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巢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境内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即使极北之地幽州，也概莫能免。幽州，接近蛮夷之地，作为中华的边缘，当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这里设置了卢龙军，派重兵把守。幽州向北，居住的就非我族类，乃蛮人契丹部落。几乎每年契丹人都会骑马南下幽州烧杀掳掠，来去如风，极难抵挡。
中原战乱不休，幽州也屡易其主。公元894年，原卢龙节度使被李克用驱逐出境，幽燕大地迎来了新主人刘仁恭。刘仁恭一到每年秋天，趁天干物燥，见到草地就烧。他不但在幽州境内放火，还屡屡跑去契丹境内纵火。契丹人饥马乏，各种野蛮攻击大为收敛。
遏止了敌国外患之后，刘仁恭以幽州作为根据地，打起了附近各镇的主意。沧州离幽州最近，驻守沧州的义昌军节度使是个很不中用的东西，刘仁恭的儿子刘守文率领大军偷袭沧州，轻易得手。
草头将军刘仁恭拥有两个军镇之后，就加收赋税，搜刮民财。他推出两项前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政”。第一项是茶叶专卖。幽州不产茶叶，因此民间所需的茶叶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刘仁恭对外来茶叶禁运，然后派人到山上摘一些树叶回来充当茶叶，卖给老百姓。第二项新政更是匪夷所思：他用黏土烧制了一批泥钱，然后声称要铸造新钱，把治下幽、沧两州的铜钱全部收集起来。其间流通需要钱，就用他那些泥钱代替。
推行这两项“新政”的难度可想而知。“茶叶”专卖还好说，刘仁恭仗着手下几万兵马，不让外地商人进入幽、沧两地。他治下的老百姓要饮茶，只有向他买树叶回去泡。币制改革就更难推行的了，用真金白银从他那里换回一堆泥巴，谁愿意啊？因此，刘仁恭推行“新政”遇到的阻力很大。但是，他可不管老百姓乐意不乐意，令手下士卒闯进民宅，把老百姓的铜钱搜出来，强行换成泥钱。
刘仁恭的“新政”在和沧州同属义昌军的瀛州景城推行得相对顺利。刘仁恭本来就是从瀛州景城开始发迹的，当年他在卢龙军做将校，立了些微功之后以一介武夫任景城县令，在那里外行领导内行。后来幽州发生兵变，沧州、瀛州被他人夺得，前不久刘仁恭才夺回来。昔日上司成为了幽、沧两地之主，尽管连出苛政，景城的老百姓知道没法反抗，只得顺从。
野心勃勃的刘仁恭把幽、沧两地的老百姓榨干了，稍作休整之后，进攻附近的魏州。驻守魏州的天雄军节度使罗绍威不敌刘仁恭，连忙向朱温求助。朱温派出大将把幽州军打败，一连攻下了瀛州、莫州等原来刘仁恭已经占据的地盘。
却说瀛州景城城郊有个冯姓聚居的村庄，在当地是个大族。族人大多数在村里修理地球，但是也不乏出外经商、甚至做官的。只不过这个家族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不少，但务农没见哪个务出个万元户，经商没见谁经出个著名企业家，当官更没人当上科级以上的干部，缺乏出类拔萃的人物。
这个村庄的里长叫冯良建，是个憨厚之人。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这头衔在老百姓眼里是个官，按照中国的编制，其实并不是国家干部，不但没有福利，老了不能办退休，甚至没有正式工资。村长的基本工作就是配合上级征兵、向老乡们催缴公粮、军粮、干部粮、民办教师附加粮等。不过正因为这官是没人想做的，才轮到冯良建做，推也推不掉。
冯良建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室。大儿子已经另立门户了，现在和他住在一起的是小儿子冯道。冯良建在基层工作大半辈子，油水捞得不多，气受了不少，希望自己的儿子不再像自己一样劳碌奔波，就给儿子起了一个“道”作为名字。这个“道”，也就是黄老之道。
