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申登，一位职业作家，在战争爆发之初被迫流离国外，直到九月伊始才千方百计地回到英国。回国后不久一次偶然机会他参加了一个聚会，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中年上校，与之交谈了几句，可惜他没记住上校的名字。当他要离开时，上校走过来问他：“嗨，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来见我，我倒是很想再跟你聊聊。”
“当然。”阿申登回答，“随时愿意奉陪。”
“明天中午十一点怎么样？”
“没问题。”
“我把地址写给你，你带名片了吗？”
阿申登给了他一张，上校在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下了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门牌号。第二天早上当阿申登应邀前往时，发现自己走在一条满是破旧红砖瓦房的街道，这里曾经是伦敦非常时尚的街区，现在却沦为那些居无定所者向往的好地方。在阿申登被指定要拜访的那所房子前放着一块纸板，上书“吉屋出售”，百叶窗紧闭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有人居住。他一按门铃一位士官就把门打开了，速度之快令他瞠目结舌。他没有受到例行盘问，而是立即被带往后面一个狭长的房间里，这显然是个餐厅，原本绚丽花哨的装饰与屋子里少量破旧不堪的办公家具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奇怪。阿申登恍惚觉得这房子曾经被经纪人拥有过。上校——阿申登后来发现他在情报部门工作，姑且用字母称他R.先生吧——站起身跟走进来的阿申登握手致意。他中等偏上身材，精瘦，棱角分明的黄色脸庞，稀薄的灰色头发，修剪得像牙刷般整齐的胡子。他最明显的特征是那双靠得很近的蓝色的眼睛。还好他没有斜视。这是一对严厉得近乎冷酷的眸子，并且非常警觉；它们此时给了他狡黠而又诡诈的一瞥。这真是个让人第一眼看去既不喜欢也不信任的家伙。但他的行为举止倒是给人愉悦而热忱的感觉，令人如沐春风。
他问了阿申登许多问题，并且单刀直入地建议他从事情报工作，因为他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阿申登通晓欧洲多国语言，他的职业是个很好的借口，以写作一本书为借口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中立国而不会引起怀疑。正当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R.上校说：“你知道的，你能从中获得很多对你的写作有用的素材。”
“我倒也无所谓。”阿申登回答道。
“我告诉你一件前两天刚发生的事，并且我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我想它应该会是一个绝妙的好故事。有一个法国部长到尼斯去治疗风寒，并且把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的确非常重要！然而，在他到达后的一两天，他在餐馆或其他什么地方通过跳舞结识了一位金发女郎，并且对她十分友好。长话短说，他把她带回自己的宾馆——当然这么做是十分不谨慎的——当他第二天早上恢复知觉时才发现，女郎已离去，公文包也已不翼而飞。他们在他的卧室里喝了一两杯酒，他的解释是当他转身时那女人把药片放进了他的酒杯。”
R.上校说完后看着阿申登，靠得很近的双眼透着一丝狡黠的光芒。
“太不可思议了，不是吗？”他问道。
“你是说这件事刚发生不久？”
“上上周。”
“这不可能。”阿申登叫道，“这种故事早在六十年前就被我们搬上了舞台，数以千计的小说里都有类似的情节。你还想说这样事刚刚才发生？”
R.上校稍稍有一点不安。
“好吧，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名字和日期。相信我，协约国[2]对公文包里的文件丢失这件事并没有善罢甘休。”
“唉，先生，如果你在特工处没有更好的故事，”阿申登叹了口气说道，“这个故事对于激发小说作家的创作灵感来说恐怕已经没用了。我们真的无法就此写出更好的小说。”
他们没用多少时间就把一切都商量妥当。阿申登起身要走时已十分清楚他的任务。他明天启程去日内瓦。R.上校最后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他说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
“在你接受这个任务前，有件事我想你必须知道，并且不要忘记。如果你做得好，没人会感谢你，如果你有麻烦了，没人会帮助你。你能接受吗？”
“再好不过了！”
“那么再见了！”
阿申登在返回日内瓦的途中。这天晚上雷电交加，寒风从山顶吹来，但这艘小小的蒸汽机船一如既往稳稳地行驶在波浪起伏的湖面上。一条飞速而来的雨带转眼变成雨夹雪，怒吼着横扫过甲板，就像一位喋喋不休的妇人怎么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话题。阿申登此前去了法国写作并发送了一篇报道。就在一两天前下午五点左右，他的一个印度情报员来他的房间找他；这也是凑巧，他正好在，因为他们并没有事先约好，而且给情报员的指令也是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到宾馆找他。他告诉阿申登，德国特工处有个孟加拉情报员最近从柏林来，他随身携带一只藤条箱，里面有一些文件也许是英国政府感兴趣的。那时同盟国极力在印度煽动一些骚乱，这样英国就只能把军队留在印度，也许还会再从法国增派一些来。这个孟加拉间谍已在伯尔尼受到某项指控并被逮捕，这样他能暂时“安全”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发现他那黑色的藤条箱。阿申登的情报员是个既勇敢又聪明的家伙，他整日混迹在他那些对英国的利益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同胞们中间，自如周旋。他刚刚得知这个孟加拉间谍在去伯尔尼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把箱子留在了苏黎世车站的行李寄存室。既然他现在在监狱等候审判，也就无法发布消息让他的盟友去取箱子。而对德国情报部门来说，当务之急是确保箱子里的东西安全。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得到它，他们决定夜闯车站去把它偷出来。这真是个大胆又巧妙的点子，阿申登听完后为之鼓掌叫好，并跃跃欲试（因为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极其无聊）。他也知道伯尔尼的德国特工处处长残忍而不择手段，但这次夜盗计划在凌晨两点进行，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时间可以浪费了。想要与伯尔尼的英国当局取得联系，他既不相信电报也不信任电话，并且印度情报员也不可能亲自跑一趟（他已经冒着生命危险来见阿申登了，如果他再被人发现离开他的房间，极有可能某一天他的尸体就会漂浮在湖面上，背上插着一把刀），他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去一趟。
他正好能赶上一班去伯尔尼的火车，于是他赶紧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跑下楼。他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他按响了英国情报局总部的门铃。总部的人几乎都认识阿申登，只一人除外，而此人正是阿申登想要拜访的。一位他从未见过的面带倦容的高个男人出来，一言不发把他带到办公室。阿申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高个男人看了看手表。
