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母亲还在世，跟我住在一起。
一天我外出了，下午忽然有人敲我家门。母亲开了门，门外站着个戴眼镜的大高个儿。母亲告诉他我不在家，什么时候回来说不清。他说是我的朋友，问能不能进去等等我，母亲就请他进屋了。
来人叫章仲锷，是我们在北京出版社好几年的同事。我刚调到北京市文联当专业作家，他仍留在出版社。出版社在1978年创办了《十月丛书》，1979年获得刊号，双月刊。我和章仲锷都参与了《十月》的创办。我去当专业作家了，他仍是《十月》抓稿子的能人。他跟母亲说，他来，是跟我约稿。母亲听说他是编《十月》的，便格外热情。我得到的《十月》，每期母亲都精读。她常常坐在藤椅上，读到兴浓处，抬起眼，跟一旁伏案写作的我叹道：“好生动啊！”我便会问她读的是谁的作品，有一回她就说是林斤澜的《膏药医生》，我惊讶，林大哥的小说，我打趣称为“怪味豆”，好多人觉得朦胧难懂，没想到母亲却是林大哥的知音。那一天，章仲锷来，母亲就跟他夸赞《十月》，章仲锷没想到寻找作者，竟遭逢热心读者，两个人就没有了陌生感。
章仲锷问母亲，心武又在写什么呢？母亲笑眯眯告诉他：“可不是又在‘鸡啄米’，好像刚写完个中篇小说哩！”我那时候，还是用笔在稿纸上写作，母亲把我的书写，形容为“鸡啄米”。章仲锷竟等不及我回家，问母亲：“他那新小说放在哪儿呢？”母亲诚实地告诉他：“就在书桌抽屉里。”章仲锷就问：“我能取出来看看吗？”母亲点头，他就打开抽屉，很容易地取出了我写出的一摞稿子。他说，他就一边读稿子，一边等我回家。
那时候我居住的单元非常小，是个没有厅的小两居。作为书房的小间只有六平方米。刚够放一张书桌、一把写作木椅、母亲的单人床、床边一把藤椅。大间有十五平方米，既是我们夫妇和儿子的卧室，也兼饭堂和客厅。不过在那个年代，我三十几岁的人，能分配到那样的单元房，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大间里有长沙发，一侧有落地灯，章仲锷就坐在沙发上，看我那新写成的中篇小说。作为老辣编辑，他看稿子既快又细，既跟着审美感觉走，又不时有理性的专业判断。那个中篇小说有七万五千字，那样的篇幅，若翻译为拉丁系的外文，足能印成一本书脊不瘦的单行本，实际上西方的某些长篇小说也就是那样的规模。章仲锷静悄无声，时间不断推移，我却仍未回家。母亲过去观察，章仲锷打开了落地灯，在光圈里全神贯注地看稿。母亲不禁唤他：“我要做晚饭了，你吃了再看吧。”章仲锷刚好看完最后一页，站起来说：“伯母，谢谢你，我这就告辞了。心武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这稿子我拿走了！”母亲紧张起来：“那不行啊！心武好像还不打算投出去呢，要不你就再等等。”章仲锷竟把那摞稿子装进了他的包里，跟母亲说：“心武回来您跟他细说端详，他不会怪罪的。”那一天，章仲锷竟如此这般地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
那一天我在外面吃晚饭，天黑透才回家。母亲把章仲锷擅自拿走稿子的事告诉我，开头我有些气急败坏。面对奔八十的母亲，怎忍向她发作，责怪她没把稿子留住？就不免腹诽章仲锷一番，你为《十月》抓稿，也不能“王老虎抢亲”般粗暴啊！那时候妻子经常要去北城照看我的岳母，儿子也还在那边上学，那晚她带着儿子比我回家还晚，听了我的抱怨，她倒有句明白话：“一定是老章觉得你写得好，所以要拿去《十月》发，怕你再投别处。”
那时候一般文化人家里也都没有安装座机，打电话一般都是使用公用电话。我想下楼到自行车存车棚的公用电话那里，打电话给章仲锷家那边的公用电话，跟他兴师问罪，但一时又找不到他家那边公用传呼电话的号码。
那一晚有些失眠。那个中篇小说虽然确已完稿，自我感觉不错，但总觉得拿出去未必合宜，是写北京闹市区杂院居民因居住空间狭隘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立意还不在提出社会问题，而是想探索人性。想放一放，或者加进点亮色，投出去才比较能讨好、讨巧。但是每次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又总觉得现在这个文本已经形成了“一棵菜”，往上再“刷漆”，会导致败坏。
那一晚就想，即使仲锷老兄觉得写得不错，担任《十月》主编的苏予大姐能支持这个文本吗？会不会提出让我“刷漆”的修改意见？
苏予大姐比我长十六岁，确有大姐风范。修长的身材，秀丽的面容，朴素的装束，一接触便令人觉得气度不凡，尤其是那文雅的谈吐，精辟的见解，宽容的精神，更足令我佩服，而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她能以睿智的眼力，瞬间窥透你心中的繁难，而且能迅疾为你排忧解难。我是在《十月》上任分配到那个小单元的，那时候许多比我工作年限更长的兄姊辈同事，都还没有住进单元房，我却得到特殊照顾，这当然是大喜事，但我在搬迁前跟苏予大姐叹了口气：“要是我还在中学教书就好了！”她立刻懂得我在叹息什么，就是我搬家缺乏劳动力，我教过的那些学生，那一年大多数还在农村插队或在生产建设兵团当军垦战士，还没有回城，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出版社的人士多数比我年纪要大，靠我自己和弱妻幼子，喜迁新居竟有些困难，她便立刻对我说：“心武你别发愁，我儿子正好能帮忙，他很强壮，他再招呼他几个哥儿们，你那点家当，他们保证给你一一搬动到位！”
搬家那天，果然是苏大姐的儿子招呼上几个哥儿们，给包了圆，当他们把大立柜摆放在我指定的位置后，我问：“累了吧？”苏予儿子抹着额上的汗，坦率地说：“当然累啊！这楼没电梯，您在最高层五楼，楼梯拐弯又不好过……”不过他把整个单元看了看以后，笑道：“累得值啊！羡慕您呀！我家什么时候也能搬进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啊！”我这才知道，那时候苏大姐一家也还住在平房杂院里。