当年，图书馆长李耳先生博览群书，大悟大彻之后写下了《道德经》，阐述了“清静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观点。东汉末年，张道陵以李耳先生的《道德经》作为理论基础创造了道教。到有唐一朝，道教的地位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论在民间，还是在高层，道教对佛教都有压倒性优势。经典道士虽然不多，著名的高级票友却一拉就是一大把，如李白、王维，甚至唐玄宗、杨贵妃等，都是道教的忠实信徒。道教是修今生的，佛教是修来世的。当时以修行苦练著称的道教分支全真教还没有成立，做道士可以锦衣玉食，享受人生，死后在天上还有一席之地。信奉佛教则这辈子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虽然据说只是这辈子辛苦一点，下辈子就可以好好享福了。但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谁希望自己的美好生活来得过晚呢？道教的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在大家的眼里，就是根本不用努力，却什么都能得到，何乐而不为呢。冯良建给儿子起了个道字，倒不是希望儿子长大之后做个职业道士，而是希望儿子像个得道之士一样无为而无所不为，而不是像自己那样卷入各种是非整天劳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冯良建只是一介村夫，活得很清苦，但粗通文墨，在乡下也算不多见。按照现在无良文人的说法，冯道生于耕读世家。当时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名字，即使风云人物如刘仁恭、李克用也如此。读书人为了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文盲，一般都有两个或者三个甚至更多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做名，第二个名字叫做字，第三个名字叫做号。因此，冯道上学之后，教书先生根据《道德经》最前面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给他起了第二个名字：可道。道德经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这玩意儿是十分抽象的东西，如果这玩意儿能说得清道得明，就不是道了。没想到，冯道的第二个名字，成为他真实的写照：有些人觉得他待人宽厚，办事勤勉，说他厚道；有些人觉得他真的领悟人生真谛，说他已经得道；有些人说他又臭又硬，嫌他霸道；有些人觉得他阴险，恨不得叫他阴道。正如道德经中第一句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冯道如果可以说清楚，就不是真正的冯道了。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冯道聪颖好学，又喜欢读书，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在村人看来，下笔如有神。如果放在往时，这孩子将有出息，农转非甚至混个一官半职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只不过他出生的时候，离走私商人兼前落榜生黄巢造反只有两年。他读书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平时知识分子自称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到了乱世，发现风头火盛屠赌辈，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张嘴除了说空话就是吃饭，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而且一开始打仗，政府就停止科举了，读书读得再好也没用。相反，有些平时偷鸡摸狗的混混，仗着自己平时打架经验丰富，从军后很快就立了功，提了干，反而能光宗耀祖。
乱世，如果大家还按照盛世的规矩做人，就算不死也脱层皮，所以乱世就有乱世的规矩。战争一开始，大家就总结了规律：男孩长大之后，最好就是去从军打天下；女孩长大之后，最好就是嫁个雄赳赳的武夫。很多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时候，都郑重宣布：在我家，女孩如果想嫁白面书生的，我打断她两条腿；男孩如果学文，我打断他三条腿。
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带来价值观的不同。说这小孩很能读书，在盛世是夸奖人的话，乱世是损人的话。说这小孩很能打架，在盛世是损人的话，在乱世是夸奖人的话。所以说，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是变化。
