以作为进入社会和商界的事前准备工作，因为人们可以从玩牌过程中学到：如何巧妙地运用一些偶然形成但又不可逆转的情况（例如玩家手中分到的牌），并且如何取得最好的效果；如何假装，比如在情况恶劣时要摆出一副笑脸，这些都是人在步入社会时的必要手腕。但是，我认为，正因牌戏是教人如何利用伎俩与阴谋去赢取别人的东西，所以它是道德败坏、不予提倡的。这种由牌桌上学来的东西，一旦扎下根，便会渗入到现实生活中，将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和平日所发生的事都视为牌戏，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无所不用其极。在商业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闲暇是存在于必然的花朵和果实，它能使人面对自己，所以只有内心拥有真实财富的人才真正懂得欢迎闲暇。然而，大部分人的闲暇又是什么样呢？一般人总是把闲暇看得一无是处，他们对闲暇显得异常厌倦，好似沉重的负担。这时他的个性便成为自己最大的负担。
进一步说来，所需很少，输入愈少的国土愈是富足；所以具备足够内在财富的人向外界寻求的帮助也就很少，甚至是一无所求，这种人是何其幸福啊！输入的代价是巨大的，它显示了该国尚不能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甚至可能引发危险，肇生麻烦。总而言之，它是比不上本国自产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向外界及他人索求太多。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能为他人所做的事情本就有限，到头来，任何人都是孤立存在的，重要的是，知道那孤立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这个道理便是歌德于《诗与真理》一书中的第三章中所阐明的，也就是说，在任何事情当中，到最后，人必须而且只能求助的还是自己。葛史密斯在《旅游者》中有这样的话：“行行复行行，能觅原为己。”
人所能作为与成就的最高极限是不会超过自己。人们愈能达到这一点，愈能发现自己就是一切快乐的原动力，就愈能使自己感到幸福。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得出的伟大真理：“幸福即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它们都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也都经常难以把握，所以即使是在极得意的情况下，这种幸福之源也可能轻易消失，这本是人生在所难免的事情。当人老年迈时，这些幸福的源泉也就必然耗尽：这个时候所谓的才智、爱情、爱马狂、旅行欲，甚至社交能力统统舍弃了我们；那可怕的死亡更要夺走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样的时刻来临时，自己是唯一纯粹和持久的幸福源泉。
在充斥着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之中，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呢？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除了自己外原来都是一场空啊！一旦想逃脱悲惨与痛苦，往往又难免落入“厌倦”的魔掌中。何况在这个世界里，又常常是小人得志、愚声震天。每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全人类又原是可悯的。世界既是如此，所以只有有着丰富内在的人才是幸福的，就好比圣诞节时，我们在一间温暖明亮而又充满欢歌笑语的屋子里一样；那些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悲惨与痛苦就好比置身于暮冬深夜的冰天雪地里。所以，世上命好之人，无疑地，是指那些既有天赋才情又有着丰富个性的人，他们的生活虽然不一定是灿烂辉煌的，但一定是最幸福的。
19岁的瑞典皇后克莉丝蒂娜在很年轻时，除了听别人的议论外，她对笛卡儿的了解仅通过一篇短文，因为那时笛卡儿已经在荷兰独居了二十年；她有感地说道：“我认为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隐居生涯实在令人羡慕。”当然，也要有有利的环境作保证才能令笛卡儿得其所愿，从而成为自己生命与幸福的主宰；从《圣职》一书我们读到的智慧只有对于那些具有丰厚遗产的人才是好的，对生活在光明之中的人才是有利的，被自然与命运赋予了智慧的人，必急于谨慎地打开自己内在的幸福源泉，这样就需要他具有充足的独立自主和闲暇。要想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人必须自愿地节制欲望，随时修身养性。更要有不受世俗喜好及外界的束缚影响的定力，唯其如此，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是为了博取同胞们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使自己屈就于世俗低下的趣味和欲望；智慧之人是决不会如此的，他必然会听从于荷瑞思的训示。在写给马塞纳思的书信中，荷瑞思说道：“世上最大的傻子，他们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为了光彩、壮观、地位、头衔及荣誉而付出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闲暇和自己的独立空间。”歌德不幸这样做了，而我却侥幸没有这样。
