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近思哥？”陈恭澍每天晚上要换三个地方睡觉，先与妻子睡两个小时，就转移到二楼五号房间，凌晨两点以后再转移到三楼八号房间。这个秘密除了他的妻子和余志鸿，只有上个月来过上海的陈维远知道。但他仍然不放心，迅速检查了装着子弹的枪膛，接着问道：“随同你来的还有谁？近思哥！”
“与上个月来上海时一样，有我的副宫、秘书和几个随身卫士。”陈维远慢条斯理地说。
陈恭澍穿上衬衫和长裤，趿拉着鞋子，把门一开，见是一批日本宪兵站在门口，顿时吓得毛骨悚然，用手枪对着站在前面的陈维远，惊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怎么不认识我啦？”陈维远微笑着摘下日本宪兵军官帽，“随来的都是我的朋友，不用害怕。”
“近思哥怎么是这副打扮？”陈恭澍把陈维远让进门，仍然惊慌不已，但已将手枪插回腰间。
“请坐下来听我说。”陈维远把陈恭澍按在木沙发上坐下，回头对同来的李士群招招手，“诸位请进，都请坐。”
余志鸿睡在一楼八号房间。他房间里装上报警器五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在深更半夜听到它那可怕的呼唤声，出于麻痹大意和不习惯，一听就乱了方寸。他光着脚丫走出门来跑了二十余步，才发现忘记拿手枪。返回房间拿起手枪，就直奔二楼，将五号房间的门敲了几下，不见里面有动静，才意识到陈恭澍已转移到三楼八号房间。等他来到这里，陈恭澍已被李士群、陈维远和十个日本宪兵围坐在中间，顿时被吓得胆战心惊。
陈恭澍见余志鸿打着赤脚，只穿件无袖纱背心和短裤衩的狼狈相，又见他这个时候才来，心想今晚若真的碰上有人暗算，我早就没命了！你这个保镖等于形同虚设。但是，他当着李士群和陈维远等人不好发作，只生气地盯了余志鸿一眼，手指李士群和陈维远说：“这二位是戴局长的好朋友，由戴局长介绍前来与我商量一个重要问题。你回去睡觉，没有你的事。”
“是！”余志鸿立正回答，然后尴尬地走了。
“恭澍！你对我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吗？”陈维远望着装在床头旁的报警器按钮，明白了余志鸿的来意。
“我，我是疑心多暗鬼，请近思哥原谅。”陈恭澍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
“我并不见怪，如果我干你老弟这一行，也可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你。”陈维远宽解地一笑。他手指李士群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日本驻沪宪兵营长田村值一郎中佐，我特地陪同他来拜访你。”
陈恭澍一惊，难道陈维远已投靠了日军？他不敢多想，强装着笑脸，用生拗的日语说：“田村先生前来拜访，不敢当，实在不敢当！”他说完，惊疑地望着李士群。
李士群自从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来，为了便于与日本人打交道，苦心学习日语，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居然能用日语与日本人交谈。他用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有的那种神态，傲慢地瞟了陈恭澍一眼，用日语说道：“你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深更半夜来这里，因为有重要事情找你。”
陈恭澍又一惊，怔怔地说：“田村先生有重要事情找我？好，好，请田村先生直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只要可能，我一定尽力而为。”
“今天下午，我们司令部有六个华籍工作人员，在公馆马路郭子善先生家里做客时，你们为什么将其中的刘绪行、李省三两位先生打死？又为什么将其中的张卓之、李振寰、舒静吾和王镇章四位先生，以及郭子善先生夫妇抓走！请先将原因说清楚，再谈其他问题。”李士群两眼喷着怒火，并敏捷地卸了陈恭澍的手枪。
陈恭澍的心猛地紧缩作一团，几乎停止了跳动。他责怪陈维远引狼入室，也意识到陈维远不是投靠了日军，就是投靠了汪精卫。“误会，误会，这完全是误会，田村先生！”他惶恐不安地望着李士群和陈维远。
“误会？我们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能够在深更半夜找你吗？”李士群气愤地说，“你们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那就请陈先生去我们司令部走一趟，先去那里，见见棺材再说。”他向身旁的日本宪兵挥挥手，“把他押走！”两个年轻力壮的日本宪兵各抓住陈恭澍一只胳膊，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他从木沙发上提起来，齐声喝道：“跟我们走！”陈恭澍完全是副惊慌失措的神态，望着陈维远哆嗦说：“近思哥！这，这是怎么回事？”
