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祯兆，196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多重战线文化人，影评人及作家，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在学期间已经开始写作，被誉为“才子”。主要写作范围包括日本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观察、电影解读、文学创作及评论等；目前为《太阳报》、《Cup》、《号外》、《城市画报》等撰写专栏，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的兼任讲师。着有《AV现场》、《杂踏香港》、《俗物图鉴》、《全身文化人》、《命名日本》、《日本中毒》等。
在创业之前，就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不要想着通过创业能改变你的经济状况，或者能够赚到第一桶金。
我自己以前也创过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发现真实的创业和自己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卖电影衍生精品，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张绝版海报，以为可以卖个好价钱。但事实上根本没人懂得欣赏，顾客宁可花两三千块买一张流行电影的海报。于是，做了不到一年，我的创业生涯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创业首先是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让你知道自己有没有创业的能力。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了解自己的过程。二十几岁读书的时候，对自己是一种认识；然后出来工作，你又知道自己原来可以是什么样的人。在创业的过程里，其实也是在认识自己究竟有没有创业的能力。如果你在创业的时候能够淡定地处理很多事情，那么，将来你也一定能够淡定地去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和挑战。
因此，创业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成功或者失败，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究竟得到了什么经验，这是比较正面的看法。广东话里有一句谚语，真是至理名言，叫做：“淡淡定，有钱剩。”意思是说： 只要慢慢来，别急，最后你的钱包里面一定会有钱剩下来的。我觉得必须要相信这个道理。
——汤祯兆
汤祯兆的淡定
不知道你是否与我一样曾经怀抱理想，希望在大学毕业之后开一家书店，小资生活，闲情逸致——反正我问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读书人，大家的理想都差不多： 开书店、书吧，没事约上几位“损友”，在温暖的下午，喝咖啡、聊天；偶尔，还可以请些写字的人，来店里开个沙龙……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涉足书界，才知道自己创业开书店，不是理想，而是梦想。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入职书店，兴冲冲地听老板八卦当年开书店的峥嵘岁月。他说，当年他大学毕业，在公司里做得不爽，于是辞掉工作，向朋友借了两万块钱，开起了书店。也没有付出什么特别的精力和心思，不知不觉，就越做越大，这一转眼，也十三四年了。老板开店那一年，是1997年。
在书店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慢慢意识到，现在想白手起家开书店，然后慢慢做大，是件困难的事——
第一，现在店面的租金是多么高呀！杭州市中心随便一间店面，月租金都在一万以上，试问卖书能赚得回来吗？（后来我到出版社工作，才知道作为渠道终端的书店，利润其实是很薄的。）
第二，网络书店对实体书店的影响简直是摧毁性的，如果没有办法从售书以外获得收入，任何实体书店都承受不住经济压力。
而且，没有一百万以上的资金，资金流运转不动，你是玩不起书店的。但是试问，如果我有一百万，那么，我的创业还叫做创业吗？ 不，这不是创业，而是投资。创业的核心，在一个“创”字，在于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做起，创造出一切。但是，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的“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阶层分化已经结束，流动性越来越低，富人就是富人，穷人就是穷人，已无多少可改变的空间。于是，老板可以永世为老板，打工仔就只能永世为打工仔了。我说的，是香港。
创业已死。
现在用开书店来创业，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绝对不要再想着可以从一家小店做起，通过几年时间赚到第一桶金，然后扩大，慢慢从小店做成大店。没门。你可以开一家小书店，每个月除去各种开销，剩余一点钱养家糊口。这也是在店面租金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倘若某日你的房东突然告诉你租金要涨，你的小店很可能就难以为继了。
对于创业者，最大的苦恼还不在于资金。纯粹的创业者，总是怀抱理想，意欲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倘若没有人懂得欣赏，甚至觉得你的模仿者、山寨者和你并没有多少差别，最终劣币驱逐良币，才最让人生气！
例如，有一段时间，杭州流行奶茶店，大街小巷旁如星罗棋布。起初，奶茶店的先行者们是很认真在经营的，因此，奶茶的品相很好，用料非常讲究，味道纯正。慢慢地，大家看奶茶店有利可图，就多了很多后来者。
后来者和先行者的心态不同，完全冲着挣钱来。所以，凡是能够削减的成本，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削减——能用奶精的绝对不用牛奶，能放半份料的绝对不放全份。于是可以想见，奶茶的品相一定会下降。