“现在我们做什么都太晚了。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到苏黎世。”
他沉思了一下。
“我们可以让瑞士当局来做这件事。他们可以打电话，我可以保证当你的‘朋友们’想实施夜盗时，他们会发现车站已被重兵把守了。不管怎样，你现在最好还是赶紧回日内瓦。”
他跟阿申登握了下手把他送出了门。阿申登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将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器上一枚小小的铆钉，他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整个行动。也许他会参与事件的开始或结束或中间的一些行动，但他所做的事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从来无从知晓。这真令人沮丧，就像那些现代小说给了你一些相互之间毫不相干的片段，却指望你通过拼凑自己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故事。
尽管阿申登穿着毛皮大衣裹着围巾，他还是感到寒气刺骨。餐厅里比较暖和，并且有适合阅读的良好光线，但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坐在里面，万一有些常客认出他来，会好奇为什么他常常来往于瑞士的日内瓦和法国的托农；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他找到的隐蔽处，他决定躲在甲板的黑暗处打发单调沉闷的时光。他往日内瓦的方向看去，但看不到一丝灯光，而此时雨夹雪已变成雪花，更加妨碍他辨认地标了。晴日里整齐又美丽的莱芒湖[3]像法国花园里人工开凿的一汪平静的水面，在这样暴风雪的天气里却像大海一样神秘而暗藏危机。他暗自决定，回到宾馆后要在客厅把炉火点上，洗个热水澡，穿着睡衣和睡袍坐在壁炉旁舒舒服服地享用晚餐。与自己的烟斗和书本共度一个夜晚这样的期盼是如此美好和谐，这让他觉得横渡湖面再怎么悲惨也值了。两个水手拖着沉重的脚步从他身边走过，他们的头低垂着以便躲避直面吹向他们的雨雪，其中一人朝他喊道：“我们到了[4]。”他们走到一边拉开一根木栅栏以便空出上下船的舷梯通道。阿申登再一次透过无尽的黑暗看见了码头上迷离的灯光。这是个欢迎的标志。两三分钟内，蒸汽机船快速地靠岸，阿申登用围巾围住口鼻，加入等待上岸的旅客队伍。虽然他旅行如此频繁——他的任务是每周到湖对面的法国递交报告并接受新的指示——但当他跟众人一起站在舷梯边上等待上岸时总有一种隐隐的惶恐不安。他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地方显示他到过法国；蒸汽机船绕湖行驶时在法国的两处地方停留，但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瑞士，故他的行程不是沃韦[5]就是洛桑[6]；但他从来也不敢确定秘密警察是否注意过他，如果他被跟踪并被发现登陆法国，那么他护照上没有盖章的事实就很难解释得清。当然他也准备了一套说辞，但他知道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并且即便瑞士当局无法证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游客，他也很有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三天，受非人待遇，然后会被送到边境遣返，这更令人感到羞辱难以忍受。瑞士当局心知肚明，他们的国家就是一个阴谋筹划地；秘密机构情报员、间谍、反革命、煽动者聚集在主要城市的旅馆里，忌妒他们的中立国身份，于是他们决定避免任何有可能把自己卷入任何好战一方的举动。
像往常一样，两个警察站在码头上看着乘客上岸，阿申登尽量装出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从他们身边走过，待平安走过后他长长舒了口气。暗夜吞噬了他，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旅馆。狂野的天气轻蔑地将原本整齐的街道吹得凌乱不已。商店都已关门，他只遇见一个行人，那人蜷缩着侧身向前走，好像在逃避某个未知的无名怒火。在这痛苦的黑夜里你会有种感觉，矫揉造作的文明也会在大自然的狂怒面前退缩。现在下冰雹了，打在阿申登的脸上，人行道上又湿又滑，他得小心翼翼地走。旅馆正对着湖面，当他到达时一个门童为他开了门。他走进大堂，带进的一阵风把门房桌子上的纸都吹到了空中；阿申登被灯光照得有些晕眩；他驻足问门房是否有他的信件，得到否定回答后他准备走进电梯，这时门房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在他的房间等着见他。阿申登可没有朋友在日内瓦。
“哦？”他不动声色地回答，“他们是谁？”
他平时非常注意跟门房搞好关系，在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上他给的小费十分丰厚。门房露出一丝谨慎的笑容。“告诉你也无妨。我想他们应该是侦探。”
“他们想干什么？”阿申登问。
“他们没说。他们问我你去哪儿了，我告诉他们你去散步。他们说他们要等到你回来。”
“他们等了多久？”
“一个小时。”
阿申登的心有些往下沉，但他竭力不让他的表情表现出担忧。
“我上去见见他们。”他说。电梯员站在一边让他进电梯，但阿申登摇摇头说：“我很冷，我要走上去。”
他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思考。但当他慢慢走了三级台阶时他的脚就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为什么两个警察如此执意要见他，这真是令人疑惑。他突然感觉非常疲劳，觉得自己无法应付大量的问题。如果被当成特工遭到逮捕，他就要在牢房里至少待一个晚上。他多么想洗个热水澡，然后在壁炉旁享受一顿晚饭啊。他几乎要调转身子走出旅馆，把一切抛在脑后；他的护照还在口袋里，他知道开往边境的列车时刻表；在瑞士当局还没决定前他还是安全的。但他还是继续艰难地向上爬着楼梯。他并不想放弃他的工作；他被派到日内瓦，知道从事这行的一切风险，而且在他看来他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当然在瑞士监狱待两年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就是做他这行可能会发生的坏的概率之一，就像刺杀国王失败一样。他终于走到三楼并走向自己的房间。阿申登有点玩世不恭（这也是评论家经常攻击他的一点）。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突然觉得自己的艰难处境有点滑稽可笑。他打起精神，决定硬着头皮挺下去。他嘴上带着一丝真诚的微笑，转动把手，走进屋子面对他的来访者。
“晚上好，先生们。”他说。
屋子里光线充足，所有的灯都亮着，壁炉里的火也在燃烧着。空气中有些灰色的烟雾，因为访客发现等他太久了，就抽了味重而价廉的雪茄。他们穿着大衣、戴着圆顶礼帽坐在那儿，仿佛刚刚进来似的；但单单桌上烟灰缸里的烟灰就足以证明他们俩待在屋子里很久了，对周围情况已了如指掌。他们是两个强壮的男人，黑色的胡须，体态结实健硕，他们让阿申登想起法夫纳和法索特，《莱茵河的黄金》[7]里的巨人兄弟；笨重的皮靴，横七竖八的坐姿，表情上生硬的警觉，无一不显而易见地告诉人家他们是警察局的侦探。阿申登快速而完整地打量了一下他的房间。他是个整洁的家伙，立马就发现他的东西虽然没有杂乱无章，但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原状了。他估计为了了解他的底细已经被彻底搜查过了，这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困扰，因为他没有留任何文件在房间里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他的密码早已烂熟于心，在离开英格兰时就销毁了。从德国来的消息经由第三方传递给他，并马不停蹄地被送到妥当的地方。对于搜查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这倒让他证实了自己的猜疑，有人向当局指控他是特工。