“请原谅表哥我的直率，你问这是怎么回事，说明你在装糊涂。”陈维远吓唬说，“你们无缘无故打死和逮捕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郭子善先生夫妇，问题非同小可！我是从你老弟的切身利害关系着想，才特地陪同田村先生前来规劝你，希望你能够识时务，”他转过脸微笑着对李士群说，“请田村先生看在我的面子上，再给他三分钟的时间，容许他做最后的考虑。”
两个宪兵根据李士群的示意松开了手。陈恭澍颓然坐在原来的地方，已经陷于混乱之中，失去了安宁，失去了分辨和判断事物的正常理智，不知道该遵循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行动。
“已经过去了两分钟。”李士群精明老练地瞥了陈恭澍一眼。
李士群的话传进陈恭澍耳里，像丧钟似的震撼着他的心。“今天下午，我们的确在公馆马路郭子善家里打死两个人，也的确抓了六个人。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华籍工作人员。”陈恭澍尽量做出不急不躁的样子说。接着，他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原来，刘绪行等六人去公馆马路探望的孙克明和郭子善，都是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探望的目的是想劝说这两个同学投靠汪精卫，与他们一道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孙克明和妻子马婉琼是军统的暗探。他听了刘绪行等人说明来意之后，想到抓捕一个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从军统上海区获得三千元法币的奖赏金，不管同学不同学，就暗示马婉琼向秘密住在半里远的军统行动组第三小组报告。刘绪行等人见孙克明满口答应投靠汪精卫，就一齐高兴地来到郭子善家里。郭子普和妻子王素芬热情地接待他们。但是，刘绪行等人还来不及说明来意，主人泡的茶还来不及喝一口，就闯进来八个暗藏无声手枪的军统特务。因为戴笠有过吩咐，为了掌握汪伪召开这次大会的详细地址，以便将赴会者一网打尽，要求尽可能地抓活的。又因为双方是八对八，经过一阵相互厮打之后，被捕对象和郭子善夫妇才从后门逃跑。刘绪行是高度近视，眼镜在厮打中被打碎，刚跑出后门就迷失了方向；李省三曾经患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大方便，跑不快，两人走出后门不远就被无声手枪击毙。其他四人与郭子善夫妇因心慌意乱，跑了不远就进入一条死胡同，结果都被活捉了。
陈恭澍想到日本宪兵是支持汪精卫的，在陈述上述情况时，隐讳了事情的性质，说他们打击的人是一伙贩毒犯。
“他们贩什么毒？”李士群动怒了，目光冷峻地盯着陈恭澍。
“海洛因。”
“赃物呢？”
陈恭澍笨拙地说，脸开始发烧。李士群厉声追问。“已连夜派人送往重庆去了。”陈恭澍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很自然。
“难道你老弟真的要去宪兵司令部见见棺材，才肯说真话！”陈维远的话既有气愤，也有关怀，“别跟田村先生兜圈子了，有话直截了当地说吧！只有用诚恳的态度把问题说清楚，才能求得宪兵司令部的谅解。”
“好！我直说。”陈恭澍感到已经无可奈何，“据我手下的人向我报告，他们是汪派人物。”
“他们是汪派人物吗？”李士群瞪着眼睛吼叫着。
“唉！这是一场误会。”陈恭澍感到自己如同关在铁笼里的一只野兽，脸上呈现出因无能为力冲破铁笼的无限悲伤，声音里充满了痛苦，“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皇军宪兵司令部的华籍工作人员。为此，我深深感到内疚！”
“这事怎么了结？”李士群脸孔板得很紧，但心里却十分得意。
“我们马上释放他们，并通过田村先生，对日本宪兵司令部表示深深的歉意。”陈恭澍用讨好的语气说，“好在我们只审问过他们一次，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汪兆铭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没有折磨他们。当然，如果田村先生今晚不来，明天，难免不对他们用刑。”
“活着的人你们马上释放，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对两个死者呢？”李士群一副凶神恶煞相，“难道不要偿命吗？”
