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碰到一定的机缘，往往会平步青云，万流景仰。张卓德和马琨君这两个普通中学教师，只因为生了那么个宝贝女儿而身价百倍。
十一月六日上午，他们从南京飞抵上海时，受到汪精卫和他的常委们，以及驻沪日军的高级将领的迎接。晚上，汪精卫又设盛宴为他们洗尘。
张氏夫妇因戏剧性的遇险和脱险，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进入汪精卫住地，来不及休息，就接受《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日本同盟通讯社华中局局长松本重治等四名新闻记者的采访。汪精卫出于对张氏夫妇的尊敬，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这次活动。
“抓我夫妇俩的是共党分子，他们把我们抓去当人质！”张卓德一语惊人。
“共党分子？”“当人质？”在座的人无不感到惊异，如同睡梦中突然被惊醒那样睁圆了眼睛。
是的，他们被新四军游击队抓去当了人质。
原来，九月十四日下午，由西尾直接领导的特务机关，侦破了中共茅山特委设在南京中华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联络点由罗孝甫、樊玉凤夫妇负责，另有张子余和欧阳凡两个工作人员。他们以开设真善饭馆做掩护，了解驻南京日军的活动情况，接待苏南地区党委派往南京从事活动的联络员，安排游击队重伤员来南京就医。这天上午，游击队支队长于哲民因左腿负重伤，由战士李菊生护送，从常州附近乘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赴南京医疗。于哲民上车后，因游击队医疗条件差，伤口没有处理好，血水从裤子上渗透出来。偏不巧，坐在于哲民对面的是个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浪人，他知道新四军游击队在常州一带活动频繁，那血水强烈地触动了他的脑神经。火车快到南京时，他走到另一个车厢换了装，下车后一直跟踪到中华门，见于哲民坐的人力车进了真善饭馆，再回过头来向日军将务机关报告。结果，于哲民由李菊生和欧阳凡搀扶着从后门逃跑时，三人都被手枪击中，死于非命。罗孝甫夫妇被捕，张子余因外出买东西幸免于难。张子余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真善饭馆的不幸之后，第二天上午乘火车返回茅山。他是上海人，姐姐是南里丽容金银首饰楼经理的继室，知道张卓德的女儿是西尾的姨太太，茅山特委决定派他带领四名游击队员潜入上海，抓获张卓德夫妇做人质。他们经过几天侦察，用电报与特委秘密联系之后，决定二十九日上午动手。张子余背着他姐夫和姐姐，买通姐夫家的小车司机，换上车牌，停在预定的地方，然后由两人翻过后墙进入张家院内，躲在隐蔽的地方，用手榴弹把张家保镖引向后院厕所，并把他们击毙，张子余和其余两人从前门进入院内抓人。小车开到南京东郊紫金山附近，再转乘游击队派来接应的小车去茅山。
“我夫妇俩都被扣上手铐，嘴里塞团棉絮，眼睛被蒙住，只知道走了约一个小时换了车。”张卓德苦笑一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车子才停住。我被人拉下车，推到一间平房里，他们才给我解除手铐，拉出嘴里的棉絮，解开蒙住眼睛的布。我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已经天黑了，才知道落在共党游击队手里。”
“以后，游击队允许张先生夫妇见面吗？”林柏生停住做记录，有兴致地问。
“让我们住在一起哩。”张卓德颇有感慨。
“住在一起？”记者们大惑不解。
“下车之后约一个小时，我们各住一间房子，当他们分别审讯我们，确认我们是西尾总司令的岳父岳母，就让我们住在一起了。”马琨君释疑解惑。
“那些共党分子一定很凶恶吧！一定对二位很粗暴，也很野蛮吧！”松本凝目望着张氏夫妇。
“不，不！”张卓德否定地摇摇头，他想到有西尾做靠山，没有任何顾忌，就直言奉告，“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共党分子看，并不是人们所描绘的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他们待人和气有礼貌，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当然，说热情，并没有山珍海味，每餐除了与他们的官兵一样吃蔬菜便饭，还特地给我们炒盘鸡蛋、豆腐什么的。”他从大家的脸色上意识到什么，接着说，“也许记者先生们听了，会认为我张某被共党赤化了。哈哈！不会的，绝对不会的。我说的都是亲身经历呢！要不是亲眼所见，听别人这么说，我也不会相信哩！我张某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几天时间就被共党赤化，接受他们的共产主义，没那么容易哩！”