但最可怕的是，消费者竟然完全不在乎奶茶品相变坏，好像完全喝不出来，对先行者和后来者“一视同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坚持品相的先行者实在显得太“傻”。所以，他们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和后来者看齐，才能赚钱；要么，把店关了走人。
巧合的是，被我约来谈“创业”话题的汤祯兆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发生在香港，举的例子也是奶茶店，台湾珍珠奶茶。说完故事后，阿汤来了一句愤怒的总结——没有品位的消费者是创业最大的“敌人”！
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汤也尝试过创业。他在旺角的潮人集中区开了一家电影精品店，专卖和电影相关的产品，比如海报啊、光碟啊、纪念品啊之类。
他是做事认真的人，有次费尽千辛万苦，从海外弄回一张绝版的海报放在店里。只是可惜，这样的辛苦觅不来知音，那张海报放到积尘也卖不出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热播的电影《霸王别姬》的海报，却很受追捧。有张国荣的粉丝，为了买到一张《霸王别姬》的巨型地铁海报，不惜挥金两三千元。要知道，当时阿汤一个月的店租，也不过八千元而已。钱是这么容易赚，你能想象吗？
但是，阿汤最后还是选择结束创业，把股份留给朋友，自己远渡重洋，负笈日本。不知道阿汤身上，是否也有文人那“该死的”理想主义洁癖呢？他说，创业远非他原先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实践理想的奋斗。“倘若只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不去炒股、炒楼？”在阿汤看来，所谓“创业”必须先在心中有一幅蓝图（盈利模式、服务人群、社会贡献、愿景等），然后为了试验这幅蓝图是否可行，你即便最终失败也心甘情愿，有了这样的准备，你才可以创业。
有人或许会问：“不讲赚钱，那么，创业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阿汤回答：“创业给你带来的，是使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否适合创业。”
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的。有的人天生适合当老板，有的人天生适合当打工仔。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类？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试试看。
李照兴在为阿汤的新书《日本中毒》所作之序中说：
在内地当被问及香港写作人的共通点时（因早阵子出现一股香港人内地出书潮），我曾提到一个概括性的区分，以示这批香港作家跟内地书写流行文化的作家之不同。我认为香港文化人笔下的经历造就了一种体验式的书写，对于流行文化评论或生活风格文章来说，增加了感染力与说服力。这种亲身实践式的体验带评论的书写，于流行文化研究极为重要。评论者作为流行文化实践者（甚或粉丝）的趋势，在内地刚萌芽的流行文化书写中，占不可取代的位置。内地学者或评论人，书看得不少，历史的举证充分，套用名人的警句名言更多，但每当要写到文化实践，文化在成熟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流行文化方面的亲身爱恨经历，就明显不足。
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可以旁征博引，把“创业”问题研究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但作为局外人，终究是旁观者，读者读着这样的文章，很难有身份介入，因此也就难免有疏离感，觉得他写他的，我读我的，最终酿成误会。（请注意： 是“误会”不是“误读”，有时候是一种阶层的分离，觉得作者高高在上，无法沟通。）而香港文化人如阿汤，就以李照兴所说的“体验式书写”讲述“创业”，对这一问题自然有了更真实可感、生动鲜活的解读。
此外，阿汤治学还非常刻苦。很少见他这个年纪的人，会有这样执着的精神的。他主攻日本文化研究，着作甚丰： 《感官世界》、《俗物图鉴》、《AV现场》、《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情热四国》……他有耐心一本接一本出书，似在手术台前解剖尸体的医生，把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拎出来仔细观察、分析、研究、记录。当然，他也评论香港。出版于2004年的《杂踏香港》，已经颇为世人承认为香港文化解读一代表之作。
然而阿汤并不学究，待人温和，说话时条理清晰、长篇大论、出口成章。听了他对创业的分析，我想，不适合创业的人，应会望而却步；适合创业的人，则会坚定信念。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创业情结 ■
许： 现在内地出现一些“80后创业达人”，他们受到很多人的拥戴。有的高校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尝试小型创业，政府有时候也会举办各种“创业大赛”，设立奖金作为鼓励。你赞成这种做法吗？我听说香港不少大学生也会在大学期间尝试创业，也有很多人会把大学毕业后拥有一家商店或者公司作为理想。请问真的是这样吗？
汤： 我这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会问： 这个所谓的创业的目的是什么？假如只是为了“赚钱”的话，今时今日这个环境，我觉得未必需要鼓励创业。因为我们有很多渠道可以选择，比如炒股、炒金等“非实体”的投资手段，已经可以帮你达到你的目标，而且，这些都比创业更加简易。假如你选择创业，随时随地都可能有风险，未必能有相当的回报。反过来说，假如你的创业不是纯粹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一个很高的理想或很好的构思，比如像脸谱网（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那样，那还说得过去。当然，扎克伯格现在赚到钱了，但是这是后话；一开始他未必想到过，他的主意本身就很好，建立一个社交网络，供人交流。所以，关于创业，有两件事情首先要分开来讲： 你究竟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
