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罗世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方大学。他用半年时间周游了俄国、德国和法国，于年底回到祖国。有人见这位留学的洋学生什么都没带，只带了几箱书，而且还都是些要“杀头”的马列主义书籍。罗世文笑着说：“我什么也不愿意带，就只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人告诉我，这些书在国内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我不怕，因为我回来就是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不久，党中央派罗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这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风云四起，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威震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励了各地党组织的斗争热情。罗世文回川后，也立即投入了领导士兵的革命暴动运动之中。
根据地下党四川省委意见，罗世文来到国民党地方军队28军第七混成旅进行策反工作。经过罗世文的艰苦努力，旅长邝继勋被争取过来。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正式起义。在全旅官兵大会上，旅长邝继勋首先发表演说：“弟兄们！官兵们！同志们！我们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起义呢？”邝继勋环视了全场一周，然后提高嗓门道：“那是想到了这些年我赤膊带刀，领着弟兄们拼杀，想给老百姓们办点好事，想为工农大众打江山。可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们就要起义！就要变成革命武装——工农红军了！”
一片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党代表罗世文宣布道：“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正式成立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按“八一南昌起义”的形式，叫做“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是罗世文，前委委员兼前敌总指挥为邝继勋，前敌委员中有在川军中威信很高的刘伯承，他虽未到任，但名列其中。下辖三个师编制，以罗世文为首的中共党员分别负责该起义部队的各级政治工作。
起义部队在罗世文、邝继勋的领导下，在初期时连连得胜，所到之处，工农红军的革命义举和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深得人心，极大动摇了地方反动政府的统治。后因叛徒出卖，起义部队在同军阀刘湘部队的战斗中终因兵力悬殊，队伍被屡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罗世文冲出敌人包围圈后，孤身一人，藏匿于乡村的草丛之中数天，他被饥饿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烧！“一定要克服艰难险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庆！”罗世文这时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庆，向省委汇报这次起义的全部情况。于是，他重新挺立起来，迈开艰难的步子……鉴于中共四川省委几位主要领导的先后被捕和牺牲，罗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书长商议，从成都调程子健等到重庆，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罗世文任宣传部长。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订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一中央精神，对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影响很大。一位中央大员到四川后，不顾罗世文等人的反对，坚持主张武装起义，结果在之后的三四个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党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血的教训，让罗世文不得不亲自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9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状态。
1931年初，罗世文鉴于重庆白色恐怖严重，提出将四川省委迁往成都等建议。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工作，与他同行的有党中央派到川陕苏区的廖承志。罗世文出任中央驻川陕根据地党代表，并任川陕苏区党校校长，廖承志任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作为我党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之一的罗世文，他的专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在给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的学员讲授农民问题与民族殖民地问题时，他以丰富、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仅靠一两千字的提纲，就把问题讲得透彻而生动，极受工农干部出身的学员们的赞扬。在川陕根据地，罗世文与分裂主义者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他被握着党内军政大权的张国焘死死地控制和打击着。1934年春的一个早晨，心中异常忧闷的罗世文独自漫步在通江边上，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阳，百感交集，吟成了《过通江城》三首，其中一首云：
千锤百炼是钢筋，共济同舟斩棘荆。党性忠言多逆耳，晨曦漫步出江城。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对党的忠诚，而向张国焘表达自己的逆耳忠言，却反被误解的痛苦之心。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罗世文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自觉革命信仰和坚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张国焘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拒绝罗世文、廖承志的逆耳忠言，而且于1934年冬，派杨立人找罗世文、廖承志谈话，给他们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并非法逮捕关押了他们，几次想杀罗、廖两人。由于罗世文和廖承志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的同志，张国焘觉得暂时还可以利用一下而没有当下动刀动枪。这期间，罗世文被张国焘重兵监视起来，让他专门起草文件，刻蜡纸，同时还要做苦工。
1935年3月，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张国焘公开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红军分裂。被看管的罗世文无奈跟着张国焘的部队连续两次穿过草地、翻越雪山。长征路上，罗世文穿着单薄的破棉袄，拖着一双肿胀的脚，面对饥饿、疲劳、寒冷和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屡次处在生死边缘之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向往和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后因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识破，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迎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了！罗世文也在这时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顿时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党中央对罗世文在革命紧要关头的政治立场给予高度评价，任命他为红军大学的理论教授。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这所革命大学授课。罗世文作为革命理论家，他在这里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的课深入浅出，很受学员们欢迎。