“先生们，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他殷勤地问，“这里很暖和，你们要不要把大衣和帽子脱掉？”
他们戴着帽子坐在那儿让他隐约有些不痛快。
“我们就待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们路过这儿，门房说你马上就会回来，所以我们想就等一会儿吧。”
他没动他的帽子。阿申登解下围巾，把自己从厚重的大衣里解放出来。
“抽一支雪茄？”他问道，并将雪茄盒轮流递给两位侦探。
“我不介意来一支。”第一位说，即法夫纳，拿了一支，接着第二位，法索特也拿了一支，一句话未说，甚至未道谢。烟盒上的牌子看来对他们有所触动，因为他们现在主动脱掉了帽子。
“这么恶劣的天气，你的散步一定很糟糕吧。”法夫纳边说边把雪茄尾部咬掉半寸吐进壁炉里。
这可是阿申登的原则（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情报部门都是优点），总是尽可能地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说实话，因此他回答：
“你把我当什么了？如果可以我才不会在这种天气出去。我今天必须去沃韦看望一个生病的朋友，我是乘船回来的，湖面上真冷啊。”
“我们是警察局的。”法索特随口说。
阿申登想他们一定认为他是个十足的笨蛋，如果他们认为他没猜出他们的身份的话。但这并不是一条简单的信息，对此应该小心谨慎，客套以对。
“哦，真的吗？”他回答。
“你的护照在身上吗？”
“是的，在战争年代我想一个外国人明智的做法就是随身携带护照。”
“非常明智。”
阿申登递给那人一本崭新的护照，里面除了他三个月前从伦敦过来，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他曾穿越边境。侦探很仔细地看完并传给他的同事。
“看起来一切正常。”他说。
阿申登站在火炉前取暖，唇上叼着一支烟，没有作任何回答。他警觉地盯着侦探，但表情满不在乎，他自己都为自己的表现暗暗叫好。法索特又把护照递回给法夫纳，后者边沉思着边用一根粗短的食指轻轻敲着护照。
“警察局长让我们来你这儿，”他说，阿申登意识到俩人现在都关注地看着他，“向你询问些问题。”
阿申登明白当你没什么反对的话要说时最好紧紧闭上嘴；当有人发表评论并希望你能回答时，你往往发现沉默会让人有些不安。阿申登等待侦探的下文。他并不是很肯定，但他感觉到侦探的迟疑。
“最近人们对那些晚上很晚才从赌场出来并肆意喧哗的赌徒们多有抱怨。我们想知道就你个人而言是否受到这些噪音的骚扰。显然你的房间面朝湖面，当这些狂欢者经过你的窗前，如果他们喧哗得很大声，你应该会听到。”
一瞬间阿申登有些目瞪口呆。这个侦探对他说的什么胡言乱语啊（咚咚，他仿佛听到当巨人蹒跚出场时的锣鼓声）。警察局长派人前来调查他的美容觉是否受到吵吵嚷嚷的赌徒们的打扰，他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看起来像是个圈套。但没有什么比把表面上的无能看成深奥更愚蠢的了。这是个陷阱，许多单纯的评论家都会一头掉进去。阿申登自信他对人类这种动物的愚蠢非常了解，这种了解也让他在一生中受益匪浅。在电光火石之间闪过他脑海的是如果侦探问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违法的行为。很显然有人举报了他，但又没有任何证据，对他房间的搜查也可谓一无所获。但是为了上门盘查找这样的借口是多么的可笑啊，可见他们的想象力有多么贫乏！阿申登立马就想到了三种可以让侦探们用来作为寻找见面机会的借口，他真希望他与侦探的关系熟稔到可以给他们这些建议。这真是对智商的侮辱。这些人比他想象的还要愚蠢。但阿申登的内心深处总有一块柔软的角落留给愚蠢（即对愚蠢宽容）。现在他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怜悯之情看着他们，他真想温柔地拍拍他们的肩。但他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是很容易入睡的人（无疑这来自纯洁的心地和良知），我从未听到过什么噪音。”
阿申登看着他们，期望他们能露出一丝微笑，他认为这是听了他说过话后应有的反应。但他们还是面无表情。阿申登，这个英国政府的特工，也是个幽默家，他先深深地叹了口气，换上一副凝重的神情和更加严肃的口吻：
“但即使是我曾被嘈杂的人群吵醒我也不想抱怨。在如今这么个充满麻烦、痛苦和不幸的世界，我不得不认为，打扰那些还能有幸自得其乐的人是极其错误的。”
“的确如此[8]。”侦探说，“但事实是人们确实被骚扰了，警察局长觉得这件事还是要深入调查一下。”
他的同事，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就像神秘莫测的斯芬克斯[9]一样，突然开口了。
“我看到护照上说你是个作家，先生。”他说。
阿申登闻之从他之前的不安中反应过来，顿时感到极度的愉悦，他开玩笑似的回答道：
“是的，这是个充满苦难的职业，但它时不时会有回报。”
“光荣的[10]职业。”法夫纳礼貌地回应。
“或者说是恶名昭著的？”阿申登冒险说道。
“你在日内瓦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如此亲切，反而让阿申登觉得他必须要有所戒备。一个和蔼可亲的警察对聪明人来说远要比一个咄咄逼人的警察危险得多。
“我在写一部戏剧。”阿申登说。
他伸手指了指他桌上的稿纸。四只眼睛都随着他的手势看过去。随意的一瞥告诉他侦探们已注意并仔细看过他的剧本。
“那么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而不是在你自己的国家写？”
阿申登笑得更加亲切友善了，因为对这个问题他很早以前就作好了准备，现在他轻松地说出答案，并很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话是没错，但是，先生们，现在是战争时期，我的国家正处于动荡时期，我不可能安静地坐在那儿写一部戏剧。”
“是喜剧还是悲剧？”
“哦，是喜剧，轻喜剧。”阿申登回答道，“艺术家需要和平和安静。你怎么能指望艺术家在心神不宁的情况下还能具有艺术创作需要的超然精神呢？瑞士有幸成为中立国，而且在我看来在日内瓦我能找到我正好需要的写作环境。”
法夫纳微微地向法索特点点头，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是个蠢货，还是同情他只想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逃离战乱的世界的愿望，阿申登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侦探显然得出了结论，他无法从与阿申登的交谈中得到更多的信息了。因为谈话开始变得有些东拉西扯，几分钟后他们起身告辞。
阿申登热情地与他们握手告别，并把门在他的身后关上。这时，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放松下来。他开始放水洗澡，当水的热度达到可以忍受的温度时，他边脱衣服边安然思考这次的脱险。
在此前一天，有件意外之事发生引起了他的警觉。在他的情报站有个瑞士人，情报部门都认识他叫伯纳德。他最近刚从德国过来，阿申登希望能见他，就给他下指令让他在某个时间到某个咖啡馆。因为他此前从未见过他，为了不出差错，阿申登通过中间人告诉他到时他会问什么问题，他应该怎么回答。他选择吃午饭的时间见面，因为咖啡馆不太可能拥挤。他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跟他所了解的伯纳德年龄相仿的人。他一个人独自坐着，于是阿申登走向他。阿申登随意问了他事先安排好的问题，伯纳德也给出了事先定好的答案，于是阿申登在他旁边坐下，给自己要了一杯杜博尼酒。这个间谍是个矮壮结实的家伙，穿着粗俗，子弹型的脑袋，寸长的淡色短发，蓝色的贼眉鼠眼，蜡黄色的皮肤。他让人有种不信任的感觉。若非阿申登凭经验知道要找到一个人愿意去德国做情报工作有多难，他可能会惊讶为什么他的前任会雇他。他是个法国和瑞士的混血儿，说一口带浓重口音的法语。他立即询问他的工资。阿申登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瑞士法郎。他概述了他在德国的经历，并回答了阿申登几个细致的问题。他以服务生工作为掩护，并且在靠近莱茵桥的一家饭店找到一份工作，这给了他很好的机会收集他负责打听的消息。他来到瑞士的理由貌似合理，而且显然他通过边境回去也没有任何难度。阿申登表达了自己对他工作的满意，给了他指令并准备结束这次谈话。