“平心而论，他们的确待人和气，也很诚恳。”马琨君接过话头说，“我们被押到茅山第二天上午，挺进纵队的两个长官与我们谈话，一开口就说使张先生夫妇受委屈了。”她说到这里，微皱着眉头，“开始我以为他们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他们说，我们听，不置可否。他们说得口干舌燥，我们只冷笑一声。”
“直到他们把设在南京的联络点被皇军破获，一个支队长和两个游击队员被打死，一对夫妇被皇军关押，为了把他们救出，不得不把我们夫妇抓去当人质等情况告诉我们，才感到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张卓德感叹一声，“尽管他们使我们受到委屈，但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
马琨君沉静地说：“所以，当他们提出要我们向西尾总司令写信，双方派代表在丹阳县郊的关帝庙谈判交换人质条件时，我们理所当然地依从了。”她宽解地微笑着，“那对夫妇落在皇军手里，若没有我们做人质，西尾总司令肯定不会释放他们，也肯定不会让他们继续活在人世。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谅解，也对那对夫妇表示同情。都是中国人嘛！”
“他们打死张家四个人，又使你们夫妇受惊受罪，能够谅解？”松本仿佛吃了只走了味的柑子，胃口怪不好受，“不可思议，实在不可思议！”
松本的冰面孔和冷声音伤害了马琨君，她反感地说：“如果那被皇军关押的是松本先生夫妇，你就会很可思议，实在很可思议！”她身后有那么个龙门快婿，回答得胆大气粗。
松本被挖苦得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一声，自圆其说道。“当然，这是张先生夫妇的宽宏大量，鄙人表示钦佩！”
汪精卫只听不吭声，尽管对张卓德夫妇有关新四军游击队的评价不顺耳，但他们的面子那么大，他只好缄口不语，看在见松本那么难堪，有意把话岔开，微笑着望着张氏夫妇问道：“双方的谈判代表是什么级别？谈判还顺利吗？”
“报告汪主席！皇军代表是增冈少将，共党代表是游击纵队副参谋长。”张卓德说，“谈判还比较顺利。只是皇军代表拖到七日才抵达丹阳。后来据我女儿素娟告诉我，这是因为西尾总司令开始很不服气。本来嘛，堂堂正正的百万大军总司令，屈服在一个小小的游击队面前，怎会甘心呢？”
西尾于十月三日下午收到张卓德夫妇的信，在既要姨太太又要面子的矛盾中痛苦了三天，直到张素娟又哭又闹，手拿绳子要自缢，才无可奈何地于六日下午给挺进纵队发电报，答应七日下午举行谈判。
“双方交换人质时，一定很惊险吧！”林柏生想得到猎奇的新闻情节。
“又惊险又不惊险。”张卓德淡淡一笑，“当然，双方各派出适当的武装戒备，那是很必要的，气氛也是紧张的，真有点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双方还是按谈判条件办事。约定的时间一到，我夫妇俩走过去，那对夫妇走过来，双方却也相安无事，没有出现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
大概是林柏生和松本等人感到写长篇通讯，会给共产党当义务宣传员的缘故吧，第二天的《中华日报》和日本《日日新闻》、《日本广宣报》只发了一则短消息。
记者们走后，张卓德告诉汪精卫，阿部首相已经给吴佩孚复了信，同意他不当国家主席，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要求。阿部还给西尾写了信，托他说服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西尾本想与张卓德夫妇一道来上海劝说汪精卫，因长沙战役失败受到天皇裕仁的责备，没有心思来了。
“噢！皇军在长沙战役中失利了？”两件事都使汪精卫失魂丧魄，阿部给吴佩孚的复信尤甚，但他善于逢场作戏，故意避开他最恼火的问题。
“是的，皇军失利了。”张卓德心情沉重，又一次为西尾受到天皇的责备而难过。
十月二日，蒋介石对长沙战役进行分析判断之后，命令退守株洲的薛岳部队向盘踞在长沙、平江一线的日军进行反攻。这一次，中国军队打得十分顽强，表现了很强的战斗力。因日军在兵力使用上过于分散，将十多万部队展开在二百多公里的山林和田野地带，主攻部队与侧翼部队相距太远，难以相济，不仅未能实现其占领长沙后继续向衡阳推进的企图，而且于十月十八日全线退却，中国军队夺回平江、长沙、汨罗和岳阳阵地。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伤亡二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约四万人。