假如你问的是后者，这种创业在香港流不流行？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有趣了。创业永远会令人心潮澎湃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创业的情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人人都觉得打工无出路，打工永远都只能受老板的气，只有自己出来创业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我想，这不仅是在香港和内地如此，在全世界各地，这都是年轻人共同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在香港可能尤其明显。因为香港的工作环境，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几乎所有人都负荷不了。香港最近刚刚出台一个“最低工资条例”，规定工资不得低于每小时28元，拿这种档次工资的人，已经属于社会的最底层了，生活的压力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萌生自己做生意的念头，是很合理的。即便不是最底层的劳工，一个普通的中层员工，他们也一样会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想。但在香港生活的一个讽刺是，当你想要用创业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的时候，最后都沦为“为地产商打工”——无论你做得多成功，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都交租金贡献给地产商了。
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或许觉得问题很简单： 租金贵，那不租就是了，用市场手段，我们杯葛（boycott）地产商就行了。香港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大家都觉得只要这样做就可以调节。但吊诡的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香港作为“已发展社会”，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可以不靠收入而活。香港几家比较大的财团，比如龚如心的华茂，它可以有很多楼建了十几年都不卖的，像沙田什么富豪花园之类。这些财团又不等钱用，你杯葛它，它大不了闲置，宁愿放十年不用也不卖给你，除非价格到达它心中的价位。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现在很多商场都委托给一些物业公司打理。这些公司的手段是，赶走所有低档商铺，引进高档商铺，然后加租。因为这些大财团、大公司不等钱用，今天“创业”这个游戏，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可以让你白手起家、慢慢做大，你做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所有的创业都变成了一种自我安慰的假象——过去你打工，是受老板的气；现在你创业，其实是受更多的气，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哪一样东西是影响你创业成功与否的因素。于是很多人，就变成在一个循环里转圈，你只能自我安慰地告诉别人你在创业。
香港人的性格呢，又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没事做”的，几乎所有人在正职之外都会有兼职，并以此为自豪。你随便去问一个人好了，尤其是传媒人。比如你去问马家辉他的正职是什么，他未必会跟你说他是大学老师或者是《明报》策划人。香港人就是这样，喜欢表现得自己好像是“多功能”的，好像是不受某些东西束缚的。但实际上，对大部分人来说，创业都是假象多于实质。
至于你问我，香港的大学鼓励学生创业吗？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学校会组织学商科的同学进行一些虚拟的炒股啊、投资啊之类的比赛。我不觉得这样的比赛，会真的帮助学生学到如何创业。这就好比，我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一个征文比赛是能够培养出一个作家的。但是你说，是不是就不需要有征文比赛了呢？我觉得又不是。大学每年收那么多钱，吐出一点来设立基金，给学生拿奖，即便只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件好事嘛。但是，我劝大家现实一点来看，这类的比赛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都是虚拟的。就好像你拿了一个征文比赛的冠军，千万不要就当自己是一个作家。
许： 去年在内地热播的电视剧《奋斗》引起人们对“创业”话题的讨论。有的人说，现在社会结构如此固定，阶级成分如此僵化，除非你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否则别想创业成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汤： 这个问题这么看。我赞成一个观点： 有钱人开创的事业，不能叫做“创业”，创什么鬼业啊，亏光了都不要紧，根本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当成功与否已经无所谓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是创业了。那么，一个普通人究竟有没有机会通过创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呢？这牵涉到经济学上讲的一个社会的“流动性”。香港一直以来都标榜自己是一个“流动性”很高的社会，意思是告诉大家只要通过努力，就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一定能向上爬。