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权神授与风水造化
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古代中国人的“做人”智慧无疑是最高级的了。别的不讲，就拿总结功业来说吧，古代西方人就过于形而上学，他们说起来或写起来总脱不了“五W”的格式——谁干的，干了什么，何时干的，因何而干，干了多少。总之，丁是丁，卯是卯，就事论事，死板机械，毫无艺术性可言。古代中国人就不然，他们懂得辩证法，不仅把总结看成总结，更把它看成未来的行动计划，即不仅“继往”，更注重“开来”，因此说起来或写起来就不那么较真，就不那么认死理；而唯因不较真，不认死理，从而所说之言所写之文才有现代诗那样的朦胧美，才会出现行为主体无行为，有行为的非主体这样一种超越自然的现象。当然，这种艺术化的功业评价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存在着一个约定俗成的统一模式——“天人感应”。这个模式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宇宙的规范下，在太阳的照耀下，在月亮的抚摸下，在地球的吸引下，在无数恒星、行星和卫星的帮助下，在台风的不破坏下，在暴雨的不袭击下，我等才取得了一系列的历史性的划时代的空前绝后的功名和业绩。这一模式若概括成社会学定律，就是“功名外化律”。
可别小看这个定律，事实上，它的重要性也许不亚于价值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反映的是人类静态的、封闭的、均衡性的经济交换规律，那么，这个“功名外化律”反映的就是人类动态的、开放式的、非均衡的社会交换规律。所谓“难得糊涂”，所谓“痴人不吃亏，吃亏非痴人”，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社会规律的具体运用。
了解了“功名外化律”，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封建社会的法统原理，尤其可以明了那些至高无上的历代君王为何都“不情愿”至高无上，而要自称天子，给天装儿子；可以明了他们为何都愿意把自己玩命打来的“天下”归功于其母“感生”和风水造化。
平心静气地说，“封禅”也罢，“祭天”也罢，编造其母与神人、神物（多是龙蛇及星体）发生性关系也罢，自许风水造化使然也罢，总之，将自己用武功换来的江山的最高所有权“外化”给一个谁都认为存在、可事实上却无任何权利要求的“上天”，是一种高明之至的政治策略：因为假如他们好大喜功，不客气地供认自己的江山是用刀把子换来的，那么，就难保不让那些心路活络的人心动神摇，一试身手，这对封建政权的稳定，显然会构成潜在的威胁。相反，若是把江山的最高所有权交给既聋且哑的“上天”，并委屈一下自己的生身父亲，把种豆之劳按下不表，那么，换来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间权力、财富及功名。如此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只有傻子才不去做呢。所以感生神话、风水造化这些看似荒诞的人文现象，在封建社会实际上却扮演了重要的法统功能：证明皇帝陛下作为“天”的私生子（天子）的身份的真实性，并进而证明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其作用一如现代企业的营业执照。
且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加以说明（图86）。
据《明史·太祖纪》和《天府广记》记载：朱元璋幼名重人，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出身寒门。17岁那年，因天旱蝗灾，父母兄弟相继去世。邻居刘继祖看他可怜，曾给坟地一块，遂得以克葬亲人。从此，“孤无所依，乃人皇觉寺为僧”。后来，风云际会，逐鹿中原，定鼎金陵，位登大宝，于是便追尊四代，建仁祖淳皇帝陵于风阳，并命皇太子到泗州（今江苏泗洪县）祭告祖考妣。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祖先当年葬地的确切位置已难以确认。因此，皇太子一行就只好站在泗州城上望河凭吊。可是，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农历十月十二日，族人朱贵突然声称他已找到朱元璋祖父当年的居处和葬处，并随之公布了一个连朱元璋本人事先也未必知晓的灵异故事：
朱元璋的祖父生于宋末元初，为江苏句容县通德乡朱家村人。后天下大乱，遂携家渡淮，到泗州定居。每遇红白大事，当地百姓常推他做司仪。有一天，他在屋后杨家墩下的一个土坑里正躺着歇息，忽然来了一老一少两个道士，那老的指着熙祖所卧之地说：“若葬此地，必出天子。”小道士问道：“何以见得？”老道说：“不信可以插个干树枝试试，肯定生叶。”接着，急呼熙祖起来。熙祖听到他们的对话后佯装睡熟。于是，两个道人插完树枝便扬长而去。十日后，熙祖赶早去验，果然枯枝发芽生叶。于是巧施掉包计，拔去生枝，另换枯枝。过了一会儿，两个道士赶来。那老道见枯枝未发，而熙祖在旁，因此心生疑窦，指着熙祖说：“肯定被此人换去。”转身又对熙祖道：“若想发福，死后葬此，家门当出天子。”说完悻悻而去。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熙祖去世，遂葬该地，不等封土，即自成坟。这一年末，朱家又迁到钟离之东的盱眙县木场里。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遇一异人，修须奇貌，头戴黄冠，身着朱衣，给了她一丸白药。这药神光闪闪，一吞下，即身怀六甲。第二年，即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生下一子，这就是朱元璋。此时离其祖父葬期只有一年……
