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很重视行道树的栽植。周代有野庐氏的官职管理驰道两旁的树木。春秋战国时，曾把行道树的栽培管理的好坏，视为一个国家盛衰的标志之一。
秦统一后，曾命令道旁植树，所谓：“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即是。
《汉官解诂》里说：“列树以袁道”，这就是说种行道树是为道路作标记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们可根据松树的棵数来判断里程；二是古时地旷人稀，修筑的驰道又无人保养，常被路杂草作掩蔽，为了使行人不误入岐途，种上行道树，行人就可借此为路标了。
以后，行道树多以适应性强、遮荫幅度大的槐、楸、榆、柳树为之，其保护也很严格。唐代有诗“古道槐花满树开”、“万里杨柳色”，可证当时路树盛况。宋代则有“一色杏花三十里”、“二月杨花满路飞”的写照。清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令沿途栽柳，千里成荫，世称为“左公柳”。这种行道树，大家都注意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砍伐。唐朝有位大官想伐路槐造车，渭南县尉名叫张造的据理力争，官司打到皇帝那里，终于阻止了这场灾难，成为千古佳话。