虽然中国军队伤亡约一倍于敌，但由于第一次长沙战役是在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给新成立的侵华军总司令部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妄图在一九三九年冬控制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个整省的侵略计划，因而在中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乃成功之母。”汪精卫镇静一下，尽可能不让张卓德夫妇看出他的本意，“等会我给总司令写信，希望他不要因为一时失利而难过。至于让吴佩孚先生任军委委员长，我将在信中明确表示，不用总司令操心，我完全同意。”他停了停，接着说：“张先生夫妇的住房已经安排好了，住在我的楼上。中央党部也设在这个院落里，上班很方便。二位先休息一下，不要急于上班。至于工作怎么开展，等会中央党部褚秘书长会跟二位商量。”
“谢谢汪主席的关怀！”张卓德感激地说，“我们已在南京休息近一个月，应该上班了，明天就开始工作。”
现在，汪精卫静坐在他与徐珍的卧室里，头脑里涌起一种切齿般的嫉恨。这嫉妒感像血盆大嘴里的利齿，在一口口地咬着他的心，阵阵痛楚透过他的骨骼，钻进他的血管，扩散到他的周身。他太阳穴边的脉搏在猛烈地跳着，像有只失控的钟无休止地在他耳边急敲着，敲得他简直进入了晕厥状态。人生在世，再没有比被人看成无能，把命运所系的权力夺去给予自己瞧不起的人，还像哄小孩似的美其名曰合作更痛苦的了！他恨平沼，为什么那么尊重吴佩孚，难道他是你的老祖宗！他恨阿部迂夫子气十足，拘泥于平沼成说，不知变通！也恨西尾不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你算得什么好朋友！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有了思想。汪精卫这么想来想去，恨来恨去，冥冥间，仿佛有一种声音从地狱里传来。那声音，他听得很清楚：置吴佩孚于死地！汪精卫一想到暗杀，一个面孔冷峻，鼻梁上架副近视眼镜的秃头人物，与他那么心心相印，哗地反映到他的脑屏上来。
“徐珍！你亲自去把土肥原将军请来，越快越好！”汪精卫心怀燃眉之急吩咐姨太太。
徐珍会意地点点头，驱车走了。
土肥原，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特务头子，受那两箱无法用金钱估量的中国古文物和珠宝首饰的驱使，在汪精卫面前，如同一只温柔的绵羊，随请随到，有求必应，而且表现得肝脑涂地。约摸过了四十分钟，土肥原与徐珍同车来了。“汪主席有何吩咐，请直言相告。”土肥原大大咧咧地坐在皮沙发上，见汪精卫亲自端茶来也不起身。他接过茶，文雅给地吹着浮茶，喝了两口。
汪精卫对他的不分彼此，感到十分亲切，笑着说：“吩咐不敢当，直言，那是必然的，知心朋友嘛！”但他并没有直言，绕着很大的弯子说：“将军阁下多次对我说过，吴佩孚这个人很傲慢，不好打交道。现在，阿部首相已经复信，由吴佩孚出任军委委员长。这样一来，我与他朝夕相处，交道不好打也得硬着头皮去打。将军与他接触较多，究竟他傲慢到何种程度，有哪些个性特点，如脾气呀，嗜好呀，生活习惯呀，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我想，只有充分了解他，才能与他琴瑟和睦地相处，亲爱精诚地与之合作共事。”
“汪主席真的愿意与吴佩孚合作，把军事大权交给他？”土肥原惊疑地打量着汪精卫。
“这样安排，是贵国前任和现任两届首相的主张，作为他们的好朋友，我理所当然地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汪精卫表情肃然而真挚：“对这种安排，我是衷心拥护的。如果我与吴先生相处得很好，由他治军，我潜心治党治政，中国的建设，于我个人的健康，于中日和平都大有裨益啊！”
他的话说得如此恳切，如此海涵，又如此通情达理，把精明老练的土肥原也给弄糊涂了。他沉思一会，一本正经地说；“自从今年五月我有幸结识汪主席以来，一直受到阁下的偏爱，视为知己，实在感到荣幸。既然是知心朋友，我不能不推心置腹地说出我的一点浅见。”
“好，好！君推心，我置腹，我们不妨来个肝胆相照，”汪精卫已摸到了土肥原的思路，心里热呼呼的。
“上月十八日傍晚时，芳子小姐告诉我，二夫人极力反对由吴佩孚主军。我认为二夫人很有远见。汪主席将来身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若不掌握兵权，势必后患无穷。”土肥原感情真挚地说，“近十余年来，阁下老是被蒋介石排斥，其沉痛教训不就是没有掌握兵权吗！”
“将军的分析和判断完全正确，二夫人的反对也不无道理。但是，她只想到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汪精卫脸色严峻，目光流露出只有判断是非时才有的鲜明光亮。
“她忽视了哪一面？”土肥原的脸色也变得严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