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景颇山的路，是长刀砍开的，赤脚踩亮的。”这是一句景颇族名言。是啊，每当我沿着那陡峭坎坷、蜿蜒曲折的景颇山路攀登时，当我登上高高的山顶，拨开云帐雾幔，迎着东升的朝阳，放眼巍峨连绵的群山时，不由对这个素以骁勇剽悍、勤劳刚毅、热情豪爽的民族油然而生敬意！不由想到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当我参加那盛大的目脑纵歌时，景颇族神奇般的传说如此动人心魄、引人遐思：景颇族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迁来，英雄的先祖宁贯娃曾历经艰险，寻找光明的太阳……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景颇族挣脱了半封建领主制的枷锁，迎来了太阳！从结绳记事、刀耕火种跨世纪地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唱着豪迈的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五、六十年代，在德宏地区战斗和工作过的作家杨苏、苗歌、李钧龙，曾以小说和散文形式，把景颇族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展现给全国广大读者，使我们对这个民族开始了解和熟悉。然而正如一个景颇族干部四年前感慨的那样：“深深感谢党和毛主席，解放以来为我们民族培养了一批干部，但是，由于十年浩劫的破坏，我们景颇族还没有自己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农技专家。”粉碎“四人帮”，春回景颇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3年多来，我们极其高兴地看到，这个只有9万多人口的边疆少数民族有了自己引以自豪的青年作家群！这一批年轻作者先后在州、省和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了500多篇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不算在内）。这些作品仅管思想和艺术水平有高有低，但它们那真挚热烈的情感，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民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泥土味的语言，和颤动着较强烈的时代脉搏，吸引了广大读者，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和关注。这群青年作者的特点：一是平均年龄才27岁；二是人人会舞“双刀”，即既能用景颇文写作，又能用汉文写作；三是这批人基本上是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发表作品。这群作者中有教师，有编辑，有记者，有大学生，有干部。他们正在组成一支年轻的登山队，沿着崎岖的文学之路奋力攀登。这不能不说是文艺春天里，我省和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兴旺的一个值得祝贺的崭新现象。
二
先让我把他们简要介绍一番吧：
石锐，男，37岁。他的第一篇小说《队长腊约》写于1973年，1976年底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40多篇。主要作品是：小说《勒干和娜霜》 （边疆文艺1981.1，小说月报1981.3选载）；《早山和扎丽楠》(人民日报1982.1.18)；《无声的爱》（边疆文艺1982.2，民族文学1982. 12转载）；《别了，红白色的小楼》（孔雀1983.1，已选人《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散文《歌舞山》（云南日报1980.6.7，获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一份竹叶入党申请书》(人民日报1981.6.30)。他用景颇文整理的民间叙事长诗《凯诺与凯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
岳丁，男，23岁。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是：小说《在崎岖的山道上》（云南群众文艺1981.2）；《恩爱》（边疆文艺1981. 10）；《第一，不属于我》(边疆文艺1982.5)；《月光下》（春城晚报1982.6.11）；《爱的渴望》（人民文学1982.6）；《重逢》（滇池1982.8）；《在小河边》（边疆文艺1982. 10，北京周报83.6期英文版译载）；《初潮》(青春1983. 11)等。另外诗歌30多首。最近已完成3个中篇。
玛波，女，23岁。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民间文学等。主要作品是《瑞丽江之泪》（团结报景颇文版1980. 1-4月，获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有缘相逢》 (文蚌1981.2)；《幽幽香草》（边疆文艺1982.8）等。