不过冯道不管这些，每天一大早，就捧出书读起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在冬天大雪纷飞，厚厚的积雪将门户都封堵住，在春天沙尘肆逆，风沙漫天，他还如此。随着年龄增长，他也要帮忙上山打柴、下田耕作。农家的生活，当然劳苦，但冯道无论多累，回到家中都要开书一卷，进行诵读。黄巢之乱之后，科举基本上就停止了。村人像看怪物一样看冯道，口头却跟他的父亲客气：“冯里长啊，你这孩子真好学。我看他今后定金榜题名，前途不可限量。”冯良建没好声气地说：“屁，现在科举都没有了，哪来的金榜题名？”不过看到读书是儿子的唯一爱好，他倒也没有横加干涉。
冯道十分孝顺，娶亲之后，还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冯家生活虽然清苦，但在乱世中享受天伦之乐也不容易，不复他求。
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刘仁恭率领卢龙军占领景城之后被彻底打破了。刘仁恭说要把百姓手中的铜钱收集起来用于铸造新钱，他是节度使，只管下命令就行，具体的事情是由下面的人做的。最终的执行者，当然落实到冯良建这一层。
冯良建虽然也不想做这得罪人的工作，但是命令下来，怎敢拒绝。他只得挨家挨户动员村人赶紧把手中的铜钱上缴去铸造新钱，谁敢匿藏，必受责罚。村人上缴铜钱之后，衙役再挨家搜索，谁还私藏铜钱，则把这人暴打一顿，搜出来的铜钱全部没收。带衙役去搜家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冯良建去做。铜钱收集上来后，返还回来的却是泥钱，村人当然对他怨声载道。
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刘仁恭攻下了瀛州，却守不住，被朱温一攻击，就夹着尾巴逃跑了。朱温占据瀛州之后，当然废除了刘仁恭使用的泥钱。乡亲多年的积储，现在全部化为乌有。这样一来，乡亲对冯良建就不只是抱怨，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其实冯良建和刘仁恭也说不上有什么瓜葛，但是在村民的眼中，是你替刘仁恭收钱的，你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狗腿子。现在刘仁恭已经倒了，不痛打落水狗，更待何时？大家齐齐上门向冯良建问罪，要冯良建把钱还给他们。
冯良建对乡亲又拱手又鞠躬，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但这事都是那个挨千刀的刘仁恭做出来的，我只是帮他跑跑腿。”
冯道在一旁替老父辩解：“我父亲也是奉命行事，不得不如此。就算我父亲不做这事，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做这事，各位乡亲的钱财还是不保的。”
乡亲却不肯谅解，不但羞辱了冯良建父子一番，甚至对冯良建动手动脚。冯道急了，说：“我父亲替刘仁恭收各位的铜钱实在是逼不得已，你们这些人只能欺软怕硬，找我父亲算账，敢到幽州找刘仁恭在他面前吭半声吗？”
乡亲们本来已经恼火，见冯道抬出刘仁恭来，无不气愤，扬起拳头，把他们父子暴打一通。冯道的媳妇诸氏在一边劝阻，怎么制止得住他们？结果，冯良建、冯道被胖揍一场，两人都鼻青面肿，伤痕累累。冯家的锅、碗、盘、桶、水缸等物品也被乡亲砸了个稀巴烂。
等乡亲离开之后，父子相视而泣。冯良建说：“儿，阿父处事不当，连累了你。”冯道说：“阿父被逼行事，并无过错。错就错在阿父只是一个里长，若阿父像刘仁恭这样是个重兵在握的节度使，就无人敢欺负我父子了。”这话有点不堪，冯良建却不得不同意儿子的高论。
冯道突然仰天长啸，说：“我要做大官，我要出人头地。”冯良建吃惊地看着儿子，说：“你发疯了？大官是你想做就可以做的吗？”冯道坚定地说：“我苦读经史，就是为了扬眉吐气，飞黄腾达。现在我要离开景城，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来，让阿父和我不再受欺侮。”
冯良建见到儿子态度坚决，没法劝阻，就让他去沧州找刘守文。刘守光在景城做县令的时候，刘守文负责征收赋税，冯良建曾经和他打过交道，因此，让儿子去投靠他。