也不知是因为朱贵认坟有劳，还是因为他杜撰有功，反正朱元璋除了恩赐给他田宅钞锭金带衣服等物外，还特别授予他一个祖陵奉祀四品官，并许其子孙世袭管理署事。
根据朱贵提供的线索，朱元璋命皇太子到泗洪县建起了陵寝，此即明祖陵。
客观地说，明祖陵所在算不得风水宝地，在它的东边，是洪泽湖；在它的北边，是淮河。由于位置正处于淮河入湖的水口处，因此，每当淮水泛滥，祖陵就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中，清康熙十九年（1680后），祖陵更沦入洪泽湖。这样的地方，用“穷山恶水”来形容，毫不为过，然而有道是，一人得仙，鸡犬升天。既然此地出了个朱皇帝，人杰自然地也灵。因此，谁还敢说它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好在风水中有的是遁词——虽说穴地不好，却可用龙脉祖山做掩护、打花拳。请看明崇祯时礼部侍郎蒋德璟是如何吹嘘祖陵风水的：
龙脉西自汴梁，由宿虹至双沟镇，起伏万状，为九冈十八洼，从西转北，亥龙人首座癸向丁，一大坂土也。殿则子午，陵前地平垅数百丈，皆数尺，绕身九曲。水入怀远，从御桥东出，与小河会。又前为汴河，其左为徙河，为二陈沟，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为大淮水，水皆从西来。绕陵后东北入海。而淮水湾环如玉带，皆逆水也。又前即盱眙县治，米芾所书天下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峰峦横亘八九，与陵正对，即面前案山。又前两百余里为大江，而陵后则明堂九曲，水绕玄武，又后为汴湖，又后两百里为黄河，又数百里为泰山。大约五百里之内，北戒带河，南戒杂江，而十余里明堂前后，复有淮、泗、汴河诸水环绕南、东、北，惟龙自西来稍高耳。陵左肩十里为挂剑台，又左为洪泽湖，又左为龟山，即禹锁巫支祈处，又左为老子山。自老子山至清河县，县即淮黄交会处也。陵右肩六十里为影塔湖，为九冈十八洼，又右为柳山，为朱山。即汴梁虹宿来龙，千里结穴，真帝王万年吉壤。
淮泛区，同时也是黄泛区里的一方瘦土，经过风水先生之口和这位御用文人之笔，就这样成了“帝王万年吉壤”。
2．风水累及刘伯温
刘基（1311-1378），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深通儒、道、兵、释及阴阳诸家，才学识见俱佳，对风水颇有研究。《明史·艺文志》录有其风水著作四种，即《金弹子》三卷、《一粒粟》一卷、《披肝露胆》一卷、《地理漫兴》三卷。其中后一种又名《堪舆漫兴》，被收录于《古今图书集成》。元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在任以廉洁著称，颇得人心。后又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其间，因坚决反对招抚方国珍的起义军而受到高级官吏的排挤，弃职回家。后朱元璋至浙江聘他扶助打天下：“帷幄奇谋、中原之计往往属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诸葛之喻。”明初，曾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以功封诚意伯。
对于朱元璋的“藏弓烹狗”政策，刘基似乎早已料及，因而于洪武四年即告老还乡。离京前，朱元璋写信向他问询天象，他逐条做了回答，并将草稿付之一炬，以释帝忌。
归隐山中后，刘基每天“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尽管他如此韬迹，隐姓埋名，可最后还是遭到朱元璋的猜疑。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刘基在乡时注意到欧、括（今浙江温州、丽水一带）有一中间地带名叫谈洋，该地位于浙闽交界处，常为海盗、逃兵和叛贼的藏匿地。为此，他让长子刘琏上奏折请朝廷设“巡检司”以“守之”。这事事先没有知照中书省，而此时中书省的权柄正操在与刘基有隙的左丞胡惟庸之手。于是，此公便挟前嫌，使人诬告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此小报告打上去后，朱元璋虽然念其旧功，未加治罪，然而一想到他既善权谋，又请风水，因而也难免为之所动。结果，遂开去刘基一切俸禄，以示警告。
这事发生后，刘基十分恐惧，急忙回京入谢不杀之恩，不敢再回老家青田县去做他的隐士了。从此郁郁寡欢，困居京城，不到四年，即抱恨谢世。一代风水名流到头来却因风水所累而离开人间，这对迷信风水者，也算是当头一棒吧。
3．一次有关风水的“国务会议”
1641年农历4月25日上午，明思宗朱由检召成国公朱世臣、恭顺侯吴惟英、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万炜、巩永固、宣平伯卫时春、礼部尚书林欲揖、礼部侍郎王锡衮、蒋德璟等人进宫。此时，正值朝中祈雨，按礼制，进见者应着青布袍装束。可是崇祯皇帝却传令用青锦绣本等服色。正在大家迷惑之际，一太监跑出来，请诸大臣更衣。随后，即同人弘政门。路上，一太监迎上来告诉他们：“皇上已在中极殿等候多时了。”
到了中极殿，诸大臣分东西两班在槛外行一拜三叩头礼，然后进入内殿跪下。只听崇祯发话道：“孝陵为高皇帝弓剑之所，关系重大，《会典》所载近陵不许开窑取石，砍伐树木，禁例甚严。近来法久人玩，于原额四窑外，开得甚多，及烧凿红石，伤损树木等项，虽经南中诸臣回奏，还须特遣重臣亲勘。卿等若有所见，请各自奏来。”
话音刚落，成国公等六位勋戚各通职名回奏，大约皆言奉命前往勘陵，须有深明风水者同去。并说上林苑监杨应祥颇晓堪舆，可取来同看。崇祯准奏，命即取杨应祥来。
接着，礼部侍郎王锡衮回奏：“臣向为南京司业祭酒，颇知孝陵事体。”听到此，崇祯遂令勋戚诸臣起来，惟礼部三臣面对。只听王锡衮复奏：“孝陵白花山以下隶属句容，以上则属上元（今江苏江宁县）。向有祖窑四个，天启后渐增颇多，宜行折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