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气氛，出现了短暂的清静，良久的悲凉。
日本平沼内阁的倒台，发生得这么突然和意外，使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感到心慌意乱。在座的七个主席团成员和担任会议记录的徐珍，除了褚民谊与何世祯，都曾经受到过平沼的热情接待。现在，他们无不感到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者是那么和蔼可亲，是那么可敬可爱。想到他出任首相才七个月又二十三天就下了台，又感到他是那么可怜可惜。他们想到平沼内阁往日的热情支持和今日的倒台，每个人的心里又产生一种唇亡齿寒的悲伤。好在已经受过一月四日近卫内阁倒台的波折，多少受到一点锻炼，没有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他们很想打听一下平沼内阁倒台的原因，不知是感到涉及日本内政，还是想到土肥原和影佐身居异域不知内情，终于没有开口。
其实，关于平沼内阁倒台的原因，土肥原和影佐已从三天前自东京来上海的犬养嘴里知道得一清二楚。犬养是八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回东京的。这时，东京因日本在中国黑龙江境内的诺门坎向苏联发动武装挑衅，屡吃败仗而闹翻了天。日本发动这次武装挑衅的目的，出于对苏联给予中国的抗日援助的报复和牵制。可是，事态的发展适得其反。双方从五月十三日全面交战以来，日军屡战屡败，到八月中旬共伤亡一万二千二百多人，在溃败中又有六百三十多人失踪。这使得日本朝野一批法西斯分子恼羞成怒，一边向天皇裕仁告状，一边散发传单，指责平沼内阁无能，迫使他辞职。正当裕仁犹豫不决时，又响起一声晴天霹雳。八月二十三日，作为日本同盟者的德国，不顾日本的多次劝阻，竟然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不仅使日本处于一种尴尬的外交地位，而且使它的北方领土和它扶植的伪满洲国，失去了安全保障。同时，打破了日德法西斯的反苏统一战线，对日本军国主义北进侵苏计划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日本举国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平沼内阁外交政策的惨败，反对的声浪一下子席卷全国。不得已，平沼内阁于二十七日下午向天皇提出辞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天皇正式批准。
这些情况，土肥原和影佐见在座的中国人不便问，他们也不便说。
“平沼内阁虽然辞职了，但我们与它的成员，特别是内阁五相会议成员，有着很深的感情，今后仍然思念和敬重他们。”汪精卫兔死狐悲，语调充满了伤感。
“我们将会与敬重近卫、平沼两任内阁一样，敬重即将组成的新内阁。”周佛海感情真挚，但心情沉重，不胜悲伤。
“谢谢，谢谢！”土肥原的秃头轻轻点了点，以主人的身份表示谢意。他见汪精卫等人忧郁的脸色中，隐藏着不可言喻的重重心事，用不容置疑的语调安慰说：“我们相信，不论由什么人组成新的日本内阁，他们在支持汪先生在中国主政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必将像平沼内阁忠实执行近卫内阁的有关方针政策一样，忠实地沿着前两任内阁走过的道路走下去。”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内阁对日华和平运动的支持，将比前任内阁的支持更具体，甚至有新的发展。”土肥原进一步安慰说，“因为早日实现日华和平，是天皇陛下的意志，是日本国民的意志，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登上这个历史舞台，谁就希望自己能够在日华关系史上书写流芳百世的一笔！”他怪笑了一声，嗫嚅地说，“我土肥原，就希望自己能够给后人留下这么一笔呢！”
每个法西斯分子，一旦疯狂到丧失理智时，不可能对自己的下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土肥原自然不可能知道六年后，他会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战犯，处以死刑，遗臭万年。