冯道收拾好行李后，冯良建突然想起一件事，说：“我们家里的铜钱已经被刘仁恭这个杀千刀的更换成了泥钱，这些钱已经作废，你没有盘缠，怎么去沧州？”
冯道思索一下，说：“家里的铜锅已经被村人砸烂，我只要拿两三块碎片换上几十个铜钱，就可以去沧州了。拿些泥钱，在沧州境内还可以使用。只是劳累阿父，重新铸铜锅的时候只能铸小一点了。”
就这样，冯道拿着铜锅碎片换到的一百个铜钱，抱着“如果不混到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就誓不回乡的初衷，告别老父弱妻，累累如丧家之犬，急急如奔亡之人，逃离景城，来到沧州。
到了节度使府，冯道送上冯良建写给刘守文的一封信。然而，他却见不到刘守文，接待他的官员叫孙鹤，据说是刘守文的中门使，也就是俗称的军师。
孙鹤接见冯道，首先问他为什么想出来投军。冯道把父亲替刘家父子效劳，受乡人之辱的事一一道来，说：“节度使相公是家父的故人，获知他镇守沧州，冯道特来效命，期望能谋一官半职，将来博个封妻荫子。”
孙鹤不理会冯道父子因为刘仁恭受辱，说：“能不能谋个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就看你的本事了。你有什么技能？”冯道过去在家耕田，最精通的当然是修理地球，除此之外就是读书。他知道前面一项技能现在实在不适宜说出来，就说：“我熟读诗书，精通《老子》、《庄子》。”
孙鹤对冯道那些技能一点兴趣都没有，说：“《老子》、《庄子》在军中并无用处，你可曾读过兵书？”兵书在寻常百姓中比较少见，冯家并没有收藏，因此冯道不曾读过。他知道如果自己老老实实地回答，孙鹤对他态度会更加冷淡，就说：“《左传》、《史籍》、《汉书》等典籍冯道都一读再读，史上大小数百战，基本知晓。”
孙鹤说：“既然如此，那我问你一问。孟明视率领秦军偷袭郑国，缘何失败？”
孙鹤所问的是战国故事，史上著名的崤之战。在这一役中，秦国派孟明视带兵去偷袭郑国。经过东周的国都，秦国这些兵很不讲礼貌，坐在兵车上不懂得下来向周王室致敬。有个叫王孙满的周宗室弟子，自小聪颖，当时只有十岁，说：“劳师袭远，千里迢迢去攻打郑国，怎么可能做到不被人发现呢？秦军必败无疑。”
众所周知的是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快到郑国国都的时候，遇上了著名的国际倒爷、郑国企业家弦高先生。弦高一边装扮成郑国派出的使者吓唬秦军，一边派人去给郑国通风报信。孟明视等人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只得撤军。孟明视率军回师，在经过崤山的时候，遭遇晋国的伏击，全军覆灭。
冯道熟知这段史料，回答孙鹤的问题并不觉得困难，说：“秦军劳师袭远，更兼骄兵必败，注定不能成功。”
孙鹤对冯道的回答不置可否，又问：“汉将李广是良将吗？”冯道对李广的事迹也十分熟悉，回答说：“李广可称良将。”说完之后，觉得自己回答得不全面，又补充，“只是他心胸狭隘，命运乖张，最终郁郁而死。”
孙鹤笑着说：“书生之见，迂腐之谈。你素不习兵，从军多有不便。”冯道当然不敢狂妄地说诸葛亮出山的时候也没有带过兵啊，为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呢？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孙鹤，说：“我现在有家难归，请军师留下我来”。孙鹤想了想，又说：“现在沧州军中缺一个书吏，如果你愿意，就来干吧。”
在混个人模狗样之前，冯道是绝对不想回瀛州景城的。没办法，他只得做个书吏，日常工作就是抄抄士卒的花名册，替不识字的士卒读信写信，理想中的一官半职却泡汤了。
原来被刘仁恭父子攻击的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在魏州有一支极为精锐的队伍魏州牙军，本来战斗力极强。大唐末年，和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年一样，乱世英雄起八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一个当官的最容易混，当兵的最难熬的时代。只要手中有十来个兵七八支枪，就可以走到哪里都吃香的喝辣的。如果带着千百人马，则混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不在话下。但是，在魏州，却是当兵容易，当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