但是实际上呢，香港社会现在的“流动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当然，这不仅是香港社会的问题，基本上任何一个“已发展社会”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只要是“已发展社会”，就一定有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一定会用尽办法去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么对其他人来说机会自然就少了。那么，在过去香港还处于“未发展社会”的阶段，或者可以叫“均贫社会”，大家都贫穷，你也不会很不开心的，因为大家都住在村里，物质生活都一样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比的是幸福指数。可是当大家的生活慢慢变好，大部分人都进入中产阶级以后，“物质”就成了我们相互之间比较的一个，不说是唯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说这些是想证明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创业，往往都是奔着钱去的，很少有人是怀抱理想而去。而这种对金钱如此重视，什么都以钱作为衡量标准的心态，我个人觉得是与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安全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内地自不消说，一直以来战乱不断；即便是在香港，很少有人想过会在香港住很久的，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走人，1997年之前就移民了一大批。正因为大家有这个心态，所以才会觉得我要尽快创业，尽快赚钱，就像买一份保险，当香港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在香港，所有老百姓都有这个梦想。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均贫社会”，大家手里都有一点钱，因此，创业起步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你如果还只是为了赚钱而选择创业，我想你会很失望。
■ 创业中最大的“敌人”是消费者 ■
许： 照这样说，香港是个不适合创业的城市喽？
汤： 扪心而论，我由始至终觉得香港不是很适合创业。正如前面所说，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赚钱，都想着要尽快回本，一定要一击即中，如果需要三年五年都觉得太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再好的创意也会被浪费。不要说别的产业，就算是香港电影也是如此，一定要一部电影就赚到钱，你不要跟我说什么靠两部、三部、四部……慢慢教育观众怎样去欣赏文艺片——没人会这样做的。所以，从创业者本身来说，他们的能力有，但是文化质素都是不够的。
但是，对于那些真的想实践理想的创业者来说呢，香港的客观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存在。香港的消费者，是一群非常没有品位的消费者。林奕华最近在内地出书，不是还在讲这个问题吗？就是香港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被“无线”的价值观垄断，大家需要的不是新鲜东西，只要一个固定的模式，往里面填充内容，打发时间而已。香港人不知道什么叫好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文学作品。那么一般人靠什么做评判呢？靠“奖”。大家之所以觉得王家卫、梁朝伟、萧芳芳、杜琪峰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国拿奖。《岁月神偷》在外国拿了个什么垃圾奖，回来就受人追捧。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东西。我觉得创业最大的敌人，是你面对的一群没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消费者。因为创业是需要人来欣赏你的，有“知音”欣赏你，肯为你的产品掏钱，你才能在创业中得到内心的满足。
在香港创什么业赚钱最快？通常是一些食肆，比如最近流行一些台湾的饮品，如珍珠奶茶之类。当有一家成功了以后，马上十家八家都来了——大家不断去复制。然后大家为了赚钱，大部分人都会偷工减料。只有少部分有良心的人会坚持用好的材料，而这些人最惨了。因为香港的消费者是吃不出你的材料好不好的，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那么，用好材料的商家不是不赚钱就是赚得少了，反而没有竞争力了。所以，本来有良心的商家呢，也要适应“香港模式”。
许： 你把香港说得这么“一无是处”，那么，你觉得内地创业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
汤： 我不敢乱说。但是就我简单的观察，我觉得内地创业的空间可能会比香港大一点，因为很多东西还未成“规矩”。当然，内地有不少人已经富了起来。但是，很多商业运作上面，还存在着不少灰色地带。这一点很尴尬，有的人觉得是不好的，但越是灰色、越是暧昧的地方其实是有越多机会的。在香港很明确，你要申请一个品牌，要办理很多的程序；但是在内地或许都不需要，这样一来，你反而有很多空间去发挥你的创意。说回我们香港人，很多时候去内地，其实都是在消费这些“非法的”商品： 手机、iPad、翻版碟……而且很奇怪的，你去看外国的那些电影网站，他们用的链接全都是土豆、优酷。表面上他们会说“你们侵犯版权”之类的话，但是作为用家，他们其实很开心有中国内地这样的网站给他们提供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 创意版权当然是应该被保障，但是我们的创意版权是不是过分地被保障了，以至于让受保护者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呢？或者说，是不是有人在用法律作挡箭牌，去保障他们不合理的收入呢？
■ 香港黑帮片与创业观 ■
许： 你是研究电影的专家，不如我们聊聊电影吧。前几年，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黑人父亲创业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在香港电影中，有哪些是关于创业的呢？