汪精卫虽然感到土肥原贤二的话是一种鼓舞，也令人置信，但在未与新内阁交往之前，他那颗心依然被悬在半空中。他的脸色在不断变化，茫然和豁然，失宠和希望，不安和慰藉，像晴空里的云彩，随着风势，轻快地在他眼里和嘴唇边交替着掠过去。他强打起精神，虔诚地说：“但愿如此！我们殷切地期望贵国新内阁给予我们更多更实际的支持。”
周佛海很想早点了解新内阁对他们的态度，转弯抹角地说：“贵国新内阁组成之后，我们要求派代表去东京一趟，向新内阁介绍我们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以及今后的具体打算，以求得新内阁的具体支持。”
“请二位将军马上向贵国政府反映我们这一要求。”汪精卫感到周佛海的脑子挺灵活，欣然接腔。
“可以。”土肥原爽快地回答，“请影佐君立即向帝国政府报告。”
两个日本人走后，汪精卫等人尚未恢复正常的平静，丁默邨和李士群来了。丁默邨气急败坏地报告说：“汪主席和在座诸位先生看了昨天的《大美晚报》没有？唉！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大美晚报》和《中美日报》是两家以美国人的名义为发行人的报纸，都保持抗日立场。特别是《大美晚报》的中文副刊《夜光》，锋芒直指那些投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败类，指名道姓，骂得淋漓尽致。汪精卫抱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态度，也订了这两种报纸。但是，每天上午和傍晚，桂连轩将报纸送到他手里之后，他没有勇气打开它们，不管报纸上的文章怎么写，肯定不会给他带来愉快。于是，他把阅读报纸的任务交给徐珍。可是，徐珍见到鞭挞汪精卫集团或直骂汪精卫的文章，担心刺痛丈夫的心，有时轻描淡写说几句，有时干脆隐讳不说。唯有丁默邨和李士群忠于特务职守，凡是对这两家报纸采取必要的恫吓或暴力之前，必须获得汪精卫的首肯，不得不直言相告。汪精卫头一次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对徐珍责备了几句，而徐珍却嫣然一笑，深情地说：“保证先生每天都愉快地度过，是我的神圣职责。我愿意让那些气炸心肺的语言，给我带来痛苦和愤怒，而不忍心让它引起先生的烦恼。”汪精卫心里痒痒的，爱昵地说：“你在代我受罪啊！”从此，他不再责备姨太太，也就等于把阅读报纸的任务交给了丁默邨和李士群。
“因为事忙，昨天的《大美晚报》我还来不及看。它是怎么骂我们的？”汪精卫大惊失色，如同大祸临头一样望着徐珍，“把晚报拿来给我看看！”这是徐珍意料之中的事。她走到那厚厚的一叠报纸前，一伸手，准确无误地抓起那份晚报，回过头来递给丈夫。
汪精卫好像在排除一颗定时炸弹，惶然打开报纸，目光在《夜光》副刊上搜索了一遍，五个可怕的字眼赫然出现在眼前：改汪精卫诗。他习惯地先看作者是谁，恼怒地暗暗骂道：
“什么‘陈剑魂’？一定是化名！他娘的，把我当成鬼魂了！”
“陈剑魂”是化名还是真名，且不去管他。但他只加了八个字，巧妙地将汪精卫那名噪一时的五言诗改成七言，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汪精卫的卖国贼面目：
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愧“不负少年头”。
诗下边还有朱惺公的署名杂文：《绝妙好诗》。他写道：“现在是彻底剥掉汪精卫氏的英雄画皮，还他卖国贼的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这诗和杂文，仿佛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进汪精卫的心坎里。他痛心疾首，头脑里嗡地响了一下，眼前金星四迸。他恨不得用炸弹将《大美晚报》夷为平地，恨不得将这两个作者剁成肉酱！也悔恨他的五言诗这么广泛地流传开来。因为是谩骂他个人的，他不好怎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把报递给周佛海，尴尬地笑了一声，痛苦地说道：“请周先生和在座诸位都看看！我汪兆铭未必就是作者笔下所描绘的丑恶形象！”他声音低沉，仿佛来自一口深井。
周佛海看了诗和杂文，感到骂在汪精卫的头上，痛在自己的心上，咬牙切齿地说：“面对《夜光》的辱骂，的确令人无法容忍！再不能迁就金雄白先生的意见了，对朱惺公不能不杀之以立威！”