“很好。”伯纳德说，“但在我回德国前我还要两千法郎。”
“是吗？”
“是的，我现在就要，在你离开咖啡馆前。这是笔欠款，我需要这笔钱。”
“恐怕我不能给你。”
怒气冲冲让这个男人的脸比之前看上去的更加让人不舒服。
“你必须给。”
“你为什么觉得我必须给？”
这个间谍向前倾，没有提高声音，但音量正好阿申登能听得清，愤怒地发泄：“你觉得我用生命冒险只为这么点你给我的少得可怜的钱？不到十天前有个人在美因兹[11]被捕并被枪决。是你们的人吧？”
“我们没有人在美因兹。”阿申登漫不经心地说，但他知道这是真的。他还曾奇怪为什么最近都没收到从美因兹来的消息，伯纳德的话证实了原因。“你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就清楚地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如果你不满意可以不干，我没有权利给你更多的钱，一个子也不行。”
“你知道我有什么吗？”伯纳德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左轮手枪并用手指意味深长地做了个手势。
“你想用它干什么？抵押吗？”
伯纳德愤怒地耸了耸肩，把手枪放回他的口袋。阿申登不禁思考，要是伯纳德了解任何演戏的技巧，他就会意识到做那种没有任何隐秘的手势是毫无用处的。
“你拒绝给我钱？”
“当然。”
间谍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谄媚，到现在有些凶狠，但他始终昂着头，声音也从未提高过。阿申登可以看得出，伯纳德虽然是个大个子歹徒，但还是个可靠的特工，他下决心要向R.上校建议给他加工资。周围的环境让他有些分心。不远处两个胖胖的日内瓦市民，留着黑胡须，在玩多米诺；另一边有个年轻人戴着眼镜正在飞快地写着一页又一页冗长的信。一个瑞士家庭（不认识，也许叫鲁滨逊吧），一对父母加四个孩子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分享两杯咖啡。柜台后的收银员，令人印象深刻的棕褐色头发，胸部丰满，包裹在黑色的丝绸里，正在读当地的报纸。周围的这一切有如戏剧般夸张，让阿申登觉得无比荒诞，在他看来他写的剧本都要比这个真实得多。
伯纳德笑了起来，但他的笑并不迷人。
“你知道我只要到警察局告发你，他们就能把你抓进去？你知道瑞士监狱长什么样吗？”
“不知道，我近来也常常对此感到好奇。你知道？”
“是的，你不会喜欢的。”
让阿申登感到苦恼的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还没完成剧本就会被捕。他非常不喜欢这种想法，剧本的完成遥遥无期。他不知道他会被当成政治犯还是普通罪犯，他很想问问伯纳德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也是伯纳德唯一有可能知道的），他是否被允许写些东西。他又担心伯纳德会认为这种询问是对他的嘲笑。但他感觉相当放松，能心平气和地回应伯纳德的威胁。
“当然你可以让我被判两年监禁。”
“至少。”
“不，最多两年，我知道的，而且我认为也足够了。我不想瞒你，我当然知道监狱里是非常不舒服的，但并不如你将要经历的那般不舒服。”
“你要做什么？”
“哦，我们会让你知道的。毕竟，战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你是个服务生，你也想要活动自由。我可以保证如果我有任何麻烦，你这辈子将永远不会被允许进入任何协约国国家。我已经能想象得到你那难受的样子了。”
伯纳德没有说话，但生气地低头看着大理石桌子。阿申登想他该买单走人了。
“仔细想想，伯纳德。”他说，“如果你还想要这份工作，你已经有新的指示了。你的工资也会按原来的方式支付。”
那间谍耸了耸肩，阿申登虽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他还是觉得此时他应该不卑不亢地离开这里，他也这么做了。
现在当他小心地把脚放进浴缸，试试看能否受得了水温时，他问自己伯纳德最后的决定会是什么。水不是很烫，他慢慢地让自己整个人都进入浴缸。总而言之，在他看来那间谍已想清楚会发生什么，因此他直接走了。指控他的线索必须另外寻找。也许就在这旅馆里。阿申登躺下来，当他的身体逐渐适应水温后，他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叹息。
“真的。”他想，“生命中总有这样的时刻，会感到所有做过的都是值得的。”
阿申登不得不认为他是幸运的，当他在那个下午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时，用计摆脱了困境。要是他被逮捕并被判刑的话，R.上校只会耸耸肩，骂他一声蠢货，然后开始物色新的人选来代替他。当然阿申登早就了解他的上司，当他告诉他，如果他有麻烦没有人会帮他时，他是认真的。
阿申登舒服地躺在浴缸里，开心地想着他十有八九可以在不受打扰的状态下完成他的剧本。警察们一无所获，即便他们从现在起监视他，至少在他草拟出他的第三幕前，他们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他应该更加小心谨慎（两周前他在洛桑的同事被判了一段时间的监禁），但战战兢兢是无济于事的。他的日内瓦前任就是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了，从早到晚都躲在暗处，由于他的神经过于紧张，上司觉得很有必要把他换掉。每周两次阿申登都要到集市去，从一个来自法国萨伏伊地区贩卖黄油和鸡蛋的老农妇手里拿回给他的指令。她和其他农妇一起来，边境上的搜查都是敷衍了事的。当她们穿过边境时还几乎是凌晨，官兵们只想草草地应付这些聒噪的妇女然后回到他们温暖的火炉旁享受他们的雪茄。的确这位老妇人看上去和蔼可亲又头脑简单，肥胖笨拙的身躯，丰满红润的圆脸，总是带着敦厚微笑的嘴唇，只有非常精明的侦探才有可能想到如果他不嫌麻烦地将手伸入她的丰满的胸部中间，他就会发现一张小纸条，它足以将一个诚实的老妇人（为了能让她的儿子远离战争而甘愿冒此风险）和一个接近中年的英国作家送上被告席。阿申登大约在九点到集市，这时候大多数的日内瓦家庭主妇都会到集市上去采购物资。他走到集市的一角，在一位总是风雨无阻前来摆摊的倔强老太面前驻足，买半磅黄油。他给了十法郎，她把纸条混在零钱里塞在他手里，他则闲散地漫步离开。他唯一的危险在他口袋里装着纸条到他住的旅馆之间的这段路上。经过这次惊吓后，他决定尽最大可能缩短这段时间，以免被人发现他身上的纸条。
阿申登叹了口气，水已经不似原先那般烫了。他的手够不着水龙头，脚趾头也够不着（一般每个正常安装的水龙头应该能够得着），如果他站起来加热水的话，他也应该要出浴了。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用脚把塞子打开把水放掉，这样就能迫使自己站起来，他还无法找到很强的意志力让自己像个男人一样跨出浴缸。他经常听到人们说他很有个性，他想人们下结论都太武断了，因为他们看问题不全面：他们从未见过他待在一池逐渐要冷却的热水中的状态。但是他的思路已转到了他的剧本，告诉自己那些从痛苦经历中得来的笑话和妙语连珠的巧辩从来都不会像纸上写的那么简单或舞台上表演的那么平和。他把注意力从浴缸里的水逐渐变凉这个事实上转移开，这时他听到有人敲门。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进来，他就没说请进，但敲门声又持续响起。
“谁？”他恼怒地喊道。
“一封信。”
“进来吧，等一会儿。”