汤： 香港是很少有关于创业的电影的。为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电影是类型片先行，大部分的电影都是在往一个框架里套。因为类型先行呢，所以香港电影通常是不现实的，香港电影是很不擅长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的，很少让你看到真真正正的香港人的生活面貌。因此，为什么许鞍华的“天水围系列”拍出来之后，会得到文化界这么高的肯定，说她有人文关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电影。
那么，香港电影里完全没有创业题材吗？我觉得也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但也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的，比如许冠文的电影。许冠文过去是非常出色的演员和导演，他和他的弟弟许冠英、许冠杰一起演了不少以“打工”为主题的电影。像是《卖身契》啊、《摩登保镖》等，在这些戏里，许冠文自己通常会演一个老板，他的弟弟演员工。他通常会将自己“丑化”，变成一个非常刻薄、尖酸、势利的老板；而他的弟弟通常是比较正面的小人物，整天被人欺凌，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想办法反抗。这些电影虽然都是喜剧化的，但是也从某个层面反映出，香港人在面对社会剧变的时候给出的反应。而这些电影所表现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也是非常香港的，就是： 奸。要尔虞我诈，不要循规蹈矩，做老板一定要像许冠文所演的那样，才能赚到钱——这基本上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铁律”。我不知道内地什么情况，但香港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观点，就是：“我要赚钱，同时，我要令身边所有的人都得利。”在香港人的字典里，没有“双赢”。如果蛋糕是那么大，没有人会想办法让蛋糕变大；而是想着，我多从你那里抢一点，我就多一点，总之我不能被人拿走我的蛋糕。这不仅是香港人的心态，也是全中国人的心态。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态，所以香港电影所反映的“创业观”也是一样的，但并没有多少人看，现实每天在上演，谁还要看戏？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的“创业观”用了另外一种内容去表达——黑帮片，通过黑帮伦理，去表现创业，因为黑帮片在香港永远是最受追捧的，而传统的黑帮片那种讲浪漫英雄主义的内容已经没人看了，于是就加入了新内容。黑社会的那种尔虞我诈、残酷竞争，其实跟创业中的价值观是相当吻合的。在所有这类黑帮片中，我觉得杜琪峰的电影是拍得最成功的，像《黑社会》第一部、第二部。《黑社会》里最经典的镜头，是任达华在敌人儿子的面前，将敌人杀死。这反映出什么呢？就是过去许冠文时代，残酷竞争还是摆在台面以下的；到了90年代后期，商场上的残酷竞争完全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讲了。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地产商，已经没有人再要扮好人了，摆明了说谎他们也不在意，就好像李兆基开出一个楼盘说每平米70万，其实根本就没有买家。你不服气又能怎样？奈何得了他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现在在商场、创业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可言了。更可怕的一样东西呢，是其他人也不会因为你不要脸而看不起你，只要你赚到钱，大家就崇拜你。这就是香港电影里赤裸裸的“创业观”。
许： 有人说周星驰的电影也是一种“创业电影”，比如《喜剧之王》，讲述一个小人物从底层往上爬，最终成功的故事。你认同吗？
汤： 我从来不觉得周星驰的电影讲的是“小人物”的成功故事，更不觉得它是“创业电影”。原因很简单，你看他的电影，其实他所有的电影里唯一的主题，就是“成就自己”。你可以看到，在他的电影中，最终成为“英雄”的那个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无论是学了什么功夫也好，拿了什么奖也好，得到多少人的拥戴也好）；而他身边的那些人呢，比如吴孟达经常扮演的角色，他们只是那个“英雄”的棋子，最终成就的只是“英雄”一个人。这种价值观，是很典型、很香港的。每一个香港人看周星驰的电影，都在投射自己就是那个“英雄”，大家也认同这个价值观，那些帮他的人自己活该。所以我说，周星驰的电影其实是一种“精神鸦片”。这种价值观，是完全违背创业讲求“双赢”的理念的。
近年，有一些香港新导演已经在反思这个问题。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打擂台》，导演叫郭子健。故事讲的是几个小年轻找不到自我，突然有一天遇到几个武林高手，就跟他们学功夫。假如用周星驰的逻辑呢，他们大概就会慢慢练功，最后也成为一个武林高手，称霸天下。但是《打擂台》的逻辑呢，是最后你练功，练练练练练，练到最后你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个废物，根本不可能成为高手。于是，你慢慢改变了练功的初衷，发现练功有助于强身健体，有助于你改善和身边朋友的关系——练功不再只是为了成就自我。这是香港人整体心态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年轻人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英雄”，大家渐渐开始学会去关心身边的人。回到创业上呢，就是大家慢慢开始懂得，做生意不是只要自己赚钱，同时还要照顾到身边其他的人，要“双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其实是很难的，你看全世界好了，几乎所有人创业都是为了自己赚钱。表面上他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什么为了全人类啊之类，但是实际上呢，你卖iPhone，为什么先出黑色再出白色，为什么不一次出完？不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