那晚我辗转反侧，不断揣想，如果过几天章仲锷将那稿子送审，苏予大姐能容纳吗？她若提出若干修改意见，我能遵照修改吗？
过几天？章仲锷他才不要过几天呢，后来知道，他当晚从我家出去，没有回自己家，顾不上吃晚饭，就直接骑车去了苏大姐家，进去就说：“心武这篇比《如意》还好。建议马上发稿。把已经编好的弱一点的稿子抽下来，发头题！”他要苏予当晚就审稿，因为，实际上第二天，那期《十月》就要下厂了。
《如意》是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责任编辑正是章仲锷。那一期的《十月》还刊发了宗璞的《三生石》和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这三个中篇小说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都被提名，最后《三生石》《蒲柳人家》获奖，《如意》落榜，有权威评论家指出《如意》弘扬人道主义“站位不高”，因此我写章仲锷拿走的那个中篇时，就总有个“站高位”的压力砸在笔端，但最后我还是决定以良知和良能站位，从容书写。但完稿后犹豫再三，没有马上投出。
后来知道，那一晚，苏予大姐竟接受了章仲锷的建议，在她家住的杂院平房里，连夜通读了我那七万五千字的中篇小说，并且第二天上班就签发了，安排在头题。
那就是我自己珍爱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
苏予任《十月》主编时期，发表出很多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的作品也很不少，引出争议的作品也很有一些，也有若干效应比较冷寂但从长远看是值得刊发的作品。
我不知道苏大姐在《立体交叉桥》的终审稿笺上写了些什么。我离开《十月》以后和她见面次数并不太多。1984年我正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期间海军部队作家闵国库为《十月》提供了一次到海军部队参观访问的机会，那次苏予率队去了，我得到邀请也欣然前往。记得那次住进营房，还到潜水艇内部进行了参观。在海边散步时，我和苏大姐有了比较深入的交谈。记得我问起她审读《立体交叉桥》的感受，她告诉我：“那一晚我读完以后，心里很难过。”
那一晚她心里很难过！
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心里难过》，近来网络上出现了多个声频，录播的有正式的电台，也有自媒体，我今年推出的《刘心武文粹》第二十五卷就以《心里难过》为书名。我在这篇散文里写道：“不是愤世嫉俗。不是愧悔羞赧。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悲悲戚戚。是一种平静的难过。”我想，苏大姐在那一晚，她心里难过，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芸芸众生，是一种大悲悯的情怀。那种情怀，是与古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吁求相通的。深知“人们到处生活”，“谁也不容易”，“展拓生活空间应与展拓心灵空间同步”，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应有的品格。正是因为《十月》创刊伊始，就确立了它接地气的站位，苏予作为首届主编，怀有对最普通的个体生命的尊重与悲悯，而诸位同仁也达成了共识，齐心合力，才奠定这本双月刊的基本审美追求，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立体交叉桥》引出了当时主流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认为“调子”不明亮。《如意》毕竟还在中国作协的中篇小说评奖中被提名，《立体交叉桥》连提名资格也没有。但也有知音。当时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访问的复旦大学美学家蒋孔阳教授，在那边读到了刊有《立体交叉桥》的《十月》，不久也听到了针对这个作品“调子灰暗”的批评，他就写出长文，表达他对《立体交叉桥》的审美感受，为《立体交叉桥》的“调子”辩护，并将他的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出来，引起注意。200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请人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没有获得过奖项的《立体交叉桥》被收入了“中篇小说卷”，蒋先生评论《立体交叉桥》的文章也被收入“文学理论卷”。2011年出席南国书香节，在一场活动中我正好与陈丹青坐在一起，他说，刊有《立体交叉桥》那期的《十月》出来没多久，他就去美国，当时怕行李超重，携带的物品一再做减法，但是他还是决定带上《立体交叉桥》在飞机上重读，他当时实在喜欢这个作品，他是从那期《十月》上，单把《立体交叉桥》那一部分撕下来带着的。而我最重视的则是林斤澜大哥读完《立体交叉桥》后的简短评语：“这回你写出个纯粹的小说了。”
前些年，章仲锷老兄病故。前些天，又惊悉苏予大姐仙逝。两个支持过我创作《立体交叉桥》的伯乐竟都离世。我现在还在想，苏予大姐为什么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就直接把我那个作品签发并放在头题呢？很后悔跟她在海边散步时，并没有这样向她提问。
只记得，她对我说，那一晚读完我的手稿，她心里很难过……
2016年5月6日 温榆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