阿申登听到他卧室的门开了，就走出浴缸，披了条浴巾在身上走出来。一个门童拿着一张字条等在那儿，只需要口头回复。是住在旅馆里的一位女士问他是否愿意在晚餐后一起打桥牌，签名是大陆式的希金斯男爵夫人[12]。阿申登非常想在他的房间里享用一顿舒适的晚餐，穿着拖鞋斜靠着读书灯看点闲书，因此他想要拒绝，这时一道灵光从脑海闪过，他突然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也许是个好机会让他自己在当晚出现在晚餐室。在这个旅馆里他被警察拜访的消息大家不知道才怪，这样就可以向其他客人证明他没有被为难。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也许是旅馆的某个人向警察告发他，男爵夫人想要告诉他。如果是她向警方告密的话，再跟他玩桥牌就有点意思了。他告诉门童他很乐意奉陪，然后他慢慢地穿上晚宴服。
冯·希金斯男爵夫人是奥地利人，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冬天就来日内瓦定居了。在这里她发现很容易就让她的名字看起来像法国人的名字。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就她所知，她的姓属于日耳曼语，来自她的祖父，一个约克郡的马夫，十九世纪初被一个布兰肯斯泰因[13]王子带到奥地利。他的经历辉煌而浪漫，作为一个长相十分英俊的男人，他博得了一位奥匈帝国皇室公主的青睐，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成为一名男爵和驻意大利宫廷的全权公使。他唯一的后代男爵夫人，在经历了一次不愉快的婚姻后又重新用回了她娘家的姓。她总是对她的朋友津津乐道这场失败婚姻的具体细节，也无数次提起她的祖父曾是一名大使，但从未透露他以前也曾是一位马夫，阿申登是从维也纳得知这一有趣的信息的；随着他与她友情的加深，他认为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她不为人所知的过去，其中他也掌握到她个人的收入是无法满足她在日内瓦挥霍无度的消费水平的。既然她拥有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优势条件，很有可能某个秘密情报机构招募她做情报工作，那么她一定也在从事某种和他一样的工作，对此阿申登深以为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亲近些。
当他走进餐厅时发现已坐满了人。他在她的桌子旁坐下，出于对自己此次巧计脱险的得意，他叫了一瓶香槟来慰劳自己（当然是英国政府出钱）。男爵夫人对着他粲然一笑。她看上去四十出头，依然身材姣好，风采翩然，十分美丽。她拥有一头色彩鲜艳、闪着金属光泽的金色头发，但可爱有余而迷人不足。阿申登看第一眼就认为这女人绝不会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她整体特征妩媚动人，湛蓝的双眸，笔直的鼻子，粉白的皮肤，美中不足的是她颧骨上的皮肤绷得太紧，显得有些突兀。她衣着大胆，袒胸露肩，白皙丰满的胸部有着大理石般的细腻皮肤。但从她的表情看不出一丝能令登徒子神魂颠倒的温柔。她的礼服高贵华丽，但珠宝饰品寥寥无几，这让深谙此道的阿申登认为最高当局给了她自由购买衣物的财力，却出于谨慎或认为不必要而不提供戒指或珍珠等首饰。尽管如此她还是那么喜欢炫耀，要不是事先听过R.上校关于部长的故事，阿申登会认为她此举将会引起某个她想引诱的人的警惕性。
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阿申登把视线投向他周围的人。目光所及大部分的食客都是老朋友。这一时期的日内瓦就是一个阴谋的温床，而它的总部就是阿申登下榻的旅馆。这里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埃及人。有些人是逃离他们的国家，有些人则是代表他们的国家前来。有一个保加利亚人，是阿申登的情报员，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日内瓦从未与之说过话；这天晚上他与两个同胞一起吃饭，如果他没有被杀，大约一天后他们很可能会有一次有趣的交流。那儿有个瘦小的德国妓女，青蓝色的眼睛，娃娃般的脸庞，经常来往于湖的两岸并到伯尔尼去，在她的皮肉生意中得知一鳞半爪他们在柏林阴谋策划的消息。她显然和男爵夫人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喜欢容易到手的猎物。但是阿申登很惊奇地看到冯·霍尔茨明登伯爵[14]，他很好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个在沃韦的德国特工，偶尔会来日内瓦。有一次阿申登发现他出现在这城市的老城区，是个仅剩一片无人居住的房子和废弃的街道，在一个角落里跟一个外表一看就是个间谍的人说话，他真想花大价钱得知他们的对话内容。在这里遇到伯爵让他感到有点好笑，因为战前在伦敦他们俩非常熟知彼此。他有个显赫的家庭，也的确与霍尔茨明登有点关系。他喜欢英格兰；舞技出色，骑射双绝，人们都说他比英国人还要像英国人。他又高又瘦，衣着剪裁上乘，留着普鲁士式的小平头，身体总是微微有些弯曲——好像他刚想要对某个权贵弯腰屈膝——让你不用看就能想象到在宫廷中生活的人们。他的行为举止高贵迷人，对艺术有着狂热的兴趣。但现在阿申登和他装作彼此从未相识。他们俩都知道彼此所从事的工作，阿申登很想跟他开个玩笑——当你碰见一个多年来断断续续地跟他吃过饭、一起玩过牌的人，现在又装着彼此素不相识，这看来十分荒谬——但又忍住了，以防德国人把他的行为举止认为是英国人在战争中玩的花招的进一步证据。阿申登很困惑：霍尔茨明登伯爵以前从未涉足这家旅馆，但要说他毫无理由地出现是不可能的。
阿申登自问这是否跟阿里王子在这间餐厅不同寻常的露面有关。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草率地把事情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巧合的想法都是不谨慎的，无论看上去有多么凑巧。阿里王子是埃及人，赫迪夫[15]的近亲，当赫迪夫被废黜时他逃离了祖国。他是英国的敌人，积极参与挑起埃及国内的矛盾。一周前，赫迪夫极其秘密地在旅馆过了三天，他和王子在王子的房间里进行了好几次会谈。王子又矮又胖，留着浓厚的黑胡子。他与两个女儿同住，还有一个管家叫穆斯塔法，兼任他的秘书，管理日常事务。他们四个正在吃饭；他们喝了很多香槟，却非常沉默。两个公主都是十分开放的年轻女性，与日内瓦人在酒店里夜夜跳舞。她们又矮又壮，黑色的眼睛，深蜡黄色的面庞，衣着繁琐花哨，令人感觉身处开罗的鱼贩市场而不是和平大街[16]。王妃通常在楼上用餐，但两位公主每晚都在餐厅与大家一起用餐，似乎是由一位瘦小的英国老妇人陪伴，人们叫她金小姐，她曾经是她们的家庭教师；但她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她们俩看都不看她一眼。有一次阿申登从楼梯上下来，正好看到两位胖公主中年长的那个正在用法语严厉斥责家庭教师，态度之恶劣吓得他都有点喘不过气。她正在用她的高嗓门大声叫嚷，突然间狠狠地扇了老妇人的脸一巴掌。当她看到阿申登，狂怒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就跑进她的房间，重重地关上门。他继续往前走，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阿申登刚到时曾试图认识金小姐，但她对他的示好不仅很冷淡还很粗暴。当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先脱帽示意，而她则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弯腰，然后他开始跟她闲聊，而她的回应十分简单，意思很明显，她不想跟他多说话。但他并没有被吓住，还是自顾自地试图跟她聊天。她振作起来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对他说：
“我不想跟陌生人交朋友。”
她转身离去，下次他再见到她时，她都假装不认识。