在此我所要坚持的真理在于人类的幸福主要植根于内在，这一点是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马罕氏的伦理学》中的某些仔细观察相互印证的，亚氏认为，幸福预设了某种活动和某些能力的运用，没有了这些，幸福就不复存在。在注解逍遥学派的哲学时，斯多巴斯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在于能自主发挥各种天赋才能直至极限的主张作了如下解释：“能够有力而又成功地从事你的一切工作，那才是幸福。”所谓有力，就是“精通”任何事情。人类天生就有与周围困难作斗争的力量，一旦困难消失了，搏斗也便就此停止，从此，这些力量无用武之地，力量反而变成了生命的一种负担；此时，为了免受厌倦带来的痛苦，人还需再次发动自己的力量，同时运用这些力量。“厌倦”的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有钱的上层阶级人士。古时的卢克利特斯曾在诗里描述陷于“厌倦”的富人那可怜悲惨的画面，他于诗中所描写的仍可见于当今的每个大都市中——那里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因为那儿会令他们深感厌烦，但在外面他们也不好受，所以不得不再次回到家里；或者想健步如飞地奔赴郊外，仿佛他在那儿的别墅着火了一般；但是到了郊外，他却又马上厌烦起来，不是匆匆入睡以便使自己于梦中忘怀一切，就是再忙着起程返回都市。
像上面这种人的年轻时代，多半是体力与生命力过剩，肉体及心灵不能对称，无法长期保持体力和生命力；到了晚年，他们不是一点儿心灵力都不具备了，就是欠缺了培植心灵力的工具，以致自己陷入悲惨凄凉的境地中。意志，是唯一不会枯竭的力量，也是每个人应该永远具备的一种力量；为了保持意志的高度活力，他们宁愿从事各种各样的高赌注危险游戏，这无疑是一种堕落。一般情况下，人若发觉自己终日无所事事，必然会为那闲置的精力寻找一种合适的娱乐，诸如下棋、保龄球、赛马、打猎、诗词、绘画、音乐、牌戏、刻印、哲学或其他方面的嗜好，对于每种娱乐他都不甚精通，仅仅只是喜欢罢了。我们可以将此种嗜好规则地分成三类，它们分别代表三种基本力量，即合成人类生理组织的三个要素；不管它指向的目的为何，我们都是可以研究这些力量的本身，如何发现三种幸福的源泉，以及每人依其剩余精力种类选择其一，使自己获得快乐。
第一类是通过满足“生命力”得到快乐，生命力的代表有食、饮、消化、休息及睡眠；在世界上的某一部分，这种基本快乐是很典型的，几乎每个人都要得到这种快乐。第二类是满足“体力”得到的快乐，这种快乐可以从散步、奔跑、舞蹈、角力、骑马、击剑以及类似的田径等运动中得到，有时甚至可以在军旅生涯战争年代消耗过剩的体力。第三类是满足“怡情”得到的快乐，诸如在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观察、思考、感受、对于诗与文化的体会以及自哲学等中得到的快乐。关于这些快乐的价值、持续性以及相对效用的久暂仍有很多，我们只能到此为止，其余留待读者去思索。
但这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即我们所运用的力量越高贵，所获得的快乐也就越大；因为快乐的获得涉及了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连串的快乐顺利地不断显现是组成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越是高贵的力量所带来快乐的再现性就越高。所以获得的幸福即是稳定。就这一点而言，满足“怡情”而得的快乐地位，当然要比其他两种根本快乐高；前两类快乐同时为兽类所拥有，甚至兽类具有更多这样的快乐；只有充足的“怡情”方面的快乐才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也是人与兽类的不同之处。我们的精神力是怡情展现出来的各种样态，因此，充足的怡情使我们可以获得某种与精神相关的快乐，即“睿智的快乐”是也，怡情越占优势，此类快乐就越大。
一般人平日所热切关心的事是那些会刺激他们的意志，也就是与个人利害息息相关的事情。然而，经常性地刺激意志并不是一件纯粹的乐事，其中必定夹杂着苦痛。就牌戏这个普遍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玩意儿来说，它便是提供刺激的一种方式。因为它牵扯的利害关系很小，所以不致产生真实、长久的苦痛，只有短暂的微疼存在，“牌戏”对意志而言，实际上只是一种搔痒的工具罢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有着强大睿智的人可以完全不涉及意志，他们热切关心一些“纯知识”的事物，这种关心是这种人必有的品格，它为他们排除痛苦的干扰，让他们生活在仿佛仙境般的宁静国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