朱惺公是《夜光》副刊主编。他是江苏丹阳人，现年三十九岁。小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七年书，因天资聪明而又勤奋，后来自学成才，写得一手好杂文。一九二八年他二十八岁时，被《浙江商报》聘请为副刊编辑。一九三二年带着妻子来上海，在中国化学工业社负责设计广告，并兼任《时代日报》编辑。上海沦陷后，商业萧条，化学工业社紧缩机构，撤销广告科，朱惺公失业。不久，他以微薄资金，与友人合办机杼出版社，但书生从商，不善经营，加之当时市面冷落，不到一年便告失败。为了糊口，在法租界大马路骑楼下摆一旧书摊，所得收入仍难维持生活。不得已，他写信向化学工业社老同事林汝康求援，信中说：“弟家八十八师为难，请兄接济。”林汝康想了半天，才明白“八十八”是“米”字，“八十八师为难”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意，马上派人送去五斗大米援助。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李祖范得知此事，带了笔钱前往朱家看望。当他知道朱惺公的儿子取名“庸庸”时，感到不好理解。惺公没有直接回答，先念了苏东坡的《洗儿诗》：“别人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子愚又庸，无灾无忧到公卿。”然后叹息一声，诙谐地笑道：“我儿子取名庸庸，只求无灾无忧而已。公卿，岂敢望也。如今，国事危难，庸庸的出生，真是‘亡国又添一小奴’耳！”李祖范见朱惺公潦倒困顿，向时任《大美晚报》总编辑的留美同学张似旭推荐，朱惺公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进晚报主编《夜光》副刊。饱经忧患的朱惺公，在国难当头，敌伪咄咄逼人之际，大义凛然，坚持宣传抗日爱国，揭露汉奸们的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自然会遭到汪精卫集团的仇视。早在七月十八日，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就主张把朱惺公杀掉。当时，金雄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极力从中劝阻，他说：“我对朱惺公比较了解，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个狂士。狂士，本质上还是个才士，所以他的狂是狂放，而不是癫狂。他平日喜欢喝点酒，酒后兴会淋漓，则写点愤世嫉俗的文章，以博得读者们的喝彩，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对这样一个神经质的狂士，汪主席和周先生可以不必计较。”
“再也不能迁就金先生的意见了！”周佛海又加重语气重复一句，“什么神经质，什么狂士，他朱惺公为什么不骂蒋介石和共产党？为什么老是把矛头对准我们？说明他神经很正常，说明他爱憎分明得很哩！”
“纵然朱惺公有神经质，也不能老是让他这么咒骂来咒骂去，发情的蛤蟆不咬人也噪人呀！”褚民谊满脸愠色，“这家伙是我们心腹之患，对我们的新政权的建立是个严重威胁，已经到了非杀不可的时候了！”
陶希圣、梅思平和高宗武一一发言，都认为对朱惺公不能心慈手软。只有新投靠过来的何世祯，也许是多了点书生气，也许是初听到汪精卫集团搞暗杀，思想感情一时适应不了，喃喃地说：“《夜光》上的那些文章，我没有兴趣去读它，估计是一些讨厌的东西。但是，我们毕竟不同于蒋介石的军统，动不动就是暗杀，很不得人心。依愚见，还是‘先礼后兵’，先分别给《大美晚报》社和朱惺公本人写信，规劝规劝，教训教训，甚至用点恫吓语言也未尝不可，其目的是希望他们悬崖勒马。”他想得很天真，以为汪精卫的特工组织与军统有区别。
“何先生才来几天，有所不知。其实，这些手段我们都使用过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周佛海又是叹息，又是摇头，脸上浮现出愤怒和痛苦的表情，我们早就发现《大美晚报》和朱惺公对我们不怀好意，一到上海就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实话相告何先生，从六月初开始，我们不仅给报馆和朱惺公写过信，而且对报馆进行过一次袭击。但是，他们对我们依然骂之如故。
“啊，噢！”何世祯眨巴着眼睛，好像不懂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似的。不知是汪精卫出于对这个新来的伙伴的尊重，还是为了求得意见的一致，他对何世祯宽解地一笑，把脸转向周佛海，说道：
“我看，不妨请周先生将有关情况，扼要向何先生说说。”
周佛海点点头，喝了口茶，悻然地说：“我们与朱惺公的矛盾，说来话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