岳坚，男，31岁。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小说《展望2000年》(团结报景颇文版1979)；《谁的过错》（团结报景颇文1980. 9-12月，云南省并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另外一部景颇文中篇小说《拂晓的梦》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李向前，男，33岁。1979年以来发表景颇文散文、诗歌80多篇，与别人合作用汉文整理的民间故事10多篇，他从1975年搜集，1981年完稿的民间史诗《景颇创世纪》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1982年3月出版。
晨宏，男，26岁。1980年以来在《团结报》、 《孔雀》、《边疆文艺》、《滇池》、《民族文学》等发表诗歌80多首。另发表小说、散文10多篇。
朵世拥汤，男，32岁。近几年来搜集整理了7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同时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等。
沙明宝、尚正兴，都是20岁。近两年来用景颇和汉文写作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小说。另外，盈江县文教局的木如迈、德宏州广播电台的木直南、德宏民族出版社的孔早若、州民族歌舞团的春雷、《文蚌》杂志编辑金明、瑞丽县文工队的孔黎明、木然干。瑞丽县文化馆的沙中伟、盈江县小学教师排勒等、陇川县邦外文化站的杨麻锐（女）等已用景颇文或汉文发表了一些作品。
有如景颇山雨后俏拔的翠竹，艳丽的斑色花，他们，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为民族文学增光添彩。
三
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我不准备对他们所有的作品进行评论（况且谁能估量他们灿烂的前景呢），只打算对其中几个人的一两篇代表性的作品，写点零碎而肤浅的读后感。当然，很难排除自己的偏受。
石锐的《勒干和娜霜》，是较早引起人们注视的一篇小说。每当我读罢它后，掩卷沉思，我的心都要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久久颤动，我都要面对景颇群山在心中发出这样的呼唤：啊，终于消退了，那黑云翻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那场血与火的劫难！“愿太阳发出永恒的光与热，愿人间永远充满温暖和爱情……”《勒干和娜霜》所表现和揭示的，正是十年浩劫中景颇族人民的命运。处在这一特定时代中的人物当然会有他们的忧戚、悲哀、挣扎和不幸，人物的语言尤其是行动必然会印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勒干之所以去异国他乡采宝石（生活中真有人和事），难道仅仅是为幸福的爱情所驱使吗？不，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边疆的折射和缩影啊！小说仅仅是讲了一对景颇族青年男女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吗？又仅仅是对传统落后习俗的反抗批判吗？不，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总是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流露出作者的倾向的。正如石锐对笔者信中说的：“我之所以写这篇东西，是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理想啊！”确实，我们从小说中感受到的，不正是这颗跳荡着的赤热的民族心灵么！勒干和娜霜这对苦恋着的情人之所以能从炼狱返回人间，“死去又复活”，那是因为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又被各族人民牢牢掌握住了，故乡的绿宝石才重新闪耀出璀灿的光芒，幸福和爱情才又回到人世间。这正是小说深刻的主题所在。令人喜悦的是，这篇小说具有景颇族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作者以讲故事的口吻娓娓道来，平易中时见奇崛，流畅中蕴含激情，简短的七节各自相对独立而又与整篇故事承启衔接。作品以勒干和娜霜的爱情为主线，安排了娜霜父女之间、娜霜与姐夫之间、娜霜与早山之间以及娜霜的父亲与勒干之间四条支线，主脑既定，针线联织，浑然成篇。另外，语言简洁、流畅、形象，富有较浓郁的景颇山寨气息。