李士群的话，已经足够打击陈恭澍的心了。他感到心口像被铁锤狠狠地捶了一下，一阵阵气紧，一阵阵剧痛。恐怖，懦弱，贪生怕死控制了他的整个神经，扑通跪在李士群面前，发出死里求生的哀鸣：“我们不是有意杀害皇军的工作人员！请田村先生回司令部之后多多包涵。对两位死者，我愿意各付给二百块银元的安葬费。”
陈维远见目的已经达到，按照预定计划，已是由他出面打圆场的时候，显得十分正经地说：“田村先生！我这个表弟毕竟不是直接杀害刘、李二位先生的凶手。只要他能够马上交出四百块银元，又在一个钟头内，把肇事者孙克明夫妇交给你们，请求饶他一命。”
“我保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孙克明夫妇交给你们。”陈恭澍心里一喜，找人替死，千金难买，而由这两个人当替死鬼不需要花费一分一毫，他说得很爽快，也很大方。真是乱世人命贱如狗！
李士群故意迟疑了一会，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神态说：“好吧，看在老朋友陈维远先生的面子上，我回司令部以后，尽可能地为你这位亲戚说情。现在，请陈先生起来。”
“感谢田村先生的救命之恩！”陈恭澍从地上爬起来，对李士群深深地鞠了一躬。
接着，陈维远带着四百块银元，和六个被释放者一道，由六个日本宪兵陪同，准备回原地，由李士群带领四个日本宪兵，押着陈恭澍去逮捕孙克明夫妇。
“请近思哥与我去公馆马路，好吗！”陈恭澍担心与李士群同往有去无回，甚至是活去死回。
陈维远与李士群早有商量，决定不杀陈恭澍，以便利用陈维远和他的亲戚关系，控制军统上海区的活动。但陈恭澍是狡猾的，三天以后，当他知道陈维远确实投靠了汪精卫，就马上转移了住地，以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现在，陈维远见陈恭澍惶恐不安，安慰说：“我向你保证，田村先生绝不会扣留你，更不会伤害你，你只管放心去。”
挂在小会议室北墙上的三五牌圆钟，自鸣得意地响了四声，阵阵清爽的微风，穿过严实的黑色夜幕，吹进一一三六弄，吹进小会议室。正在听取汪曼云汇报的汪精卫、徐珍，周佛海、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都有一种肉体上和灵魂上的舒适。
“一切诚如褚先生所说，大街上的确张贴有两位代表被害和四位代表被捕的传单，二十七日的《中美日报》也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消息。”汪曼云高兴地从黑色皮料提包里掏出一张四边残缺的油印传单、一张完好的《中美日报》，起身递给汪精卫。
传单的标题是：《且看六个来沪参加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可耻下场》，落款为“中华锄奸义勇队上海支队”。《中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传单的全部内容，不同的是在传单的标题之上，加了一道肩题：《锄奸队为中华民族灭奸除害》。
汪精卫看了传单和报纸上的那则消息，仿佛被人打了几记耳光，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涌起一股怪滋味，说不出是酸，是辣，还是苦。他愤愤地骂道：“什么鬼义勇队？他娘的军统，乔装打扮，狡猾已极！”他将那刺目的标题和落款向同伙们念了一下，就把传单和报纸撕得粉碎，“印在上面的详细内容，大家不必看了，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
“传单已发现一百二十八张，我要吴先生带人继续检查，无论如何要在天亮以前，将所有的传单撕毁。”汪曼云说，“至于二十七日的《中美日报》，已被全部烧毁了。”
“你们走后，明天的报纸他们会不会再印？”周佛海忧郁地问。“他们的两台印刷机已被我们捣毁，排字房也被我们打得七零八乱还再印个屁！”汪曼云兴高采烈地大笑一声：“好！痛快。”褚民谊为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而得意，而自豪。汪精卫两片嘴唇张了张，正想说什么，桂连轩前来报告说：“陈维远先生他们回来了！”
汪精卫和周佛海一齐起身，亲热地与张卓之和郭子善夫妇等人握手。他们好像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重逢，双方都怀着一种特殊感情欢笑着，交谈着。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听完了陈维远的详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