她是个瘦小的妇人，就像是满是皱纹的皮肤里夹着几根小骨头，她的脸更是刻着深深的皱纹。显然她戴着一顶墨褐色的假发，造型精致，略微弯曲，她化着浓妆，干枯的脸颊上打着厚厚的腮红，像两块大补丁。嘴唇涂着鲜艳的口红。她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看上去像是从旧货店里淘来后乱搭一气。大白天她戴着一顶巨大的看上去无比幼稚的帽子，穿着一双非常小的高跟鞋。她的形象是如此怪诞不经，给人的感觉已不是好笑，而是惊愕。拐入这条街的人们看到她都会惊讶地张大嘴巴。
阿申登知道自从金小姐成为王子女儿的家庭教师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英格兰。但他一想到这么多年来她在开罗后宫的所见所闻就感到非常吃惊。想要知道她的确切年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么多年来到底有多少东方人的生离死别发生在她的眼皮底下？她又知道了多少不为人知的隐秘？！阿申登很好奇她到底来自哪里，并且她背井离乡离开她的祖国这么久，肯定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他理解她情感上是反英国的，她之前这么粗鲁地回应他，他推测她一定是受了某些人的告诫要小心提防他。她只说法语。阿申登很想知道她每天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用午餐和晚餐时，都在想些什么。他很好奇她是否阅读。用餐后她就直接上楼了，再也不出现在众人聚集的公共休息室里。他也很想知道她如何看待那两个行为开放的公主，她们衣着暴露刺眼，跟陌生男人在二流酒吧里跳舞。但当金小姐从餐厅里出来经过他身边时，阿申登仿佛看到她那张面具脸上皱着眉头。她明显地想要表现出讨厌他的意思。当他们四目相对时，他们相互瞪视了一会儿：他觉得她想摆出一副无言的鄙视神情。如果不是出于除了奇怪的同情心之外的其他什么原因的话，这在那张浓妆艳抹、皱纹遍生的脸上看上去显得有点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
现在德希金斯男爵夫人已用完餐，拿起她的手帕和拎包，在侍者的弯腰注目下款款走出餐厅。她经过阿申登的桌子，看起来光彩照人。
“我很高兴今晚您能来打桥牌。”她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不带一点德国口音，“你准备好后能来我的客厅用咖啡吗？”
“好漂亮的衣服。”阿申登恭维道。
“哦，不成样子。我都没衣服穿了。我无法去巴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些该死的普鲁士人。”当她发r音时刻意提高了嗓门，听上去带着点喉音，“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可怜的祖国拖入这场可怕的战争？”
她长叹一口气，又倏忽一笑，继续往外走。阿申登是最后几个吃完的，等他离开餐厅时，几乎空无一人了。当他经过霍尔茨明登伯爵身边时，由于感觉很轻快，他冒险隐晦地眨了一下眼。德国间谍不明就里，如果他有所怀疑，很可能绞尽脑汁也要找出它隐藏的含义。阿申登走上二楼去敲男爵夫人的门。
“请进，请进。”她边说边迅速把门打开。
她热忱地紧握他的双手并把他拉进房间。他看到四人成席的另外两位牌友已经就座。他们是阿里王子和他的秘书。阿申登很是惊讶。
“请允许我向王子阁下介绍阿申登先生。”男爵夫人用流利的法语说道。
阿申登鞠了个躬并握了下对方的手。王子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话。德希金斯女士又接着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帕夏[17]。”
“很高兴认识你，阿申登先生。”王子的秘书说道，热情地跟阿申登握手，“我们美丽的男爵夫人早已介绍过您的牌技，王子殿下已经迫不及待要跟您切磋了。我没说错吧，殿下[18]？”
“是的，是的。”王子说。
穆斯塔法帕夏是个又高又胖的家伙，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一双大眼睛十分灵活，还有一大把黑色的胡子。他穿着晚宴服，衬衫上别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十分健谈，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十分悦耳动听，就像从袋子里滚落出来的玻璃弹珠一样。在阿申登面前他竭尽全力像个绅士。王子则安静地坐着，从他厚厚的眼睑下悄悄地注视着阿申登，看上去十分害羞。
“我在俱乐部没见过您，先生。”帕夏说，“您不喜欢玩百家乐[19]？”
“很少玩。”
“男爵夫人博览群书，她告诉我您是个杰出的作家。可惜我不看英语。”
男爵夫人又过分谄媚地恭维了阿申登几句，对此他只是礼貌地听着。给客人摆好咖啡和利口酒后，她就开始发牌。阿申登禁不住好奇为什么他会被邀请来打牌。他很有自知之明（这是他沾沾自喜的地方），并且就桥牌而言他看不出与自己有什么有关。他知道自己在二流牌手中算好的，但在跟世界顶级牌手的反复较量中还是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现在他们玩的是他并不擅长的合约桥牌[20]，而且赌注很高，但这个游戏显然只是个借口，阿申登并不清楚还有其他什么游戏在暗中进行。也许是因为知道他是个英国间谍，王子和他的秘书想要见见他以期发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两天阿申登总感觉有些事情不对劲，这次会面验证了他的怀疑，但究竟是什么不对劲，他还是没有丝毫的头绪。而他的情报员最近也并没有汇报任何异常情况。他试图说服自己，瑞士侦探的上门盘查是拜男爵夫人所赐，而当她发现侦探们一无所获后，就安排了这场桥牌聚会。这个想法既神秘又有趣，阿申登一边一局又一局地鏖战，一边也加入持续不断的闲聊；他留意尽量让自己的言论与其他人的一致。战争是被提及最多的话题，男爵夫人和帕夏都表达了十分激进的反德情绪。男爵夫人的心还和英格兰在一起，这里是她的家族兴起的地方（她的马夫祖父就是来自约克郡），帕夏则把巴黎视为他的精神家园。当帕夏谈及蒙马特[21]及它的夜生活时，王子突然打破了沉默。
“巴黎，这是座非常迷人的城市[22]。”他叫道。
“王子在那里有个漂亮的公寓。”他的秘书解释说，“房间里装饰着美丽的画作和真人大小的雕像。”
阿申登表达了他对埃及民族主义思想的无比同情之心，并认为维也纳是欧洲让人感觉最舒服的首都。他表现得非常友好，就像他们对他一样。但是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就能从他这里获得任何他们在瑞士当局那儿得不到的情报，那他们大错特错了。他曾一度怀疑自己听上去是不是有出卖自己的可能。这件事情进行得不留痕迹，他也无法百分之百肯定自己不露任何破绽，但他自我安慰地认为一个聪明的作家能够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并且如果他能小心接受安排，就能给这个乱世带来和平，像每个人渴望的那样，还能因此大赚一笔。第一个晚上大家都说得不多是很正常的，但阿申登尽可能闪烁其词，更多地使用他和蔼的表情而不是语言试图暗示大家，他想要听到更多跟今晚主题有关的东西。当他在跟帕夏和美丽的奥地利人交谈时，他意识到阿里王子那警觉的目光正落在他的身上，并不安地猜疑他的想法是否被读透了许多。他直觉地认为王子是个能干且精明的人，很有可能在他离开后，王子就会告诉其他俩人他们在浪费时间，因为从阿申登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很快在午夜刚过没多久，他们又结束了一局牌局后，王子站起了身。
“很晚了。”他说，“阿申登先生明天肯定有许多事要处理，我们不能让他太晚睡。”
阿申登把这视为一个脱身的信号。他留下那三人去讨论局势的发展，自己则从容地告辞离去。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和他一样困惑。他回到房间才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在脱衣服时就已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一扑到床上就立即睡着了。