似乎觉得作者在向我们吹奏一支吐良，清新凄婉的音调中流溢着真挚的情感和明朗的音色，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但是，这篇小说也存在一些缺点，其中较突出的是人物性格的刻划上不够深和细，多见粗线条的斧凿而乏细线条的精雕，作者较多着眼于整篇故事的完整性而不太致力于细节描写的生动性，因此主要人物勒干的形象不够丰满，个性不够鲜明，相比之下，娜霜的形象就较丰满些。这也许是作者安排的人物活动的时间跨度太长（写了整整十年的经历），次要人物也分了力，因而难于去精细地选取最能表现主要人物的细节。虽然，短篇小说不要求人物性格有发展，但总要求鲜明。另外，从石锐的其他几篇小说看，似乎作者的生活积累还不太厚实，对本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还欠深广，有的作品还有较明显的忙于编故事的倾向，而对生活的挖掘、人物的形象的库存、语言的积累和锤炼上功夫不足。相比之下，我倒觉得他的几篇散文的确朴实优美，如《歌舞山》、《一份竹叶入党申请书》等，那纯朴真挚的感情，生动形象平易的语言，行云流水般的笔调，形神兼备的文采，使人觉得如饮醇酒，韵味袭人。
岳丁，起步不凡。他的小说以浓郁的民族风味，道地的而又被诗化了的景颇族语言，灵巧的构思和手法，醇酒般的意境，别具一格，吸引了广大读者。获云南省1981-1982文学创作奖的小说《爱的渴望》，思想倾向是很明朗的：一个失去父母和亲人之爱的景颇少年，站在远山，急切地呼唤爱。但作者写得不落俗套，情真意醇，催人泪下，发人深思。母亲被迫而出走，父亲无奈上她们，爷爷病故，好心的队长被害死，七叔七婶像“红皮黑心的果子”，惟有白发的退休女教师敞开母爱般的怀抱……这当然是“政治边防”那令人悲怆的灾难岁月里的回声，然在今天，这回声依然使人牵魂荡魄。可贵的是，作品的语言十分朴素而形象，如“一株又一株的树，牵枝搭叶，像长刀恋着刀壳，可亲热了。我的家却像寨子边那被风吹裂了的芭蕉叶……”开篇便吸引人。爷爷说：“阿等呀，你阿爸阿妈各走各的路了。我死后，你的眼睛里进了灰沙，哪个来帮你吹呢？”我说：“你不会死的，爷爷，我去捉小鸟来给你玩。”这真是含泪的笑语。作品又写好心的队长阿叔，“那些年，有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但队长从来不拿我出气，有时候他可是用细竹梢打他的女儿哩。我不知道被人抽打是什么滋味，我想那除了疼以外还会有着某种别人无法体会的爱吧……因为他的女儿挨了打有时还在笑呢！”这是多么细腻传神的描写。慈母般的赵老师“她教我读书，给我烧饭，常常戴上老花眼镜给我挑脚上的刺。”这些是多么朴素生动的诗一样的语言。如果说《爱的渴望》是作者在深切地呼唤爱，那末《月光下》，可以说作者在深沉地思索爱。这是一篇600多字的微型小说，但容量不小。一开头是这样写的：“山岗把月亮举过了头顶。树林争着把一缕缕光线抽进枝叶间。”景颇族大学生勒弄，“一边抽烟一边观赏体味着故山的夜景。”他不停地一支一支地抽，“烟头便一闪一闪地叹息起来。”原来他散了10盒香烟给乡亲们抽，大吹城市的高楼、红绿灯、远大理想，口若悬河。这时他正坐在寨子边乘凉。忽然，路旁的背篓边睡着一个人！一看，原来是母亲！“你回来了？”母亲的声音很柔和，“鱼腥菜都卖完了。今天忘了带饭，又舍不得买什么吃，累得想歇气……我算了一下，你回学校的路费够了。对了，还多出四角，够你买包烟在路上吃呢！”小说的结尾写：“他背上背篓……看着母亲那没有穿鞋的脚，想着母亲刚才的话，悄悄地把裤包里的烟掏出来，扔给了路边的败叶。”读者当然会发现，小说不是写戒烟，也不是纯粹在号召艰苦朴素，即便有一点点。而是在一种醇厚的乡情中流溢出深沉的崇高的爱——母亲的爱，是难以报答的“春晖”；儿子的爱，不仅是对母亲的、乡亲的、故乡的，而且蕴含着一个景颇族大学生对祖国、对未来的爱。他在觉悟，在立志奋发，在为一个民族的自强而思索。茅盾曾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月光下》等短篇对生活的开掘是较深的，它不是水酒，而是度数较高的醇酒。岳丁写母爱、童心的诗，也具有这种特色。岳丁曾经有较曲折艰苦的生活经历，现在又肯勤奋地学习和思考，他完全能够沿着这条健康的路子再前进，再探索，希望在招手，光明在前头！
玛波，笑容可掬，性格内向，坚毅、多思而勤奋。她的小说不仅带有一般女性作者细腻的特点，这表现在他的笔法和某种感情色彩上；而且主要的是她的作品大都反映了当代景颇族女青年的某些切身关心的问题诸如：婚姻，伦理，道德观念，舒展个性，争取平等和抵制陋习等。她较敏感地关注着从浩劫中过来的民族女青年的理想、信念和对前途的追求。她用景颇文写的小说《瑞丽江之泪》，通过一对景颇族青年的爱情故事的描写，揭露批评了像腊扎一样一参加工作就拼命追求打扮玩乐而内心空虚、不懂得生活的意义的倾向，歌颂了景颇姑娘睿直纯洁美丽高尚的精神世界，从而向广大青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不少读者称赞这篇小说像景颇山上的刺玫，说明它获得了不仅是本民族读者的好评。当然，这篇作品还较粗糙，人物性格欠立体感，情节的发展有些仓促，结尾流于概念。后来汉文的《幽幽香草》，可以看出她的进步和飞跃。这一篇也是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也是选择景颇青年爱情题材，但写得不凡不俗，语言流畅朴素，结构谨严，人物形象鲜明，散发着真实而浓烈的时代气息。