同时革命熔炉给罗世文也带来了许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罗世文作为张国焘分裂党的见证人，积极参加了党中央发动的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并且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延安革命同志们极大启发和教育。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各地形成。党中央决定派罗世文回川作为我党代表，担任刘湘高级顾问同刘湘进行联系谈判。1937年底，罗世文到达成都，即拜会了昔日的宿敌刘湘。然而这一回他是被刘湘当作重要宾客安排到了戒备森严、豪华堂皇的刘湘公馆。曾几何时，刘湘查封了罗世文和萧楚女合办的《爝光》杂志，并勒令他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后刘湘残暴地枪杀了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以及陈攸生、邹进贤等四川省委重要干部！与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政治宿敌住在同一庭院，罗世文心头难平，可是为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和争取刘湘，期望这位四川军阀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罗世文努力而艰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间，川军到前线作战时，刘湘没有执行蒋介石要他把部队调到济南的命令，而是主动把川军调到中汉路以北与我八路军靠拢，挫败了蒋介石的一次阴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成渝两地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罗世文的领导下，成都和四川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1937年冬，罗世文会合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周凤平、廖志高、余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领导机构——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罗世文为书记。成立四川省委后，罗世文即去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
罗世文返川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带领省委同志积极扩大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成都市委、重庆市委以及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三台等中心县委，在并不长的时间里，发展地下党员达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鉴于四川地区大、交通联系不便等情况，加之当时成都与重庆存在两个政治中心的实际情况，在请示周恩来及南方局同意后，决定分别建立中共川康特别委员会和川东特别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1937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同国民政府谈判抗日问题时，决定由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并决定由罗世文负责此报建设。《新华日报》从此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进方向，也温暖了国统区人民的心灵。作为党的宣传理论家，罗世文极端重视统战工作中积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他不仅亲自担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负责人，还兼任成都地区的《新华日报》总推销。
然而，从1938年开始，假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公然进犯延安等我党建立的解放区，同时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及革命组织进行残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早已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向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区进攻的同时，老蒋把屠刀同时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两百名别动队员潜来成都，策划了轰动一时的“抢米事件”。当时，特务们选中了成都银行设在南门外的米仓库。3月12日晚上，由康泽的别动队为骨干，纠集暴徒几百名，故意抢劫了这个仓库。而在这个米仓的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刊》的印刷部门。在暴徒抢劫时，《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正在印刷处校稿，当他闻声走出去观看时，即被预先布置的特务别动队员抓捕，诬称朱亚凡是此次抢劫的现场指挥者！
“抢米事件”次日，成都街头的所有国民党报刊几乎同一口径刊登“共党分子朱亚凡指挥抢米”的醒目标题的文章，企图借此彻底诋毁中共四川地下党。成都时局一下紧张起来。特务们竟敢直接公开地前来威胁具有公开身份的罗世文。在形势极端困难时刻，罗世文大义凛然地对那些为他担忧的同志们说：“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真诚，即不应危害我！”可是，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嚣张。敌人终于露出凶狠之丑恶面目。4月18日晚，罗世文为了《新华日报》分馆能坚持发行报纸和清理有关机密，化装前往《新华日报》分馆。当他刚一进分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军警特务立即冲进报馆将其逮捕。临别时，他向坚持在报馆工作的同事说道：“同志们！《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当局同意办的。国民党这样无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们做贼心虚！你们要把《新华日报》坚持办下去！这是我们党的报纸！这是人民的心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敌人还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车耀先。罗世文和车耀先两人从此并肩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一场场新的特殊战斗。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得知抓到了“共党要犯”，率领军统局秘书李崇诗和司法科长余锋，亲自审问罗、车二人。可戴笠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位共产党人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戴笠先生，你来得正好！我要请问你：我八路军驻西安、重庆、成都办事处，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华日报》，该是你们国民党当局同意创办的吧？我是成都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非法逮捕我？”“犯人”罗世文来了个“倒审问”。
戴笠愣了半晌后，才十分尴尬地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模样道：“哎呀，对不起，罗先生、车先生，你们的被捕，纯属误会！你们两位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望你们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共同参加我们的工作！”
罗世文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行！你对我们的拘捕，既然出于误会，那就马上把我们释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狈地说：“那怎么行呢？”罗世文质问戴笠：“你既然说拘捕我们是误会，却又不释放我们，那我们算犯了什么罪？
你们这样做又叫什么呢？”戴笠被问得张口结舌：“这个……这个就只有委屈你们一下了！”万般无奈的假象装过后，戴笠马上改了口气，露出凶相要罗、车供出党的机密。罗世文坦然大笑，说：“我是你们请来的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处长及《新华日报》分馆负责人，另一个职务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就是全部机密，这个机密可以了吧？”车耀先也只承认自己是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会长，曾任川军团长，没有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其他问题，一概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