当一阵敲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时，他发誓他只睡了五分钟。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
“谁？”
“女佣，快开门，我有急事找您。”
阿申登骂骂咧咧地把灯打开，用一只手快速梳理着稀疏而又凌乱的头发（像尤利乌斯·恺撒[23]一样，他不喜欢把不雅观的秃顶暴露在他人面前），解开保险锁，打开门。门外站着头发乱蓬蓬的瑞士女佣，没穿围裙，看起来是在匆忙间套上衣服的。
“那位年纪大的英国女士、埃及公主的家庭教师，现在快死了，她想见你。”
“我？”阿申登惊呼，“这不可能。我又不认识她。她今晚上还好好的。”
他非常迷惑，脑中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
“她要求见你，医生说的，你能去一下吗？她大概撑不了多久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她不可能想见我。”
“她说了你的名字和你的房间号。她说要快，快。”
阿申登耸了耸肩。他回到卧室穿上拖鞋，披上睡袍，考虑再三又放了把小型的左轮手枪在口袋里。平时阿申登相信自己的敏锐更甚于相信一把枪，因为枪很容易不慎走火弄出些动静从而无法收拾，但有时当你的手指触碰到枪柄时你还是会觉得更有底气，就比如此刻这个突然的召唤让他觉得无比蹊跷。如果说这是那两个热忱粗壮的埃及绅士给他设的圈套，看起来有点荒唐，但对于阿申登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单调的生活更容易时不时就毫无征兆地演变成一场闹剧。正如人们总是厚颜无耻地用些陈词滥调表达自己的激情，因此当碰上有如文学作品里的陈腐对话时，人们就习以为常了。
金小姐的房间比阿申登的要高两层，当他跟着客房女佣沿着走廊拾级而上时，他问她老家庭教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女佣有些惊慌失措，反应迟钝。
“我想她大概是中风吧。我也不太清楚。夜间门童把我叫醒说布里代先生要我马上起来。”
布里代先生是酒店的副经理。
“现在几点了？”阿申登问。
“应该是三点了吧。”
他们到了金小姐的门口，女佣敲敲门。布里代先生开的门。他显然也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赤着脚穿着拖鞋，睡衣外面套着灰色长裤和男士长大衣。他看上去很搞笑，以往平整服帖的头发现在根根直立。他显得非常内疚。
“万分抱歉打扰您了，阿申登先生。金小姐不断请求见你，医生说必须把您请来。”
“没关系。”
阿申登走了进去。这是个窄小的里屋，所有的灯都亮着，窗户紧闭，窗帘拉上，屋子里非常热。医生，一个满面胡须、头发灰白的瑞士人，正站在床边。布里代先生，尽管他有些衣衫不整，内心也有些忧虑，但还是迅速稳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自己的周到细致，礼节性地为他俩做了简短的介绍。
“这位是阿申登先生，金小姐想见的人。这位是日内瓦医学院的阿波斯医生。”
医生一声未吭，只用手指了指床。床上躺着金小姐。看到她，阿申登着实大吃一惊。她戴着一顶大大的白色棉睡帽（刚进门阿申登就留意到那顶棕色的假发被平放在梳妆台上），在下巴上打了个结，穿着白色的高领宽松睡袍，睡帽和睡袍都属于过去的年代，让人想起了克鲁克香克[24]为狄更斯的小说所做的插画。她的脸上由于涂抹了在上床睡觉前用来卸妆的乳霜而有些油腻，但她已草草地擦除过，只残留眉毛上的黑色条纹及脸颊上的红色粉块。她看起来非常小，躺在床上还不及一个孩子大，而且非常苍老。
“她一定超过八十岁了。”阿申登暗想。
她看上去不像个人，倒像个玩偶，那种幽默玩具商为了自娱自乐而制作的漫画里的老巫婆造型。她十分安静地躺着，在平坦的毛毯下几乎看不出她小小的身体，由于假牙被拿掉的缘故，她的脸甚至比平时小了一圈；要不是那双黑色的眼睛在干瘪的脸上显得出奇大，并且一眨不眨地瞪着，你几乎都要以为她已经死了。阿申登认为当她看到他时她的眼神有变化。
“那个，金小姐，非常抱歉看到你这个样子。”他带着强作轻快的口吻说道。
“她现在无法说话。”医生说，“当女佣去找你来时她又发作了一次小中风。我刚给她注射了一针。过一会儿她可能会恢复部分说话的能力。她有些东西要告诉你。”
“我很愿意等。”阿申登说。
他感觉在那黑色的眼睛里似乎看到了一丝宽慰。有那么一阵子他们四个人就围着床站着，注视着垂死的老妇人。
“我说，如果这儿没什么我能做的，我想再回床上去睡一会儿。”布里代先生开口道。
“去吧，我的朋友[25]。”医生说，“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布里代先生转向阿申登。
“我能跟你说句话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生注意到金小姐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
“别害怕。”他和蔼地说，“阿申登先生不是要走。他会如你所愿一直待在这儿。”
副经理把阿申登带到门外并把门部分合上，这样里面的人就不会听到他的低语。
“阿申登先生，我能信赖你的谨慎，是吗？有人死在旅馆里是很讨厌的事。其他客人肯定不喜欢发生这样的事，因此我们要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我会在第一时间把她的尸体转移出去，此事如果你不说出去，我将感激不尽。”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阿申登保证。
“真是不巧，经理今晚正好不在。恐怕他会非常不高兴的。当然如果可能我也很想叫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医院，但医生不让，他说她很可能还没被抬下楼就会死去。如果她死在旅馆也不能怪我。”
“谁也无法预料死亡。”阿申登低声咕哝。
“好在她岁数也这么大了，早该寿终正寝了。这个埃及王子要这么大年纪的家庭教师干什么？他早该把她送回她的祖国。这些东方人，他们总是添乱。”
“王子现在在哪？”阿申登问道，“她为他工作那么多年，难道你不该去叫醒他？”
“他跟秘书出去了，不在旅馆里。也许在玩百家乐纸牌游戏吧，谁知道呢。总之我不可能派人跑遍整个日内瓦找他。”
“那公主呢？”
“她们还没回来。她们不到天快亮是不会回来的。她们喜欢整夜疯狂地跳舞。我不知道她们在哪，无论如何她们也不会由于她们的家庭教师中风而被从娱乐消遣中叫回来就感激我。我知道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当她们回来时夜间门童会告诉她们具体情况的，她们也许会很高兴，她并不想见她们。当夜间门童把我找来，我走进她的房间问她王子殿下去哪儿了，她用尽全身力气哭叫道：‘不，不。’”
“她当时能说话？”
“是的，勉勉强强吧，但我觉得奇怪的是她说的是英语。以往她总是坚持讲法语的。你知道，她恨英国。”
“她需要我做什么？”
“这我可不知道。她说有些东西一定要马上跟你说。真有趣，她竟然知道你的房间号。刚开始她要找你时我并没让他们去。我不想让我的客人半夜因为一个疯女人的要求而被打扰。我想你应该有睡觉的权利。但医生坚持要找你。她让我们不得安宁，当我说她必须等到早上时，她竟哭了。”
阿申登看着副经理。他似乎找不到任何跟这件事有关的蛛丝马迹。
“医生问你是谁，当我告诉他时他说也许她想见你是因为你是她的同胞。”
“也许吧。”阿申登干巴巴地附和。
“那么，我想再去睡一小会儿了。我会让夜间门童在一切都结束之时把我叫醒。幸好现在夜晚比较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应该能在天亮前把尸体弄出去。”
阿申登重新回到房间里，垂死妇人的那双黑眼珠立即盯着他。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要说点什么。但说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自己对一个病人说话的方式有多愚蠢。