民族歌舞团的名演员扎若姑娘对工人英旺深深爱恋，固然有英旺对她患难相助一事为起点，但英旺不是那种俗气的景颇男子，而是一个勤奋学习，有高尚的爱好，充满理想，在遭受离婚打击后不沉溺的青年工人，所以扎若对他的爱才愈益坚贞。英旺与锐努离婚后生病住院时，扎若搬来被子精心地守护在床边；英旺的父亲去世后，她取出全部存款上山去安慰英旺的阿妈，深情地投入阿妈的怀中，“没有羞涩，坦然地说道：‘我是你的未婚儿媳，你千万别嫌弃我……’”直到英旺后来了解到这一些悄悄发生的事情后，他，终于“从玻板下拿出香草，用双手捧着，抖颤地递到我胸前。”“我反而失声哭了起来，小溪般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胸襟。”英旺终于激动地喃喃地重复着：“愿天下的姑娘都像你……”小说结束了，我却久久地回味思索着——我们景颇兄弟民族的青年一代，他们正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搏击中奋然站起、乐观前行。他们不仅在发扬光大一个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而且是在为振兴中华刻苦地学习着，热烈地工作着，乐观地生活着和执着地追求着。祝愿玛波不断地开拓和挖掘，更加勤奋地学习，取得更大的成绩。
岳坚、李向前、朵世拥汤，是三位忙碌的编辑，同时也是很勤奋地主要用景颇文写作的青年作者。岳坚用景颇文创作的获奖小说《谁的过错》是一篇被景颇族群众认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作品。笔者曾在《民族文学评论》第一辑一文中谈到，这里不再赘述。在此，我想对李向前用7年时间收集整理的史诗《景颇创世纪》说几句。景颇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传奇般历史、产生了众多民间诗人（斋瓦）的民族。大诗人贡推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景颇创世纪》是迄今用景颇文整理出版的第一部史诗，长达1万多行。它叙述了从开天辟地、到民族形成、迁徙、定居、发展的漫长过程。这部史诗具有神奇诡秘的色彩，雄浑豪放的情调，很吸引人。斯大林曾经指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它，我殷切地建议李向前同志和有关同志配合，把它翻译成汉文出版。这不仅功德无量，而且对李向前本人的汉文写作水平也将会更大地提高。
景颇族勤奋而初露才华的青年作家还很多，最后，我想谈谈晨宏的诗歌创作。晨宏这几年发表了80多首诗，我是很喜爱的。他的诗感情真挚，语言天然，意境清新。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角度。有了自己的角度——一个景颇族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的角度，这样的诗就是自己的创造了。发表在《民族文学》1982年7期的《合欢树下》构思固然别致，但《小溪》则更清新而富有韵味：“……我也悄悄地拿起了笔，但我想象不出海的模样。于是我想起了你，小溪，你仍在我的心上流淌。我想起我抱着竹筒，跟着阿妈汲水的早上，我想起炎热的夏天，你给我一片清凉。我想起你潺潺的水声，就想起妈妈低低的歌唱……小溪，我从小生活在你的身旁，我想，对于你，我的歌，为什么不可以像那位诗人的一样。”什么叫诗的构思？有位古人说叫“想头别”，妙哉斯言！晨宏的诗构思较新颖，他的诗又像山溪旁带露的斑色花，朴实清新。晨宏有一首诗《故乡，我要走了》（孔雀1983.2）发表和被我评点后，初学者争相模仿，传颂较广。原诗是这样的：
故乡，我要走了
不是我不爱那把长刀
我愿意佩着它
让所有缀着银泡的姑娘
对着我甜甜的微笑
我愿意跳起轻快的刀舞
把我的欢乐
分给故乡的男女老少
那把古老的长刀
佩上它，我为祖先感到自豪
可是，我得走了
因为我已经懂得
用长刀砍开一片森林
不再是我们这一代的骄傲
刀耕火种的土地
只会生长旱稻和苦荞
低矮茅屋和没有轮辙的山道
不该是你明天的面貌
故乡，我要走了
为了明天的来到
这首诗，特点不少。诸如抒真情，口语人诗，议论入诗，天然朴素，较深的思想意义等。但评诗最好顾及全诗和作者本人，所以谈这首诗，我要说的是一点——即晨宏找到了“自己”。诗，“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艾青说：“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雕塑。”这是主客溶化、物我合一产生的艺术雕像。《故乡，我要走了》表现的是有理想、有文化科学知识、有进取心的景颇青年一代的情志。它不是以高蹈的韵律、拉破的嗓子来完成，而是用景颇人的长刀这个常见的形象来雕塑，借物抒情，缘情述志，从而显得意象深蕴，朴中见巧。晨宏近几年在《民族文学》、《边疆文艺》、《滇池》、《团结报》、《孔雀》发表了一些有自己个性色彩的诗，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感受去体验生活，用自己的嗓子去歌唱家乡，用自己的脚步进入民族新诗坛。晨宏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起点，望他认真学习民族民歌和古典诗词，在此基础上，借鉴我国新诗和外国诗歌，“走自己的路”，相信他定能越过一个个新的标竿，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四