■ 没料的人才到处宣讲创业经验 ■
许： 因为大家都希望创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希望发财），所以各种“创业精英”也开始贩卖起他们的“创业心得”来，比如马云、唐骏等，到处演讲、出书。唐骏的那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更是成为名言。请问香港有没有类似马云、唐骏这样的人物，可以成为万众倾慕的“创业偶像”？
汤： 应该这么说，这类人物，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会很多的。香港来说的话，比如曹仁超啦，他在香港随便开一个讲座，人都会多到爆棚。
许： 但是曹仁超讲的是投资，不是创业，和马云、唐骏的情况不太一样；马、唐本身是成功的“创业家”，出来分享心得。
汤： 要是这么说呢，香港人除非是需要出来见人以加强他的社会资本，否则他们都不会出来露面的，应了中国人那句老话： 人怕出名猪怕肥。香港人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赚多少钱的，尽量要掩饰这一点。基本上，你要跟人分享你自己的创业心得，对你自己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你不会真的把自己成功的秘笈告诉别人，你上去讲，基本上也是讲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或者你是在进行一种表演。香港的例子呢，比如说阿苏（苏施黄，节目主持人），她平时在电视台主持美食节目。最近，她在香港租了一个戏院，一个人在上面讲，教你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第一桶金。她虽然不是什么公司老板，但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现在这样妇孺皆知，也算成功了，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分享“创业经验”啦。但是她不见得只是在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同时她也是在赚取自己的知名度。对于那些真真正正创业成功的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必要站出来跟人分享这些东西的；而那些站出来的，通常又是些没有料的人物。像阿苏讲的那些东西，像脱口秀一样，嘻嘻哈哈一个多小时。
香港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教育狂。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香港人是没有判断力的，是无知的。因为无知呢，导致香港人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都要学。香港人会希望通过学习，读一个莫名其妙的学位，大家都知道读这个学位没有用，但是大家同时又觉得读了一些东西会安心一点。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非常疯狂的地步了，每一晚都要去上课，假如不去上课，他就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你不要说马云、唐骏这些名人，在香港随便办一个班，都有很多人涌去报名。这个现象能够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人是多么没有安全感，只能找一些外在的东西帮自己打气，就算这些东西没用也没关系，香港人喜欢用“努力”来换取自己的价值——我努力了，我付出了，如果还不行不关我的事。在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大家就是用这种心态来平衡自己内心的不安的。到最后，比如说我老婆责怪我赚不来钱的时候，我可以说：“别骂我啦，所有的课我都已经听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我都已经做了，我已经尽力了。”
许： 那你觉得在内地，人们对马、唐趋之若鹜，是不是也有类似喜欢“被教育”的心态？
汤： 我觉得这种模式在内地应该是更加成功的，因为在内地，资讯没有香港这么流通。每一个“成功人物”，基本上都有很多“灰色故事”，这一点相对来说在香港非常难，传媒那么发达，什么老底都被挖出来了。但是在内地，由于这些“成功人物”很神秘，所以就比较有吸引力。加上因为神秘，反而就有很多传说，这些传说可能会变成“传奇”。
■ 创业有可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吗？ ■
许： 我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一种人，自己在企业或政府里有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有了这份工作作为保障，他又在外面经营了一份自己的生意（比如开书店、服饰店），完全作为自己的爱好。对于他们来说，上班是职业，创意是事业，两者分得很开。您觉得创业能否作为一种爱好而存在，在有机会的时候不妨一试，没机会的时候还是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
汤： 或许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创业的经验。我大学毕业之后和朋友开过一家店，是专门卖电影海报的。最早开在旺角一个潮流集中地，你在香港想买什么流行东西那里都有。店开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又增加了两家。现在你去油麻地的百老汇中心，里面的那家电影精品店，原先就是我们开的，后来他们收回去自己经营。