“我想你一定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吧，金小姐。”
他似乎看到她的眼里闪过一丝愤怒，阿申登不禁认为她是被他的蠢话激怒了。
“你不介意在这里等？”医生问。
“当然不介意。”
看来是夜间门童被金小姐房间的电话铃声吵醒的，但接电话时对方没有说话。铃声持续响着，因此他决定上楼去敲门。他用万能钥匙开门进去发现金小姐躺在地板上，电话也掉在了地板上。看上去像是由于感觉不舒服，金小姐拿起听筒想打电话求助，却最终摔倒在地。夜间门童赶紧去把副经理找来，俩人一起把她抬回床上。然后女佣被叫醒，医生也被请来。医生当着金小姐的面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让阿申登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在讲的时候仿佛金小姐听不懂法语。他在讲的时候仿佛金小姐已经死去。
然后医生说：
“那么，现在已经确实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了。我待在这儿也没用。如果事情有任何变化，请打电话给我。”
由于已知金小姐这个状态要持续好几个小时，阿申登便耸耸肩说：“那好吧。”
医生拍拍她那憔悴的脸颊，好像她是个小孩似的。
“你要努力睡一觉。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他收拾好放医疗器械的公文包，洗好手，慢慢地套上一件厚大衣。阿申登陪他走到门口，当他握手告别时，医生噘着满是胡须的嘴轻声告知金小姐的预后。阿申登走回屋子看着女佣。她心神不宁地坐在一张椅子的边缘，仿佛害怕面对死亡，那张宽大而难看的脸由于疲惫而有些肿胀。
“你在这儿熬夜也没用。”阿申登对她说，“为何不回去睡觉？”
“先生一定不喜欢一个人待在这里。必须有人陪着您。”
“天啊，为什么呢？你明天还有一天的活要干呢。”
“反正我五点还是要起床的。”
“现在去睡一小会儿总是好的。你起床后再顺便来我这儿看看，走吧。”
她缓慢地站起来。
“如您所愿。但我很愿意待在这里。”
阿申登笑着摇摇头。
“晚安，可怜的女士[26]。”女佣告别道。
女佣出去了，阿申登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坐在床边，眼睛再一次与金小姐的对视。她那毫不退缩的凝视让他觉得有点尴尬。
“别担心，金小姐。你只是有点小小的中风。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说话了。”
他很确信当他望着那对黑眸时她非常想说话。他不会弄错的。欲望可以动摇意志，但拿瘫痪的身体无能为力。因为她脸上失望的神情表露无遗，眼泪顺着眼角流到了脸颊上。阿申登拿出手帕把她眼泪擦干。
“不要难过，金小姐。耐心一点，我相信你一定能说出你想说的话。”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幻觉，他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她没有时间再等了的绝望想法，也可能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梳妆台上是家庭教师少得可怜的洗漱用品，一把背面饰有浮雕图案的银色刷子和一个银色小镜子，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黑色行李箱，衣橱顶上有一个发亮的皮制帽盒。在装饰整洁的旅馆房间里，这些东西显得既简陋又寒酸，更不用说这整个套房都是刷了清漆的花梨木制成。室内的亮光有些晃眼。
“如果我关掉一些灯你会不会觉得舒服点？”阿申登问道。
他关掉所有的灯，只留了床边的一盏，然后重新坐下来。他非常想抽烟。他的眼睛再一次被另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这是唯一能证明那无比衰老的女人还活着的东西了。他非常确定有些东西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但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也许她请他来仅仅是因为知道自己快死了，流放在外这么多年后，她只是突然想要在临死前能有个久违的同胞陪在她身边。这是医生的猜测。但为什么她一定要见他呢？酒店里还有其他的英国人。有一对老夫妇，一位退休的印度平民和他的妻子，如果她要见他们的话更合理些。对金小姐来说，没有人比阿申登更像个陌生人了。
“你想对我说什么，金小姐？”
他试图从她的眼睛里得到答案。它们继续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但他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别担心我会走，我会如你所愿一直待在这儿。”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注视着那黑色的眼睛，它们像是一团火闪耀着神秘的光芒，持续地盯着他看。阿申登自问她想见他是否因为她知道他是个英国间谍。有没有可能在最后的时刻在这么多年的经历后她有些突如其来的情感转变要倾诉？可能在将死那一刻她心中已沉寂大半个世纪的爱国之心又死灰复燃？——（“我真是傻了怎么会幻想这么愚蠢的事情，”阿申登心想，“这些都是廉价而又庸俗的小说段子”）——她心里有个愿望想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没有人像他一样有着爱国主义（这在和平年代是政治家、宣传家和傻瓜的口号，但在阴暗的战争时期就是能拨动人心弦的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会让人做些奇怪的事。她不想见王子和他的女儿这就很奇怪。难道她突然憎恨起他们了？因为他们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叛徒？而现在在最后的时刻她想要做些弥补？（“这太不可能了，她只不过是个早几年就该死去的愚蠢的老女佣。”）但你不能忽视那不可能的概率。阿申登的直觉抗议着。他奇怪地相信她有些秘密想要透露给他。她要见他因为知道他是谁，也因为他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情报。她要死了，什么都不怕了。但她要说的东西重要吗？阿申登身体向前倾，想要更仔细地读懂她的眼睛。也许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她糊涂的大脑来说显得很重要。阿申登很反感有些人看任何一个没有恶意的路人都认为是间谍，把任何一些不相干的事都能组合成阴谋。极有可能一旦金小姐开口说话，她要告诉自己的只是一些没用的信息。
但这个老妇人到底知道多少！以她敏锐的眼睛和耳朵，她一定有机会发现隐藏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人背后的秘密。阿申登再三思考，为什么他会有种感觉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人在筹划着什么事。霍尔茨明登那天到旅馆来就很奇怪；为什么阿里王子和帕夏，这些疯狂的赌徒，要浪费一整夜时间陪他玩合约桥牌？很可能有些新计划在制定，很可能有些重大的事情在进行，可能这个老妇人要说出的话会让这个世界瞬间大变样。而现在她躺在那里无法说话。阿申登沉默地看着她许久。
“是不是跟战争有关，金小姐？”他突然大声问道。
有些东西滑过她的眼睛，而她瘦小干瘪的脸上一阵震颤。这个变化清晰可见。将要有什么奇怪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阿申登不由得屏住呼吸。那小小的脆弱的身体突然痉挛了一下，这个老妇人像是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从床上坐了起来。阿申登跳起来去扶住她。
“英格兰。”她叫道。就三个字，声音沙哑又刺耳，然后她倒在阿申登的怀里。
当他把她放平在枕头上时，发现她已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