粗略浏览了这群景颇族青年作家和作品后，我们欣慰地感到，他们的作品中似乎有一股纯朴而清新的景颇山山味，有一种敦厚而奇峭的景颇山的个性，或者说有一种景颇山的特色。这种特色、个性、山味的构成大致有几种因素：一是他们都生在边疆解放初期，长在动乱时期，前进在变革时期，迎着文艺春天的春风思索着，歌唱着。他们都是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从景颇山走来，丰富了知识，增多了阅历，开阔了视野，感受到了新时期时代的脉搏，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迫使他们拿起笔来，他们脚踏着现实主义的土壤，从生活出发，面对现实，向着未来，去竭力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表现自己民族的历史、性格，表现对理想、光明的执着追求，因而，他们的作品首先给人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和时代感。二是他们没有哪一个是出身于书香门弟、文学世家，他们没有因袭的重负，只有进取的锐气和执着，他们没有哪一个不是在顽强地拚搏和进击，他们本身就是民族气质、性格的体现者。“为了景颇族文学的明天！”这就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三是他们在写作中，都在较自觉地运用本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用生动、形象、朴实、泥土味浓的语言，较准确地传达出本民族的风俗情趣、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又由于他们往往民族文与汉文兼通使用，因而他们的作品初步形成了一种景颇族文学新的特色和风格（当然就个人来说还谈不上），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这新，首先在于它的独创性。正如十八世纪英国诗人爱德华·杨格所说：“独创性的作品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所喜爱的，因为它们是人们的大恩人。它们扩大了文艺之国，给它的版图添加了新的省份。……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论独创性写作》）当然，也不能不指出，他们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一层，他们是意识到的。诚如玛波说：“我对生活还是一知半解的，知识是贫乏的，艺术技巧是很差的。思想、生活、技巧是三位一体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进行文学创作，三者缺一不可……”另外，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流派风格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当前世界上正在探讨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特征的问题。由此，我想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要上去，不仅要在内容上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在形式上风格上也要有自己的特色，有了这些，才能立于中国和世界民族文学之林。由此，我还有一点建议：作协举办的创作读书班，往往是吃大锅饭（即各民族作者一起参加），这当然有某些好处。是否可以开点小灶？即专门办一个少数民族的作者读书班，不仅请作家、教授讲文学课，而且应该请有关专家讲该民族的历史、民俗、民间文学等课，使这个民族的作者有更全面深层次的提高呢。
这群景颇族青年作家的涌现，固然与他们的刻苦勤奋分不开，但是，我们尤其应该感谢党！感谢三中全会带来的春天！感谢人民的培养哺育！还要感谢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和作家、编辑们对他们的热情扶植和帮助！鲁迅先生早就呼吁：“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现在正是造就一大群各民族文学新人的大好时代。我们每个人不管能力大小，都应当为兄弟民族文学新人的成长尽一点力、发一点光和热。我的亲爱的景颇族兄妹们，我深信你们不会骄傲，不会停步，你们一定能以刚毅的意志、敏锐的眼光、坚实的脚步，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请允许我借用石锐一篇散文的题目赠与你们——《祝你们进步！》也请我引用岳丁的一首诗《诫》互勉：
少为那点成绩歌唱，
请看那东奔西忙的太阳——
生得那么美，站得那么高，
还用光的针，遮住面庞。
1983年9月于德宏州建州三十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