我开店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之前也讲过，收益的九成都给了地产商。当时是1994年，我那间七平米的店面，每个月要交8000港币租金。做了不到一年我就撤股了，把所有股份都留给我的拍档，他做了几年之后也全部倒闭了，结果就转向在网上做，还是卖电影产品。第二，我从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的想法就不是为赚钱而去的，我也不相信做这门生意可以赚到第一桶金，假如要赚钱不如跟曹仁超去学炒股啦。那么，说回你的问题，可不可以把创业当成一种兴趣。我觉得，如果有条件，还是可以而且应该去尝试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你的兴趣所在。创业其实是一种“鸦片”，有创业冲动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自己被老板压迫，觉得自己有能力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尝试。尝试的结果有两种： 一，失败，二，成功。但是成功之后你还是会发现（就好像我一样）： 把人生中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在里面，其实是很不值得的，一开始是兴趣，做到后来变质成一种负担了，不一定会给你带来快乐。这就好比，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亿人都说自己有兴趣写作，但是真正有几个人能写好呢？所以，创业是值得尝试的，尝试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而不是赚钱。
许： 如果能成功，恭喜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汤： 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不要太高。简单来说，我觉得创业的前提是： 全部亏光，你不紧张。
许： 你当时为什么撤股？是不是觉得创业变成你的累赘了？
汤： 当你经营一家店的时候，自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伙伴之间未必配合得很默契；比如，大家对发展的规划不太一样；又比如，我卖电影精品是怀抱理想的，当我找到一份极其珍贵的电影海报的时候，竟然发现没有人识货，没有人愿意掏钱来买，相反，随便弄来一张《霸王别姬》的海报，就可以卖两千多块——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让人很失望？原来他们根本不管东西的好坏，他们买的只是一个名声。你作为老板，你的品位无法帮你赚到钱，你千辛万苦找到的一张海报没人赏识。没错，你是可以赚到钱，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不想赚这样的钱，于是就不玩了。另外，因为这样的事情与朋友发生理念不合，我会想，朋友永远比生意重要，何必为生意伤了友谊，不如我撤股啦。
许： 当时一张海报可以卖到两千多块，是不是跟香港经济好有关？
汤： 其实香港经济一直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然，最好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是“鱼翅捞饭”。每个人，今天赚来的钱今天就花掉，因为明天一定能赚到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都是如此。我记得我从日本留学回来，在报馆工作的时候，做了不到三个月，工资就涨了一半。当时自己没做什么啊，在公司里糊里糊涂的，但是不理你的表现，反正有钱大家一起赚，于是大家也都不认真工作。
许： 这种社会就很适合创业啦。
汤： 对呀，所以很多人都会搞一点产业，反正亏了也没关系。
许： 这种情况跟现在的内地很像，反正大家赚钱容易，也愿意花钱，对奢侈品又都没什么概念。有人随便找来一瓶红酒，说这是法国来的，就可以卖几千几万块。
汤： 这也和我之前所说，内地存在很多灰色地带有关。你如果在香港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瓶酒从哪里来，价值多少钱，很容易就可以查到。
许： 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总是一味地宣传创业成功的案例，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只要你去创业，就一定能赚钱似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股市上，媒体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但是主力还是放在宣传一些人如何一夜暴富上。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根据2010年上半年《解放日报》的报道，各省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最高的浙江省也只有4%而已。为什么现实和媒体的报道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汤：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 我们总以为媒体是希望反映现实的状况。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事实： 媒体本身是一个商业机构，它本身也是需要通过提高收视率、卖广告来赚钱的。其实，媒体所宣传的很多东西，媒体自己也不相信的。但是他们就是要给观众“造梦”。当一万个创业的人里头有一个成功了，通过媒体把他放大出来，制造一种幻觉，这个人就可以给其余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希望，大家都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尝试。这真是蛮悲哀的。悲哀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的媒体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再帮助人们去认识这个社会；相反，只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去报道。
【采访时间】2010年11月11日
【采访地点】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UCC咖啡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